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总统先生对南部的港口进行了封锁。这是国际上更加通行的做法，也更为人所知。这次的叛乱不仅规模空前巨大，它也在我们国家的陆地和海洋上同时对我们公共法律和人权进行着冲击。这直接导致了我们不得不用战时法律来约束我们强大的对手。但是战时法律理应用于交战双方，一般是互相敌对的两国之间，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同胞之间。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局面也使总统先生感到为难。
当事态发展到那样的一个地步，其他国家的利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他国家的参与和干涉带来了更多的痛苦经历。我现在希望各位试图去理解这些外国所施加的压力和导致的困难。这也是林肯总统一生中最艰难和最痛苦的一段生活。林肯总统需要面对一些在历史上和民族上与我们接近的国家和政府的不友好的举动和干预，虽然这些国家从根本上与我们有着相同的价值观。
英国和法国政府并没有遵循国家关系中的通常做法。他们抓住最早的机会宣布他们中立，并且试图让这些叛乱分子的武装斗争合法化。他们忽略了这些人作为叛乱分子的身份，公然试图承认南部邦联。尽管我们的政府不断告知在这样的一次国内事务中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英国政府依然尝试着进行这样的活动。
这些来自英国和法国，以及后来一些国家的认可让南部邦联的巡洋舰有了更多在公海和外国港口活动的权利。这也使得南部邦联在当时的世界有了一定的地位。
让我们用一个经典例子来展现林肯总统过人的智慧和意志力。当海军威尔克斯上尉从一艘公海上的英国蒸汽船上扣押了南部邦联派往英国和法国的外交人员曼森和斯莱德尔先生，并将他们送往波士顿关押。海军部长亲自祝贺了威尔克斯上尉，众议院同时也带来了国会的感谢。但这样的行为使得英国和法国政府十分不满。拉塞尔勋爵强烈要求美国政府道歉，并且立即释放曼森和斯莱德尔。他还要求将威尔克斯上尉从海军中开除。同时，英国方面还集结了在加拿大的军队向我们政府施压。面对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局面，林肯总统的处理方法既消除了英国政府的不满，又保全了国家的颜面。
在多年的内战中，英国一直允许南部邦联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建造和停泊军舰，并希望借我国内战的机会从中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英国政府无视我国多次的抗议和游行。直到战争结束，我们就由此而造成的损失与英国政府进行过商讨。国际仲裁委员会责令英国政府赔偿最低限额——一千五百万美元。试想如果当时英国做出了相反的举动，我们可能就需要为这场战争的损失自行承担责任了。但英国政府或许会对发生在它的附属地上叛乱军队的军舰在公海上调查英国本国的贸易船只而感到惊讶和震怒。
但是，英国和法国最多就是在保持中立态度上表现出犹豫和敷衍。它们并不真诚地期望一个好的结局。他们只是非常急切地找到一个借口来承认南部邦联的独立性。
我们都十分相信葛底斯堡战役在内战中是注定会发生的。这场不朽的战役决定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假如当时李将军的军队取得决定性的优势，那么英国和法国一定会抓住这样的机会来承认南部邦联的独立。英国和法国给予南部邦联这样的认可和帮助将会使我们之前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你可能会相信这种理念：超人般的快速行军和惨烈伟大的战斗使葛底斯堡战役充满了不朽的荣誉。它带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归属感。这场战役升华了一般战争的意义。我们的军队不仅在陆地上与敌人进行战斗，同时也在精神层面上和对手较量，和邪恶力量在斗争。
在另一方面，法兰西皇帝攻占墨西哥也给林肯总统带来了一些忧虑。在众多令人烦恼的方案中，法兰西皇帝派遣法国军队进入墨西哥并建立帝制，同时选举一位奥地利大公为墨西哥皇帝。这可能是我国和法国关系中最黑暗的一个时期。除了对美国直接的影响外，在美国的南部边境建立这样一个有敌意的君主制邻国，法兰西皇帝有他长远的考虑，即妄图重新获得《路易斯安那购买协议》中出卖给我国的土地和对密西西比河流域内下游各州的重新控制。法兰西皇帝在他以法国名义给南部邦联的建议中严重高估了自己。他放弃得克萨斯州的建议激怒了南部邦联并使他失去了主动权。尽管林肯总统不断告诫他，但他仍然让自己的军队在墨西哥作战，并让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作为墨西哥地傀儡皇帝。
有些人可能会记得在波托马克军团被解散之际，一些部队被神秘地保留了下来。这个由退伍军人组成的部队主要目的是秘密地跟随谢里登将军前往墨西哥并协助法兰西皇帝将军队撤出墨西哥。不过由于谢里登将军的个人侦察和国务卿苏厄德的强硬外交手段，使我们并没有能够前往墨西哥。当法国军队随法兰西皇帝离开墨西哥后，给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和可怜的卡洛塔留下了一个恐惧的命运。
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假如法兰西皇帝用武力途径强行获得了在路易斯安那的立足之地，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或者是双方，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够拿回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河的控制权？这关系到美国在大西洋一半的贸易量。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林肯总统使用战时法律处理这样一个国内叛乱时所感到的尴尬。当他不得不调遣军队参与作战，无形中就将一些军用法令代替了民事部门的职能。在道义上讲，战争和法律是相冲突的。但是在某些场合下，他们的确又是相辅相成的。战争是用来捍卫法律的，而法律又用来约束战争中一些特定行为。一次武装叛乱其实可以被称作一次战争，因为它所带来的后果与战争旗鼓相当。我们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战争时期的军队最基本的职能之一就是帮助这些民事部门继续履行其职责。军队中有很严明的纪律，这些纪律用来约束军队的各方面行为，同时这些纪律又是民事部门制定的。例如戒严令，作为一个被用在平民百姓上的纪律，完全是凭指挥官的意志。所以战争时期很多必要的行为在和平时期都是不合法的。但是在战时却被人们认可和接受，因为这些行为符合战时的需要和生活的法则。
