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曾国藩最爱吃鸡，却又莫名其妙地最怕鸡毛。当时的紧急公文，信封口处要粘上鸡毛，俗称鸡毛信、鸡毛令箭。曾国藩见了这种信，总是毛骨悚然，如见蛇蝎，要别人代为取掉鸡毛，才敢拆读。一次，他到上海阅兵，登上阅兵台，猛见台上有一把鸡毛掸子。他看了吓得直往后退，差一点摔下台去。急令人拿走掸子，他才胆颤心惊地入座。旧时有云：“焚鸡毛，修蛇巨虺（huI）闻气即死，蛟蜃之类，亦畏此气。”曾国藩怕鸡毛，也被人理解为他是蟒蛇所变。
老人梦蟒和后园古藤二者可以联系，古藤盘环如蟒，老人终日与古藤相伴，在古藤下休憩，古藤高大，覆盖了住房，梦到巨蟒入室，实则是古藤在老人脑里的影像。
有了“巨蟒转世”的流言之后，接下来的事更容易因循附会。癣疥之疾在旧中国很普遍，既难治好，又易传染，曾国藩的一身癣疥正好与“巨蟒转世”相附会，蛇皮癣便成了蟒鳞片。
怕鸡毛并非莫名其妙，有皮肤病的人见到毛皮、毛发，包括鸡鸭毛、兽毛等就害怕，科学称皮肤过敏症，也是一种恐怖病，犹如恐水症、广场恐惧症、高空恐惧症一样。实际上，蟒蛇类动物恰恰不惧鸡毛，蛇以鸟、鼠为主要食物，见了就会吞下去，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在江水上看见蟒蛇是曾母看走了眼，把一根水中的木头看成是蟒蛇，是因为曾母脑中充满了儿子是“蟒蛇转世”的神话，故容易误视。
从某种角度来说，“巨蟒转世”无论是真是假都是有必要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一般人眼里，高官显宦都不是凡人。曾国藩官做得大，地位十分显赫，这就需要通过典故来将其神话。拥护他的人要神化他，南方多蛇，神话蛇精，容易以蛇精比附；北方多虎，多以虎比附。附会者本可以说是龙转世，但龙是天子的专利，他们自不敢说是龙转世，那是犯皇帝的大忌。
反对他的人也容易接受他是“巨蟒转世”之神话，巨蟒大蛇凶恶无状，曾国藩及其湘军杀人如麻，恰似恶蟒，甚于毒蛇，以巨蟒比附，恰如其分。而太平天国的起义也是以宗教面目出现，他们宣称自己是天帝、基督、天兵天将下凡，宣布自己是天主救世，要斩杀人间的妖精。清政府是“清妖”，皇帝是妖头，大臣们都是妖精，那么曾国藩是“蛇妖转世”，正好是他们斩杀的对象，自己承认了岂不更好！
兄弟之谊似海深
对几个弟弟，曾国藩恪尽兄长之责，认为这是在尽孝道，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一分，自己的“孝”就有了一分；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十分，自己的“孝”就有了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自己则为大不孝了。
曾国藩将进修德业视为教弟的根本。一次，曾国藩接到家里的来信，得知四弟、六弟没有上学，怅然之余，教导弟弟们：“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之事，难以尽言；至于修业以卫身，吾请言之。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人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做主。予夺由人做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做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又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做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是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其实，世间人往往都存在这样一种状态，大道理都明白，就是不去做。
曾国藩的几个弟弟也是如此，这些道理都明白，也知道哥哥说的这些都是为自己好，但实际行动起来总是那么无法让哥哥满意。如国潢懒散，国荃浮躁，国华受不得挫折，国葆缺乏自制。对此，曾国藩谆谆教导诸弟一要“立志有恒”，一要“专心致志”。他说：“苟能奋发自立，则家塾可以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奋发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场、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又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谚日。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庹（tu6）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曾国藩关心弟弟们的学业，无论是选择学校还是老师，他都一一参与意见，支持弟弟们赴省城读书，并负担他们的学费。曾国藩在信中对父亲说：“四弟欲偕季弟从汪觉庵师游，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读书。男思大人家事日烦，必不能在家塾照管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断不可一日无师，讲书改诗文，断不可一课耽搁：伏望堂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四弟、季弟从觉庵师，其束惰银，男于八月付回，两弟自必加倍发奋矣。六弟实不羁之才，乡间孤陋寡闻，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志向。且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学，既挫之矣；欲进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许肄业省城，则毋乃太挫其锐气乎？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读书。其费用，男于二月间付银二十两至金竺虔家。”
可以说，曾国藩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哥哥。他先后让几个弟弟到京城自己身边读书。除身体力行，教弟读书外，又为他们捐监，创造科考的条件。他做这些的根本，还是希望诸弟通过读书，明晓事理，修身齐家。他常与诸弟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勤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要求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看不透这层道理，即便金榜题名高官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这其中，除了善劝，少不得严责。曾国藩严格要求诸弟讲孝悌、习勤苦、守朴拙、戒骄奢。他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唯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曾国藩对诸弟既严如父又慈如母，思弟念弟爱弟之情时时溢于言表。
他曾说：
“我生平于伦常中，唯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余，进益无多，每一念及，无地自容。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
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男深知此理，故禀堂上各位大人俯从男等兄弟之请，男之意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
自忆连年教弟之信不下数万字，或明责，或婉劝，或博称，或约指，知无不言，总之，尽心竭力而已。”
曾国藩鼓励并重视诸弟对自己的批评，多次说：“诸弟远隔数千里外，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堕，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而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谓有家人做官，则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则是载福之道也”。“诸弟见我之立心制行与我所言有不符处，望时时切实箴规，至要至要”。“凡吾有过失，澄、沅、洪三弟各进箴规之言，余必力为惩改；三弟有过，亦当互相箴规而惩改之”。
勤俭治家传后代
作为晚清朝廷寄予厚望的重臣，曾国藩统领湘军，辅佐国政，发扬湖湘文化，有着多方面的成就，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之誉。曾国藩十分重视对后代的指导，虽然日理万机，但一有时间，就会给子女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还常常与他们探讨学业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曾国藩十分清楚“由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的道理，虽然后来官越做越大，但一直要求家人生活俭朴，远离奢华。他自己常说：“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他在京城时，见到的世家子弟都一味奢侈腐化，挥霍无度，因此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来北京居住。他让他们住在老家，门外也不能挂“相府”、“侯府”的匾。
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一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做矣。’京师子弟子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他对女儿的要求也同样严格。在家书中他告诫几个女儿：“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他自己的生活也相当简朴。传说他在吃饭遇到饭里有谷子时，从来不把它吐掉，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谷子里的米吃了，再把谷壳吐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