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曾国藩的后代回忆，曾国藩的原配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乡下老家，生活俭朴，甚至有些贫窘。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手无余钱，只能事事躬亲，下厨烧灶、纺纱织布，无所不为。
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就曾经回忆说：“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先母节俭之情形矣。”
除了“俭”，曾国藩对子女家人的另一条要求是“勤”。他敦促家人坚持每日工作，并多次为全家人都拟定了严格的工作计划：“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女子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难能可贵的是，处于清末社会的曾国藩有很多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
比如他就明明白白地对子女说：“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他对他的学生李鸿章解释自己的苦心：“儿女有出息，给钱有何用？儿女没出息，给钱又有何用？”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是“穷养儿，富养女”，曾国藩对儿子的要求相当严格，对几个女儿甚至媳妇也一点不含糊；不但每日要求她们做女红，而且每日每人该完成多少，都有详细的规定，还教导她们读书识字。在他的教导下，曾家的女性中出国留学者有之，取得博士学位者有之，在很多领域做出了贡献，和曾家的男人们相比毫不逊色。
1875年，幸运的满女曾纪芬嫁入了湖南衡山的聂家。她带去的嫁妆里面，有一份十分特殊的“功课单”，这是她父亲曾国藩为家里的每个女眷规定每日应该完成的工作，内容是：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线刺绣之类（细工）；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或女鞋或缝衣（粗工）。
曾纪芬出生在北京，是曾国藩最小的一个女儿，湖南人称之为“满女”。
曾国藩非常喜欢这个满女。曾纪芬十二岁时，曾国藩给她看相，然后很满意地对夫人说：“满女是阿弥陀佛相”。曾国藩看得很准，曾纪芬果然在几个兄弟姐妹中最为长寿多福，最后成为夫家聂氏家族的精神领袖。虽然贵为一等侯爵的女儿，但在父亲严格的家教下，曾纪芬从来没有享受过贵族小姐的奢侈富贵。有一次全家去南京的时候，曾纪芬穿了一件蓝呢夹袄，配了一条缀青花边的黄绸裤，这条黄绸裤还是她去世的嫂嫂贺夫人留下来的。结果她父亲看见之后，马上教训她太奢侈。曾纪芬连忙换了一条绿色的裤子。这条绿裤也是贺夫人留下来，曾纪芬的三姐穿过后再给她的。
曾国藩对家人都十分严厉，只有对曾纪芬不一样。曾纪芬小时候头上生了虱子，只能把头发剪得很短，直到十一岁，才开始留长发。当时女孩子流行的发式是梳一个抓髻。梳法是先用铁丝做成一个架子，再把头发绕在架子上面。曾纪芬觉得很好看，也想照着梳一个。但是她把铁架子做得太大了，小小的脑袋上顶着个大抓髻，看上去十分滑稽。曾国藩看见了就打趣她说：“赶快叫木匠来，把门框改大一些！”
疼爱归疼爱，曾国藩对满女的督教和其他子女一样严格。曾纪芬十七岁的时候，曾国藩当时正好担任两江总督，政务繁忙，但仍旧亲自为她制定每天的“功课单”，还规定必须按期检查功课成果。
曾纪芬嫁入聂家的时候，聂家老太爷不过算是个知县，跟炙手可热的曾家完全不能相比。聂家对这个新媳妇自然是不敢怠慢。但曾纪芬完全没有千金小姐的作派，还把勤奋、俭朴的家风带到了聂家。
跟父亲一样，曾纪芬也十分关注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即使儿女后来已经长大，有了各自的成就，曾纪芬仍然随时耳提面命，从不疏忽。她说：“教导儿女要在不求小就而求大成，当从大处着想，不可娇爱过甚。尤在父母志趣高明，切实提携，使子女力争上进，才能使子女他日成为社会上大有作为的人。”她的儿子聂云台后来经营工商业，开办银行，开发矿产，从事纺织，生意做得很大，聂家也成为上海的大财团之一。
虽然贵为巡抚夫人，工商巨擘的太夫人，曾纪芬的房间里仍置有一台手摇式纺机和一台缝纫机。只要能够自己做的事情，她决不会让别人来做。
她每日起居有时，饮食有节，饭后走一千步，每天睡前用温水洗脚，即使是数九寒冬，也把双脚露出被外。她自号“崇德老人”，到了晚年仍然头脑清晰，思维缜密。聂家的议事堂（最高的家庭议事会议）就以她的号为名，重要的家事都要与这位老太太商量定夺。
曾纪芬一直到临死时，每年都会恭恭敬敬地摹写曾国藩的“伎求诗”数遍，反复领会父亲的德行恩泽。曾国藩的子女多不长寿，只有这“阿弥陀佛”相的满女长寿而且多子多福，活到九十岁。她有十一个子女，其中有九个为亲生，子子孙孙四世同堂，达到一百多人。
曾家的顶梁柱郭筠。郭筠是曾国藩的二儿媳，曾纪鸿的妻子。她的父亲郭沛霖是曾国藩的同科进士，跟曾国藩关系很好。郭筠从小就很受郭沛霖的喜爱。她人很聪明，求知欲望很强，不仅会诗能文，还爱看杂志报纸，关心政治时事。跟曾纪鸿结婚后，夫妻俩人一直跟随曾国藩居住南京和保定，所以在学业和为人方面，郭筠也得到了曾国藩的很多指教。曾国藩并不认为曾家的媳妇应当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相夫教子上，而是多方鼓励郭筠继续读书求知。他还亲自抽出时间指导郭筠学习《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等典籍。
