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晋商:中国第一商帮的经营之道
1547200000003

第3章 哥哥你走西口——晋商的发迹之路(3)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在清代屡次有人参加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文章精妙为时人所重。长大后却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三、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

6.舍身取利,在战火中寻找“银子”

山西票号的创立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大创举,然而,山西票号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屡经战乱,饱受考验。每次战乱都经受了不小的冲击,但晋商并没有因此而陷入停滞不前甚而畏缩后退的境地。战乱中山西票商们依然伸缩有道,不放弃任何一次能“捞银子”的机会。他们根据形势的需要,或放手经营甘冒风险,或收缩业务,护己营利。

清咸丰初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拉开了序幕。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从广西金田村起事后,向北挺进,所向披靡。进人两湖地区后,经过浴血奋战,占领了武汉三镇。清兵调集重兵弹压,汉口一带便成为硝烟弥漫的交战地,结果造成这一地区商贾逃离,很多铺号荡然无存,此时武汉设有多家山西票号,如果坚持经营,必受战乱之灾,于是,当地的山西票庄伙计也遵照总号指示,携资返回山西。《协同庆汇兑记》稿本记载:“适值发逆、(太平军)不靖,汇兑家各撤外庄。”这便是1853年山西票号史上有名的一次大撤庄。大批商贾逃之夭夭,造成汉口一带凄惨的萧条景象,“富室迁移贫户毙,十家倒有九家空”。

分庄的撤回就意味着票号对某地区的经营业务的暂时中止,这对善于“操奇计赢”的票商来讲,是一件非常不情愿的事情,他们一直苦苦地寻找着机会,局势稍为平稳,他们就会设法恢复分号的运转,不肯放弃赢利的机会。当太平军的战略重点放在长江下游地区时,山西票商看到有机可乘,立即恢复了汉口分庄的营业,可谓“见缝插针”。但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整个太平军活跃的日子里,山西票商十分警觉,一有风吹草动,便立即收缩撤庄。但只要局势平和,山西票商会马上开始营业。如1861年初,驻汉口的各家分号为重振旗鼓,开拓局面,调集资金五六十万两,为来往客商提供服务。不料,三月中旬,距汉口不远的黄州(即黄冈)为太平军再次攻破,汉口富商闻讯大乱,仓皇四奔。山西票商更是不敢迟疑,装点货款出外躲避。以日升昌票号为例,平遥总号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发函,指示南方各分号:“各处总以归结,赶快回铺为要,愈早愈妙,早回一天,即算成功,万万不可霸占不舍,至悔于将来。”山西票号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得到发展,的确付出了不少艰辛。

时局动荡不安,对于经商的人来说事业必然会受到阻碍。但山西商人经营的票号在承受冲击的同时却大胆经营,寻觅到了难得的发展契机。

清朝末年,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一经爆发便势不可挡。

太平军从广西进入两湖地区,沿长江而下,最后定都江宁(今南京)。势力全盛时,横贯华夏中部,将大清王朝的统治区域斩截为二。许多南方省份与北京的联络因此受阻,尤其是两广地区的饷银无法转运到北京。而此时清政府调集大军进行镇压,急需大笔的经费。1862年初,情况最为严重,除太平军之外,北方捻军的活动以及回民的起事更让清政府焦头烂额,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为了能迅速的镇压各地农民起义,清廷诏旨不断,急如星火地催促各地官府全力支援中央。离京最遥远的广东由于各种困难,反应最为迟缓,时任两广总督的刘长枯为此受到清政府多次督责。户部一方面责令刘长枯限期送到饷银,另一方面不得不略为通融,给刘长枯三种选择:“或绕道行走,或由商人汇兑,或由轮船运津转解。”广东地方官员经过慎重考虑,认为票号汇兑是最为简便稳妥的方法,于是就委托在广州的山西票商负责汇解这批饷银,数额达一百余万两白银。这是由清廷允准的首批由山西票号汇兑的官款。从中可以看出,官款较之一般款项,在数量上具有霄壤之别,而且保险系数较大,决无倒账的危险。

然而,清廷万万没有想到,此例一开,顿成不可收拾之势,其他边远省份也借口运饷困难,纷纷仿效广东的作法,托付山西票号向京师汇解公款。如同治二年(1862)十二月,湖南将京饷银5万两交在省城由山西商人开办的蔚泰厚、新泰厚票号汇兑。是年,四川的4万两工程银,因“陕省贼匪猖獗”交山西商人开办的元丰玖票号汇兑。此后,还有大批京饷由山西人汇兑到北京。太谷帮票号协成乾广东分庄经理马应彪的墓志铭上写道:

(同治年间)公赴岭南路经上海,适发逆(指太平军)扰乱,江南年饷,碍难转运,公协力汇运数十万两,兵得足饷,功获告成。

山西商人眼光极为“毒辣”,迅速抓住了这次机会,勤加照应,再加上资本雄厚,能够满足清政府需要,从此大大方方承接官款。此后,不仅饷银,其他一些地方政府之间的经费往来,也开始合理合法地交山西票商汇兑或存储。据不完全统计,从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十,九年(1893)31年中,山西票号仅汇兑京饷银一项就高达5860万两,平均每年达189万两,难怪著名票商李宏龄骄傲地说:

洪氏之变,南七省用兵筹饷,急如星火,而道路梗塞,转运艰难。朝廷环顾各商,惟票商一业忠实可恃,于是军饷丁粮胥归汇兑。同治以后,基础愈固,规模愈宏,即边陲之协款,内地之赈抚,皆资票行以为挹注,一纸之信符遥传,百万之钜款立集。

从此,山西票号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大批官款的汇兑为票商带来源源不断的丰厚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