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六月三十日，天津《大公报》的一篇新闻中说，“袁宫保以银行为财政枢纽，而欲办银行必须培养人才。山西汇号一切办法尚与银行近似，拟招汇商学徒，在津设立银行专门学堂……已派董观察赴晋劝暮矣。”
票号经营的成功，连西方人也为之惊叹不已。当时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给本国的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经手，它的作用几乎与比英国银行还要大。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它们的信用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
4．四海为家，不拘于一隅
如今看来，晋商当初能勇敢的走出家门确实是非常有魄力和远见的。我们知道，进行商业活动的最基本前提就是有勇气走出家门，面向全社会甚至是全世界，投身于市场洪流之中。而这在当时，对于上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信奉土地就是立家之本、财富之源的传统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再加上历代王朝统治者大多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歧视、限制商人。道路的闭塞，旅途的艰辛，各地风土人情的千差万别都为传统的中国人出外经商设置了重重障碍。很多中国人因此固守乡土、老死故里，终生没有迈出自己的家乡。
山西商人最先冲破了地域的局限，开阔了视野，看到了缤纷多彩的外部世界：在他们的心中产生了敢于闯荡四海的观念，“若问我祖来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这是一句流行于华北地区的民谣。在华北地区很多乡村居民的家谱、族谱中，把山西洪桐大槐树定为自己祖籍所在的数以百计。这种现象昭示世人：在很久以前，山西商人的脚步就开始迈出了家乡，走向邻近的省份乃至全国。
山西商人在飘泊中找到了商机，找到了兴旺发达之路，也找到了乐趣。
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
只将心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
烧钱酾酒晓祈风，逐侣悠悠西复东。
浮家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
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识人间离别苦。
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
这首描述商贾乐于四处飘泊的诗篇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心态的反映。清代大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也曾这样描述山西风俗：
“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王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
明朝官员葛守礼曾记述了他所经历的一件往事，可作为纪昀描述的旁证。明朝立有山海关法，往来商贾必须交验文引（类似今身份证）。当时往来于山海关内外的商人中，山西人占大多数，而汾州人居其半数以上。这些山西人通常都在辽东地区娶妻生子，长年不回家乡。本来，过关所用文引必须在原籍处签发，这些商人往往在京师购买假文引，蒙混过关。葛守礼到任山海关后，严格勘验，必得真引方许过关。对此，汾州父老对葛守礼感恩戴德。因为这些山西商人为取真引，必须回归故里，这样，不少人家父子、夫妻得以团聚。明清时期徽州地方有谚云：“一世夫妻三年半”，这对于山西商人家庭来讲，同样也是非常合适的。这中间不知包含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山西人的家乡观念可谓淡薄矣！
经商这条路是有一定风险的，也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没有一种敢闯、敢创、敢冒险的精神，是走不出家门，闯不出州县，跨不过崇山险关的，在山西的各州县志中都有许多关于节妇、孝妇的记载，都是男子外出经商遇险或因病而客死他乡，也有因财货俱失而遁入空门杳无音讯，家中妻子孝养父母，抚育子女，终生苦不堪言。山西商人精神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们敢向现实挑战，在重重艰难困苦面前没有退缩，不仅敢于走出故乡，还要闯出数千里或万余里外去寻找经商致富之路，去创造宏伟的业绩。
明代时，晋商活动范围已经“半天下”，到了清代，就是“足迹遍天下了”，特别是在北部蒙古地区和西北地区尤为活跃。北京、天津、张家口、汉口、南京、苏州、广州等商埠则是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同时漂泊四方的山西人还把脚足伸到了俄国、日本、中亚等地区。难怪有人说：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山西商人的足迹。虽然这只是形象之语，但可见山西商人经营天下的气魄。
5．经营精神：进取、敬业、群体
晋商之所以能经营天下，最为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其经营精神。
一、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推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走千里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北人赴南省办茶，把舟揖风波视为畏途，秦必忠却坦然不惧，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敬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