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若选择订立一系列的短期契约，则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针对专用性资产的投资所需的最优投资方式是订立长期契约而不是短期契约，而这与最优的连续性调整过程相冲突；二是这将受到“买进”策略的威胁，最初中标者所具有的最早行动者优势，将使后期的契约调整过程失去竞争性。
第五，实行纵向一体化会使有效率的投资与有效率的连续性决策二者之间的冲突得以避免，使各方利益协调一致，并可运用富有效率的决策程序。而且，对于可能存在的事前不确定性和事后不确定性，内部化则显示出企业事后获取相关数据资料的途径和更加具有选择性的控制机制两个方面的优势。
②企业相对于市场的结构优势。
首先，企业可以实现信息的交换经济，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信息阻塞，外界无法了解一名企业家的履约能力，不能接受与他订立长期契约关系，所以愿意实行一体化；第二，契约性分享信息将受到机会主义的限制，而采取共同所有权，可借助一体化实现信息共享；第三，在连续的生产阶段之间有着相互依赖风险且经常出现不可预见的需要进行调整时，为了做出协调的反应，保持生产各部分预期的一致，适合采取一体化。相对而言，长期契约和短期契约均受到限制，难以奏效。
其次，企业可以实现谈判成本的节约。对于纯粹经济性的制度调整而言，因对财产权利的具体界定存在困难而实行的纵向一体化，可以协调原本存在分歧的利益，消除财产权利未加界定或界定不当时导致的谈判成本；对于其他制度调整而言，由于风险厌恶程度和初始资产状况的差异而形成的风险承担职能的专业化，会带来企业与市场的结构效应。而且，考虑到社会行为规范的影响，若其他情况相同，则纵向一体化在一种低信任度的文化中将比在一种高信任度的文化中更有优势。
因此，纵向一体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威廉姆森列举了纵向一体化可以节约交易成本的例子：第一，通过纵向兼并可以避免双头垄断或寡头垄断下的交易成本；第二，对于那些技术上很复杂或要求定期地重新设计或改变产量的产品，在契约中可能会有不明确的地方，因此只能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解决，而一体化可以在内部来协调各方利益，并且允许进行有效的（连续性和适应性的）的决策；第三，在一些行业中，由于不确定性而导致战略性错误的风险很大，内在化削弱了出于机会主义目的而企图利用不确定性的动机，减少了在制定契约过程中的道德风险问题；第四，一体化改进了信息处理过程；第五，一体化增强了机构在避开法规的限制及避税等方面的适应性，因此纵向一体化比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更有效率。
（5）经济组织与技术结构的匹配。威廉姆森在成功地分析了企业垂直一体化过程中对市场的替代之后，进而研究了经济组织与交易技术结构的相容和不相容问题。
正如阿罗指出的，配置资源的是市场和组织。在组织的概念下，除了企业和政府之外，日本学者今井贤一在分析市场组织相互渗透时，还提出了“中间体组织”的概念，这是一种介于市场与组织之间的体制，它既有市场的特点，又具有组织的特点：其成员拥有独立的利益，并且可以进入和退出，类似于市场关系；但是，成员之间的交易借助某种保障机制而具有一定的长期性质，因此，成员一般并不能轻易地进入和退出，并且形成了共同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倾向，这又类似于企业内部组织之间的关系。一家大型企业与众多稳定的零配件承包小企业之间组成的企业集团，就是一种中间体组织。中间体组织按其成员关系特征又可区分为两种：由交易双方及仲裁者构成的三方规则结构的中间体组织和仅由交易者本身组成的双方规则结构的中间体组织。
交易，是制度经济学的最小单位，它是指具有可分离性的物品在人们之间的让渡，它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交易的技术结构，是指被交易物品的技术特性。威廉姆森认为，构成交易技术结构的要素包括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等。资产专用性已如前述。交易频率反映的是同一类交易能够反复出现的次数，它从时间连续上表现了交易状态。对一国居民来说，牙膏、手纸等日用品和电视机、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交易频率就很不相同。
威廉姆森提出了特定的交易类型和组织之间最优匹配的模型，并且认为经济组织（包括市场组织）的运行效率依具体的交易技术结构和组织形式不同组合而有所不同。当同一种交易技术结构与不同的组织匹配时，交易将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倾向，从而会导致不同的交易费用。同样，当同一组织与不同的交易技术匹配时，其交易费用也不相同。如果某种交易技术结构与特定的体制组织形式相匹配时，其交易费用最低，这时这种资源配置的运行效率最高。那么，不同的交易技术结构适宜和怎样的经济组织相匹配，才能有低的交易费用呢？威廉姆森的观点如下。
①对资产专用性很弱（接近和等于通用性资产）或交易频率低的交易，适合于采取市场机制。市场适应利益最大化行为动机要求，具有很强的激励功能。市场能在交易者偏好和能力多样性及理性有限的条件下，按照价格信号有效地配置资源。市场交易的弱点是随机的和易于破裂的，容易受到机会主义者行为的损害。但是当资产专用性很弱，或交易频率较低时，其交易中断并被新交易替代的成本通常很低，因此，在充分利用市场优点的同时，又能使其较少地受机会主义行为的损害。
②对具有中等程度资产专用性或中等程度交易频率的交易，适合采取纵向的中间体组织。例如，通过形成长期的订货、供货合约，或当供方必须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时，供需交易伙伴形成相互的产权关系。一方面，由于资产专用性的提高，使得市场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较高的交易费用而不再适宜。另一方面，交易重复率不高时，企业内的管理成本比较高，同样也不适宜。当市场失效同时存在时，中间体组织是发挥作用的适合场所。
③具有高强度资产专用性或频率很高的交易，适合于由组织内部交易。
④对具有高度专用性资产，但纳入企业体制后明显出现规模不经济的交易，适合于采取政府组织。这类交易具有一方独占的特征，一般是由一个卖者向许多买者提供产品，对于每个买者而言，该产品都具有高度专用性，寻找替代交易伙伴或者不可能，或者要求承担过高的成本。例如，城市供水、煤气供应、公交公司，以及处于自然垄断地位的矿山开采公司与其用户之间的交易等。如果采取市场机制，买者被卖者要挟而遭受损害的概率便较高。然而，对任何一个买者而言，把交易纳入企业内部是规模不经济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类卖方企业由政府直接经营或由政府给予控制就是合理的。政府从社会利益出发，与买者签订价格合理、保障供应的合约，在保持规模经济的同时，可以使买者免受机会主义行为的损害。
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美〕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C.North）
华文导读
诺斯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提出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诸多方面，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他本人因在制度变迁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关于该书的内容，书名《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给出了一个概括性的说明。根据诺斯自己的论述，“‘结构’一词指制度框架，‘变迁’一词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尽管书中论及了经济、政治及社会诸方面的结构与变迁，但诺斯均是通过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去解释、说明的。
