人都是从一块土地上出生的。婴儿的第一个吐言是“妈妈”。脚下的土地就是根，土地上的风声雨声，那是母性的声音。
不论是现代化或是全球化，人们常常会忽略自己的本土，自己的根，自己的那种母性的声音。这也是世界华文文学界必然面对的问题。
历史和现实总会如此提醒人们：如果对自己的故国家园，对土地上的民众、文化和风云产生陌生感，情感上、心理上产生疏离感，很容易成为“无根的人”；如果对西方世界融入不了，对故土文化又弃之甚远，就会变成“悬空的人”；如果按照现代化的物理逻辑只求物质、只求功利、只求享乐，就很可能出现一批又一批的“空心的人”、“工具的人”。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由成千上万海外华人以血汗的代价所换来的生存经验，也是由无数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以灵肉的苦斗所提供的生命体验。
若以北美华裔文学为中心来考察，问题即不言自明。
一直以母语写作、移居美国二十多年的张耳，有诗写道：
反复抚摸光滑如卵的石
仓皇若瞽者震颤的手指
黑暗吞噬着黑暗
如果天是地，阴是阳，东是西，水是火
则我亦非我，知亦非知
这一边亦那一边吗？
这是《古事问》①① 张耳：《古事问》，见诗集《没人看见你看见的景致》第15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的发问，是一种文化困惑，也是在异邦“猛回首，空无一物”的叹息。其实，这类发问，从华人移民北美就已开始。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发现金矿，万余名穷苦出身的华人，于1850—1851年间被招募涌入美国。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横贯北美大陆的西部铁路的修建和70年代加州的农业大开发，又有大量华工移民美国。这三个年代大批来自中国沿海地区的华人，背井离乡，出卖苦力，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成为美国开拓边疆、发展经济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偌大一个美国西部，每一寸铁轨，每一片耕地，每一座矿山，都洒有华工的血水，他们无愧为美国历史上“西部传奇”的创造者之一。然而，美国尽管是由100多个民族构成的混合体，是吸衲了全球诸多民族、各种肤色的“百衲衣”①① “百纳衣”之说，参见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占美国总人口1.1%的华人，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在种族阶梯中属于下层，他们和其他亚裔（日本人、印度人）、拉美裔、黑人一直是遭受种族歧视的“少数民族”。华人不但不被承认为平等的成员，只能充当廉价的劳动力，而且常常成为美国经济不景气时期的代罪羔羊。从1852年加州第一个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案到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直至1943年12月罗斯福总统发布废除排华法案的咨文，整整九十年间，美国一直犯着排斥、歧视华人的历史错误，而且当白人暴徒对华人劳工进行武力驱逐时，美国政府并没有对暴徒实施任何惩罚。人们不禁要问：华族在美国所做出的伟大贡献，难道不能得到自称自由、平等、博爱的美利坚利益之万一吗？
早期华工渴望看到一个新大陆——传说中的“金山”，但一上了岸，四周遭遇的是充满敌意的目光。日出而作，日落方息，双手被矿砂磨得皮开肉绽，还要经受“天使岛木屋”（移民集中营）虐俘般的暴力。他们哑忍着、煎熬着，心中积贮的愤懑最终还是浮出了地表，那就是以文字记录了自己的苦痛和念想。于是，诗可以怨，有了《木屋诗抄》（1910年）、《金山歌谣集》（1911年）、《金山歌谣二集》（1915年）总共将近两千首无名氏的作品，未见得有太多的抒情个性，却传达了华人的共同经验和家园想象。他们都有心中的不平：“家贫柴米患，贷本来金山。关员审问脱身难，拨往埃仑如监犯；到此间，暗室长嗟叹。国弱被人多辱慢，俨然畜类任摧残。”①①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 American writers。他们都有因“弱国子民”的身份而带来的不幸：“只为衣食穷，挺身来吕宋。番奴掠劫屡行凶，问天何事厌黄种。旅途中，无钱身难动，深惜华侨遭劫重，那知方许望旋东。”①①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 American writers。此时此境，“故国”遥不可及，但仍然是华人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寄托：