我想我不应该一一列举战时法令所带来的种种后果。战时法令明确指出这些叛乱的州和社会团体将不享有任何权利。这样的做法并不是站在这些叛乱者的出发点上制定的，而是从自由州、仍然选择留在联邦的蓄奴州，甚至从人性的角度来进行考虑的。
很多战时法令所带来的特权都为人们所熟知，比如因为特殊情况或者出于怜悯的停战、战俘的互相交换以及双方共同保证医院和民用住宅的安全（豁免权）等等。但是当人们考虑这些法令更广义的效力时，上述的特权都带有一些相应的、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样的战时法令给予人们权力去摧毁敌人的各种设施，没收敌人的财产，去雇佣或者释放地方的奴隶以及追捕敌人，同时生活在被占领地区的人们将会失去一些基本的生活权利和政治权力。
这样的结果已经足够唤起人们的一些良知。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内动荡和动乱中，当这些叛乱之徒企图取得独立而被他们的同胞拒绝和否定的时候，怎样来实施这样的战时法令，并说服无法在两派之间达成一个共识的人们，在没有共同秩序的情况下，这些都是对智慧和策略的极度考验。毕竟将这样的一个战时法令强加在自己的同胞公民身上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现实中其他与战争、与和平无关的问题也困扰着林肯总统。他需要决定一些史无前例的事。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需要将之与自己的政治道德观结合考量。而他自己也有着对宪法的独到理解。他曾鼓励和催促国会和最高法院就这些问题在战后进行数年的探讨。
但他并没有将这些当作他的政绩。当经历了多年的、艰难的、令人沮丧的政治生涯后，林肯在1864年的总统选举前写下了一句自嘲的话：我认为我没有控制住种种事件，我承认反而是这些事件控制了我。或许我们能够对此有更好的理解。这些事件编织成一张网，将林肯总统包裹在其中。我们知道面对来自各方势力施加压力的烦心，我们知道林肯总统坚毅地指明了我们的方向，我们也知道这条路让我们取得了完美的胜利。在我们眼中，林肯总统就置身于这些旋涡中心，淡定从容地面对每一事件，同时尽力推动这些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
他感到被自己的责任所蕴含的权力支撑着，就如同是古罗马的执政官一样，“警惕着，绝不让共和国受到任何的伤害和危险”。拯救人民就是最高的法律。这就是他的工作，就是他所要努力去达到的最终目标。当然宪法是赋予了总统这个职责，尽管没有明确写出来。
我们可以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作为一个例子。我清楚地记得军队中的大部分高级军官虽然不敢讲出来，但在心里并不赞成这样的一个宣言。他们认为林肯总统没有这样的权力来宣读它，更没有这样的力量来执行它。而他们没有理解到宪法和战时法令在这其中的影响。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更专业的学习来了解宪法和战时法令等知识。确实，对于一般人来说，我们生活中的习惯性思维和想法大都只适用于和平年代，我们还没有把战争因素考虑进来。
所以，我们的国会在叛乱爆发之前竭力阻止矛盾冲突升级为战争，并试图保全这个联邦。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联邦政府和自由州都没有权力立法或者干涉联邦中蓄奴州的奴隶问题。这项决议更像是在胁迫下达成的，而非从宪法中衍生出来的。国会议员们并没有意识到战争所能带来的建设性和破坏性的力量和影响。
林肯总统也经历了一个逐渐领悟的过程。他在就职典礼上公开表示他没有打算干涉蓄奴州的奴隶问题。他说，“我相信自己没有那样的权力，同时也没有那样的愿望”。那时的他是从一个和平年代的角度来考量这个问题的。他在大规模的战争中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危害。但他还是犹豫是否要使用这样的事实来支持自己。正如他后来讲道：“我的目的是拯救联邦。如果废除奴隶制能够拯救联邦，我就会废除奴隶制。如果必须保留奴隶制才能够拯救联邦，我也会继续保留。”
当战争时期总统的权力逐渐突显出来后，这些权力显然超乎林肯总统之前的想象。在高等法院，他像是与上帝达成了盟约，如果在安提塔姆战役发生任何恶劣的事件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存亡，他将直接在爆发叛乱的南方各州废除奴隶制。其实这样的想法并不新鲜。战时法令给予领导人权力可以使用任何手段来阻断敌人所能得到的帮助。林肯总统手下两位将军在他们的军事管辖区也宣布给予所有奴隶以自由。但林肯总统却在第一时间训斥了他们，并要求他们收回发出的上述宣言。这样的行动，这样勇敢的、这样触及本质的、这样会产生深远影响的行动不是一个下属应该做的。林肯总统保持了作为领导者的权力。作为陆海军总司令的他更希望保留这样的行动，直到最后时刻。
这不是因为理由不充分，也不是因为害怕做出表率。林肯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等待人们充分认识到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和巨大的代价。而后到这个时候，废除奴隶制就会被更多的人认为是一种妥协，一种让这个国家继续存在下去所必须走出的一步。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奴隶制是发动战争的原因，而是因为战争的发动在于保护这样的一个制度，并且已经威胁到了人们的生活和生命以及永不分割的联邦的存在。因此，他定下奴隶将被释放的条件和时间。所以当这个时间到来后，《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发布就显得理所应当。于是有了这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