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日益增强的国民意识相辅相成的，是逐渐成熟的美国文学。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固然产生了诸如《穷理查年历》（Poor Richard's Almanack）、《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和《常识》（Common Sense）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图书，但总体而言是乏善可陈的。独立后出生的第一代作家在1810年左右开始登堂入室，其中的佼佼者有华盛顿·欧文、威廉·卡伦·布莱恩特和詹姆斯·费尼摩尔·库珀等；这些人的作品尽管很畅销，本质上却和英国文学并无二致：比如说布莱恩特的诗歌明显师法英国的亚历山大·蒲柏，库珀的《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1826年出版）中描写的虽然是发生在北美的故事，但谁也看不出它和英国的浪漫主义小说有何区别，至于欧文的《旅行家的故事》（Tales of a Traveller，1824年出版），则从创作到出版都是在欧洲完成的。甚至就连埃德加·爱伦·坡这种称得上独具一格的作家，其作品的哥特风格也特别鲜明。
1837年8月31日，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发表了著名的演讲“美国学者”，他批判了当时美国知识界惟欧洲是从的倾向，大声疾呼：
我们要用自己的双腿去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劳动；我们要说出自己的思想。
这次演讲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乃至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和作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将其称为“美国知识界的独立宣言”。其实我倒认为，与其说爱默生发起了美国文学的独立运动，毋宁说他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文化趋势，并及时地将之表达出来；但无论如何，自从19世纪30年代起，美国文学开始和英国文学分道扬镳，走上一条迥然相异的道路。
这种文化的独立运动在南北战争前夕结出了第一批丰硕的果实。《瓦尔登湖》出版之前，美国文学已经迎来它的爆发期，短短数年间涌现了好几部足以跻身世界文学殿堂的经典名著：1850年是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1851年是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记》，1852年则是哈里特·伊丽莎白·比彻·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霍桑的《红字》发出了反抗清教徒道德的个人主义先声；梅尔维尔的《白鲸记》以其独特的文字风格和复杂的主题，成为英语文学前所未见的新颖之作；至于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则可能是有史以来对时局产生最大影响的小说，它对当时美国南部奴隶制的控诉直接促成了南北战争，解放了千千万万黑人奴隶。尽管有这些珠玉在前，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他的朋友们——包括霍桑、梅尔维尔、威廉·埃勒里·钱宁、阿摩司·勃朗森·阿尔克特等彪炳美国文学史的重要人物——依旧将最高的赞美献给了梭罗，这主要是因为1854年出版的《瓦尔登湖》具备了数种前所未有的特征，呈现出独特的美国风格。
《瓦尔登湖》首先是作者湖畔独居的记录，描绘了梭罗两年多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和所思。这部著作区别于先前文学作品的第一个特征，是其对自然巨细靡遗的描摹和引申。大至四季交替造成的景色变化，小到两只蚂蚁的争斗，无不栩栩如生地再现于梭罗的生花妙笔之下，并且他的描写也不流于表浅，而是有着博物学家的精确，例如第4章“声音”中的这段文字：
这个夏日的午后，我在窗边静坐，苍鹰翱翔于我的耕地上空；野鸽子三三两两地从我的视界疾飞而过，或者在我屋后的白松枝上蹦上跳下，尽情地啼唱；鱼鹰插进波平如镜的瓦尔登湖，叼起鱼儿复返长空；水貂鬼鬼祟祟地走出我门前的沼泽，在岸边抓住了青蛙；飞来飞去的刺歌雀压弯了莎草；过去半个小时来，我一直听见火车咔嗒、咔嗒在响，时而渐渐消歇，时而越来越响，很像榛鸡扑打翅膀发出的声音，将旅客从波士顿运载到这地区来。
这个长句不足两百字，但竟然出现了八种动物和两种植物；梭罗具体地指明了苍鹰、野鸽子、鱼鹰、刺歌雀和榛鸡，而不是笼统地用“飞鸟”来替换；换成某个对自然不敏感的作家，“白松枝”和“莎草”完全有可能被“树枝”和“水草”取代。比如在1850年出版的《大卫·科波菲尔》第3章中，查尔斯·狄更斯就是这样写的：
这真是太巧啦！我立刻解释说，我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虽然只有母亲和我相依为命，但我们的日子向来再快乐不过，今后还会继续快乐地活下去；我还说父亲的坟就在我们家附近的墓园里，被树荫笼罩着，曾有许多个愉快的早晨，我在树枝下方漫步，聆听飞鸟的啼唱。
这倒不是说狄更斯或者其他作家缺乏相应的动植物知识，而主要是因为在《瓦尔登湖》问世以前，自然往往只是充当故事的背景，很少直接成为叙述的对象。少有的例外是早期博物学家的著作，比如查尔斯·达尔文的《贝格尔号远航纪闻》（Narrative of the Surveying Voyages of His Majesty's Ships Adventure and Beagle）、威廉·华兹华斯的《英国湖泊指南》（Guideto the Lakes）或者让－皮埃尔·哈勃的《蚂蚁博物志》（The Natural History of Ants）。本身是博物学家的梭罗对这些作品当然知之甚稔，但他同时也是超验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对他而言，自然并不只是客观的研究对象而已。