寄居人篱下，
苛刻日日加。
无辜被拘禁监衙，
羁留异地怜孤寡。
归去罢，免受他强霸。
外国世界虽乐也，
故园风景却繁华。①①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 American writers。
那一边是世代悲欢“金山梦”，却是“羁留异地怜孤寡”；那一边是“寄居人篱下”的备受强霸欺辱，怎能比得上这一边的“故园风景”——尽管家里赤贫，那也是根之所在，情之所系，心之所念！
这种具有民族主义的情结，总要化作为华裔争取在美国的尊严和权利的勇敢言说。在北美华裔文学史上，最早拿起笔来用小说传达华人心声的华裔作家，是有一半中国血统的埃迪思·牟德·伊顿（Edith maude Eaton 1865—1914），她的笔名叫“水仙花”（sui sin fay）。在她的短篇小说集《春郁太太》（1912年）中，以感性的华人故事，反驳了被白人所歪曲的华人形象，展现了华人真实的生活和境遇，也触及了美国宣布异族通婚为非法时期的华人与白人所生的混血儿的命运，为不公正的待遇呼号，为争取华人的合法权益呐喊。伊丽莎白·阿蒙斯（Elizabeth Ammons）因此而直言：“水仙花冲破了万马齐喑般的死寂和有系统的种族压迫，发现了她自己——创造了她自己的声音——这是本世纪初美国文学史的胜利之一。”①① 转引自范守义：《水仙花：北美华裔小说家第一人》，载《春郁太太及其他作品》第39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应当说，水仙花小说所循的，是“压迫——抗争”的母题呈示方式。
作为第二代华裔作家，作为被称是“水仙花的精神孙女”的汤亭亭，在历经沧桑后，超越“压迫——抗争”的模式，而以改写中国文学经典的叙事策略，艺术地变更华裔和女性的传统形象，重新建构社会性别身份。1976年，她的处女作《女战士》（The woman wevior，又译作《女勇士》）问世并引起美国社会轰动，获该年度“国家图书批评奖”。在《女战士》的第二章“白虎山学道”中，作者叙述了一个小时候从母亲嘴里讲出来的关于花木兰的故事：做梦随一只飞鸟进了大山，跟从一对老夫妇习武练功整整十五年，成为武林高手后，下山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把暴虐皇帝拉下马，将乡里恶霸斩首示众，随后功成身退，回家做起了贤妻良母。在这一过程中，汤亭亭插进了“木兰从军”和“岳母刺字”的摹拟情节，即在“女战士”学成下山和率众起义之间，主人公刚进家门，就表示要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翌日清晨，父执刀、笔，母持巾、酒，在她后背上刺刻含冤之字（将岳母刺字的故事中的铭刻者由“母刻子”转换成“父刻女”，铭文由“精忠报国”变为报复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以表示不甘于流俗而可以当豪杰的女勇士之气概。而在小说第五章“羌笛野曲”中，汤亭亭又借《胡笳十八拍》的故事，改写了汉末女诗人蔡琰和她的歌，写她如何以诗为戈，和自我、也和“野蛮人”进行不懈的斗争，那个被流放、被压抑致沉默的蔡琰，最终在自己的歌声中找到了自我；她的歌声也成为两种不同文化的融合，即便是“野蛮人”（匈奴），也能听懂其中的悲愤和忧伤。人们自然会发问：一个在美国出生、成长、受教育，用英文写作的女子，一个靠听来的或阅读英译本的“中国”故事而书写的作家，为何对中国的经典如此痴痴钝钝，且又“严重失真”地加以改写？这一切全凭根性为血脉，也依想象去穿透故园的往事。作家文本中的“中国”是她想象中的“中国”。汤亭亭对此的解释是：“我要再现女人的力量，用男子的力量去增加女子的力量。如果女子知道男子汉大英雄有故事，那她就必须有自己去借用男子汉的能力和理想，这样她才变得强大。为此我把男子故事和女子故事融合在一起了。”①① 参见张子清：《东西方神话的移植和变形：美国当代着名华裔小说家汤亭亭谈创作》，载汤亭亭《女勇士》第193页，李剑波、陆承毅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显然，女作家既不想受到中国传统中男尊女卑观念的束缚，也不愿忍受白人主流文化对华人的歧视，而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解构种族主义话语对中国的历史叙述，拨正北美华人作为弱小族裔的“无历史”和“缺席”的状态，利用并创造性地转化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通过向遥远的祖邦的膜拜，为在中美文化间具有独立个性的华裔“女勇士”代言，以瓦解主流文化中华裔女性的矮化。