在该书的结构方面，诺斯分为3篇来论述。第1篇为理论部分，也是全书的基础和精华部分，在这1篇，诺斯系统阐述了他的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并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历史中的经济组织进行了分析；第2篇为历史部分，诺斯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来分析历史，进而以历史的发展演变来验证理论，本篇分析了两次经济革命及其结果、古代世界经济的变迁与衰落、封建主义的兴衰、近代欧洲的结构与变迁、产业革命和1789—1914年美国经济的结构与变迁；第3篇是理论与历史的结合部分，也是全书的总结部分。
趣味延展
道格拉斯·诺斯，1920年出生于美国的马萨诸萨州，1942年、1952年先后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学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他曾任《经济史杂志》副主编、美国经济史学协会会长、国民经济研究局董事会董事、东方经济协会会长、西方经济协会会长等职务。他还历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剑桥大学庇特美国机构教授、圣路易大学卢斯法律与自由教授及经济与历史教授，现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系卢斯讲座教授。
诺斯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他开创性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地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的主要著作有：《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制度变化与美国的经济增长》、《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鉴于他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因此他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斯曾说过：“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理论精读
1.产权理论
诺斯认为有效率的产权对经济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曾提到“增长比停滞或萧条更为罕见这一事实表明，‘有效率’的产权在历史中并不常见”。很显然，经济能否增长往往受到有无效率的产权的影响。有效率的产权之所以对经济增长起着促进的作用，一方面因为产权的基本功能与资源配置的效率相关，另一方面因为有效率的产权使经济系统具有激励机制。这种机制的激励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降低或减少费用；人们的预期收益得到保证；从整个社会来说，个人的投资收益充分接近于社会收益（在产权行使成本为0时，充分界定的产权使得个人的投资收益等于社会收益）。因此诺斯认为产权的界定、调整、变革、保护是必要的。
2.国家理论
诺斯对国家的看法集中体现在这一悖论中：“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对这一悖论的论证，诺斯是从国家与产权的关系上展开的。如果国家能够界定一套产权，提供一个经济地使用资源的框架，它就能促进全社会福利的增加，推动经济的增长，这就是国家契约论；如果国家界定一套产权，仅使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就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会造成人为的经济衰退，这就是国家掠夺论。那么，对国家存在的解释到底是契约论还是掠夺论呢？诺斯认为“尽管契约论解释了最初签订契约的得利，但未说明不同利益成员的利益最大化行为，而掠夺论忽略了契约最初签订的得利而着眼于掌握国家控制权的人从其选民中榨取租金”，因此他把不全面的两种理论统一起来，用“暴力潜能”论解释国家的存在。
为什么国家对经济发展起着双重作用呢？诺斯认为国家作为“经济人”提供服务有两个基本的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制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的税收增加。事实上，这两个目的是不一致的。第一个目的实质是指国家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收入最大化，但国家为使自己的“垄断租金”最大化，并不关心交易费用的降低和有效率的制度的创新，从而会阻碍经济的增长。第二个目的的实质是界定一套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且完全有效率的产权以推动经济增长。基于上述两个目的的不一致性，诺斯进一步认为国家在竞争约束与交易约束下会界定一套有利于统治集团而无效率的产权结构。
另外，诺斯认为国家是一种不可控的、神秘的、超经济的力量，因此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并没有解释国家存在的原因，而强调了国家的暴力。他以为“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为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
3.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的第三大理论支柱。诺斯认为只有意识形态理论才能说明如何克服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搭便车”现象，才能进一步解释制度的变迁。在诺斯的制度变迁论中，国家理论说明产权是由国家界定的，而产权理论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取决于产权的有效性。但是上述两大理论并没有成功解释如何克服“搭便车”的问题。也许产权的无效率性及其不完全性，可以部分地解释“搭便车”等经济行为的存在，但是产权的充分界定及行使，经济行为的监督与考核是要花费成本的。在成本小于收益的情况下，有效率且完全的产权也许勉强克服了这种经济行为，但在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单靠有效率且完全的产权无济于事。总之，上述两大理论无法彻底克服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无法完全阐明制度变迁。因此，制度变迁的研究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理论。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使人的经济行为受一定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等的协调而更加公正、合理并且符合公正的评价。当然，这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一旦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合时，人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念，这时意识形态就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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