事实证明了曾国藩的远见。在曾国藩去世后，管理这一大家子的重担就落到了郭筠的肩上。她事必躬亲，勤俭持家，把家里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除此之外，郭筠仍坚持读书作诗，夫妇两人常常在屋内清茶一杯，诗文唱和，颇得真趣。1881年曾纪鸿病逝，郭筠带着子女回到湖南原籍，住在富厚堂，承担起督教儿女的重任。此时自己仍然没有放弃读书作诗，还把自己的书斋取名“艺芳馆”。1974年，郭筠的诗作经长孙女曾宝荪在台湾整理出版，名为《艺芳馆诗存》。
曾纪鸿去世的时候，郭筠还不满三十五岁。她身体也不好，常常生病，独自抚养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年纪最大的只有十五岁，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郭氏是一个相当有办法的人，家中有人犯错，她从不高声斥责，而是唤到自己房中，轻声教训，举上很多例子，反复说明，直到犯错的人自己悔过。因此儿孙们对她都很敬重。
她还得风气之先，把孙子孙女们纷纷送到英美留学。长子曾广钧的女儿曾宝荪、四子曾广诠的儿子曾约农、五子曾广钟的儿子曾昭权，后来都成为了驰名中外的学者和教育家。她也很有政治见识，1898年维新运动时期，曾广钧参与变法，郭氏得知慈禧太后准备发动政变的消息后，立即安排曾广钧先行出京，并派人到湖广会馆，把有关新派人物的名单取回烧掉，使不少人免遭株连之害。
作为我国第一个留学英国并取得西方学位的女子，曾宝荪十分感谢思想开明的祖母。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祖母，我们孙辈的教育便会毫无成就。”曾宝荪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她特别感谢祖母为她所做的三件事：一是没有要求她缠足，她是曾家女子中第一个不缠足的；二是没有在童年将她许配人家；三是准许她出国留学。她说：“这三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能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牵绊”。在曾宝荪的回忆中，祖母郭氏是一个相当有主见的人。“我祖母是一个最公平的老人，她带了她每个儿子的最长的孩子，不论男女，都归她教养。”
“我祖母的教育也很特别，她不赞成八股文章，也不愿孙子们去考秀才，但她要我们学外国文学。”
为怀念祖母，曾宝荪决定“不结婚，不嫁人，全心奉献给教育”。她说：“我如果结婚，顶多能教养十个子女；从事教育工作，我可以有几千个孩子”。她自己集资在长沙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为纪念祖母，女校的名字就随她的书斋取名为“艺芳女校”。曾宝荪亲自执教，在校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威信。她的独身主义不仅影响艺芳女校许多学生终身不嫁，毕业从教，而且她的弟弟曾约农、妹妹曾宝菡、曾昭燏也受影响终身未婚。曾宝菡后来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著名的骨科专家，曾昭燏则是后来的南京博物院院长。
曾宝荪在任艺芳女校校长的同时，还先后担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立第二中学校长等职位，在湖南教育界有相当威信。
1938年冬，她曾应邀出席英国伊顿学校的演讲，题目为《中国抗战必胜》，是东方女性在这里演讲的第一人。蒋介石因为崇拜曾国藩，就想把当时在社会上有一定威望的曾宝荪、曾约农争取到自己的阵营中来。但曾宝荪一心致力于教育，对政治并不热心，还明白表示“无意于傍虎乞食”，且托病没有参与任何实际工作。
曾氏家族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曾宪植。1957年9月，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参加中国妇女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他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代表前迎候他的一位妇联领导人，就走上前去，用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故意结巴地大声说：“这不是那个阿……阿……阿曾吗？”这位妇联领导人大步迎上前，也用同样的湖南乡音大声回答：“报告主席，我正是那个阿……阿……阿曾嘞！”毛泽东握着阿曾的手，笑着问道：“阿曾嘞，你们的这支娘子军怕是打不过曾文正公的那支湘军吧？打得过！打得过！要定是打得过！”阿曾回答得相当自信。
这个“阿曾”就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的玄孙女曾宪植，叶剑英元帅的夫人，后来的中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曾宪植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期间由于被人出卖，被关人监狱。但无论日方如何威逼利诱，她总是不透露一丝信息。
有一天，日本人找来一个“中国通”提审曾宪植，问她是不是共产党人。
机敏的曾宪植反而用湖南话反问，他们知不知道中国有一个曾国藩，并说她就是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的玄孙女。“中国通”疑信参半，曾宪植又滔滔不绝地把曾氏家族给“中国通”介绍了个遍。结果请来审讯犯人的“中国通”冲着这位大清帝国名门之后，鞠了个九十度的大躬。第二天，曾宪植就被日本人恭恭敬敬地请出了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