无独有偶。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中，一批华裔作家以故园想象，不仅使华人文学成为北美的“新兴文学”，更是向美国的主流文学和文化典律发起了挑战，使华裔文学得到主流文化的尊重。汤亭亭继《女战士》获得成功后，又写了《中国佬》（1980）、《孙行者》（1989）。《中国佬》借华族四代人的奋斗史，让记忆复活，颠覆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历史”的说法，把长期被看作“苦力”的华人写成美国的缔造者；《孙行者》则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背景，通过广泛介绍和改写中国文学经典，让美国人知晓：西方有苏格拉底，中国有孔子；美国有反抗社会习俗的嬉皮士，中国有《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除汤亭亭外，赵健秀的《唐老亚》（1991），通过主人公唐老亚的梦境——另类的故园想象，重新叙述了被主流文化遮蔽的华人建设美国本部大动脉的历史，让一个个“失语”的华工尽显武圣“关公”一样的英雄本色；谭恩美用《喜福会》（1989）去想象中国，四个母亲和四个女儿之间似乎平等关系的角色设置，女儿代表异质的美国文化，母亲代表传统的中国文化，女儿是作品中的主导者、叙述者，“母”与“女”因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态度、婚姻理念、个体记忆产生种种冲突，在一系列紧张关系而造成的挫折被“母亲记忆”化解之后，几个华裔女儿才真正感到她们与母亲、与中国文脉是如此不可分割，也发现了那裹在一副皮囊下的真正的自我——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的中国血液，母女情感才“喜福会”而合欢；黄玉雪的《华女阿五》（1950），通过一个华裔女子发愤图强终于在美国获得成功的故事，发出了华裔女性寻求独立自主的“少数派声音”，而“中国文化既是她力量的源泉也是她的长处”①① 黄玉雪：《华女阿五·导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朱路易的《吃一碗茶》（1961），则从在美国唐人街上的华人单身汉的立场与视点出发，呈现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华人社群的真实情境，推翻白人关于华人罪恶、堕落的耸人听闻的歪曲与丑化，恢复了美国华裔的男性身份和刚强习性，而作品中使用的“唐人街英语”和广东四邑地区的方言，更传神地再现了唐人街人们的生活真相。不可否认，在上述这些作家保存记忆力、重构身份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含有迎合西方读者口味的成分，流露出美国文化之优越、进步而中华文化之神秘、落后的预设，然而，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其正面的意义，是“置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脉络中，这些有关记忆的说法出现在初试啼声者寻求在美国文学中定位的演讲里，也暗示了记忆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作用，以及在记忆的作用下所可能产生的华裔美国文学与主流的美国文学的颉颃、互补的效应。”①① 单德兴：《想象故国：华裔美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见单氏《铭刻与再现：华裔美国文学与文化论集》第199—200页，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
看来，这些并非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亲历者，仍然因华裔的血脉族缘，通过寻找记忆，去“收拾历史的凛凛风寒，翼护河山的涓涓春暖”①① 连战2005年10月15日参观沈阳历史博物馆的留言，见2005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更不要说那些作为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的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的作家们了。记忆成了海外华人华文作家的动力源。记忆有着变扭曲为还原，变盲点为正视的力量。记忆的一端通向根的意识，一端通向故国想象。记忆保存了反遗忘书写。记忆架起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