这里所说的超验主义运动与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的超验论无关，而是一种19世纪30年代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兴起的哲学运动，其主要人物有爱默生、梭罗、玛格丽特·富勒、阿摩司·勃朗森·阿尔克特等人。超验主义的基本理论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假设：1.词语是自然现象的表征；2.特定的自然现象是特定的灵性现象的表征；3.自然本身是灵性的表征。也就是说，梭罗对自然的探寻，其目的并非为了获取客观的知识，而在于回归自身的灵性。《瓦尔登湖》中众多描写自然景物的段落都非常明显地反映了这种思想，此处就不予以展开了。
《瓦尔登湖》提及的动物和植物多达上千种，读起来却并不像普通博物志那样枯燥，而是充满了趣味；就以前面引用的那段文字为例，它给读者一种特别安宁祥和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梭罗成功地将博物学家的精确和文学巨匠的灵巧融为一体：苍鹰、野鸽子、鱼鹰、水貂和刺歌雀的活动反衬了作者的静止，火车的咔嗒、咔嗒声烘托出周围的清寂，火车与榛鸡标志着城市和荒野的两极，旅客和作者则构成了匆忙与闲适的对比。这仅仅是从书中随便摘出来的一个句子，梭罗高超的写作技艺由此可见一斑。
令人意外的是，《瓦尔登湖》虽然是梭罗在郊野独居时写就的，但并不局限于作者的日常生活，也对美国当时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做出批判。
1783年的《巴黎合约》生效以后，由于不再受到大英帝国的约束，美国的国际贸易迅速地得到发展，向内进口大量的茶叶、丝绸、布匹、瓷器和马尼拉麻等舶来品，向外输出冰块、木材和咸鱼等土特产；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地区，从事外贸生意蔚然成风。以马萨诸塞州的萨勒姆港为例，原本只是个小渔村，但得益于一口通商体系下和清朝的贸易往来，到1790年已经发展成美国第六大城市。
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其他方面的社会进步，铁路和电磁电报先后应运而生。该国最早的铁路是莫霍克和哈德逊铁路，在1831年开始运营；就在梭罗搬到瓦尔登湖生活之前的一年，铁路通到他的家乡康科德镇；等到1850年，全美国的铁路总长已经达到9021英里。萨缪尔·摩尔斯发明的电磁电报系统也在19世纪40年代得到推广。
梭罗不反感这些新生的社会现象，但他特别担忧客观条件的改善无法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甚至会导致人们忘记生活的意义，本末倒置地去追求一些外在的东西。他在第1章“生计”和第2章“居所和生活的目标”中不无嘲讽地说：
谈论重大的话题，我们需要的是理智，而不是速度。我们渴望在大西洋底下铺设隧道，让旧世界和新世界的距离缩短几个星期；但第一道传过来敲打美国人耳朵的新闻也许是阿德莱德公主罹患了百日咳。
……如今的生活太过匆促。人们认为这国家有必要兴办商业，出口冰块，借助电线交谈，以及乘坐时速三十英里的交通工具，他们对此深信不疑；但至于我们应该活得像狒狒，还是像人类，大家反倒不确定了。
实际上，梭罗到瓦尔登湖隐居这一行动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抗议，第18章“结语”中有段文字很好地总结了他对当时美国社会的态度：
我宁愿独自走我的路，或者可以的话，和宇宙的建设者结伴同行，也不愿混在盛装打扮的人群中招摇过市；我不愿生活在这躁动不安的、神经兮兮的、热闹喧嚣的、鸡零狗碎的19世纪，我宁可站着或者坐着思考，任由它悄然流逝。
正是这些散见于全书的对美国社会现实的批判，给《瓦尔登湖》染上了浓厚的美国色彩，堪称它的第二个特征。但这本书最鲜明的美国风格，却在于它体现出来的个人主义思想。
在英文中，“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这个词汇迟至19世纪30年代方始出现，最初是个贬义词，含义与利己主义差不多，都是指自私、贪婪等人性的阴暗面。但后来它的内涵慢慢发生了变化，转化为一种相对于社会主义或者集体主义的概念；时至今日，它已经变成美国文化或者说国民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简单来说，政治哲学或者社会哲学上的个人主义主张平等和自由是人人皆有的自然权利，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超越了传统、宗教和政治。这些个人主义的要素都能够在《瓦尔登湖》中找到根源，尽管我们在书里找不到“个人主义”这个词汇。
梭罗撰写《瓦尔登湖》的时候，正是南北战争的前夕，南方诸州的种植园主蓄养了大量的黑人奴隶。讽刺的是，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中却赫然写着：“造物主公平地创造了每个人，并赋予大家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作为个人主义的先驱和坚定的废奴主义者，梭罗在书中多次表达了他对黑奴制的厌恶；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曾帮助流亡的黑人奴隶逃到加拿大去。从《瓦尔登湖》来看，梭罗是真正拥护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的，无论是对南方的黑人奴隶，还是对逃荒到美国的爱尔兰人，他都充满了同情和欣赏：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虽然是那么卑贱与无知，却可能是生具异禀的天才，他们总是有独到的见解，从未不懂装懂；尽管他们的外表很可能是肮脏邋遢的，他们的思想却像瓦尔登湖般深不可测。
他的朋友中既有爱默生这样学识渊博、家财万贯的著名学者，也有阿列克·塞雷恩那样不通文墨、一贫如洗的伐木工人。
如果说革除奴隶制在当时新英格兰知识界已经成为共识，废奴主义者的身份尚不足以表明梭罗的特立独行，那么他对新教的蔑视则完全可以证实他的不从流俗。加尔文教派奉为最重要权威来源的《圣经》，在梭罗看来不过是一本“老书”。他也鄙夷一切统治者，在第1章“生计”里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