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鬼谷子(白话全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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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持枢

“持”,把握;“枢”,是门扉的转轴,主管门的开关。“持枢”即把持枢机、掌握关键。本篇与全书各篇不同,言简意赅,让人怀疑是否是残留下来的某个自然段,道藏本也在其注解的末尾这样说:“此持枢之术,恨太简促,畅理不尽,或篇简脱烂,本不能全也。”今读其文,意不连属。由此残篇看,本文似乎说到人君治世要效法天道,天之道崇尚自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顺时而行,有自己的固有规律。人君治世亦应如此,要善于掌握社会自身规律,把握社会运转关键,顺应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来治国安邦,以推动社会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其中所提到的诸如顺民生以治世,调动人民的积极性等等,都对为君者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原典

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故人君亦有天枢,生、养、成、藏,亦复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

译文

所谓“持枢”,便是讲的掌握自然之道。春天万物萌生,夏日万物长成,秋时万物收获,冬季万物储藏,这是自然界运行的正常规律,不可以扰乱和违背。谁违背了它,即使一时成功,终归也会失败。所以说,人间君主治世也有应该把握的自然之道,那就是使百姓生息,使百姓安居乐业,把百姓教养成才,并爱护民力,不可使用过度。这种顺应自然的为政之道也是不可扰乱和违背的。违背了它,虽一时强盛,终究会走向衰亡。这种顺应自然的为政之道,是人间君主治国的基本纲领。

以史为鉴

汉朝明君善治国

三皇五帝时代在中国各朝代读书人心中被目为黄金时代、大同世界,它之所以被人们如此向往,其原因可追溯到三皇五帝的治国方略。他们依照自然的法则有理有据地治国,他们崇敬美德并使百姓深受教化,他们的治国方针顺应民意,赏罚制度公正严明,于是天下大治,所以三皇五帝的声名才会流芳百世,被世人推为治世仁君之楷模。一代之兴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朝领导者的治国方略。

大汉天子,威名赫赫,大多善于治国。从汉高祖刘邦建汉到汉武帝开疆拓土达于鼎盛,由于一代代君王的治国方略合乎民意,这才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辉煌的大汉王朝。

汉高祖刘邦起于布衣,他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在建汉之后对百姓体贴关爱,废除了前秦很多的酷刑暴政,从而为大汉王朝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高祖之后,文帝与景帝两代,为恢复长期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凋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长达数十年不征赋税,很快达到国富民强,国力更为强盛,造就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汉文帝在位23年,秉持黄老无为思想,休养生息,一切从简。他崇尚节俭,在为君的23年里,从没有增建过任何宫室园林、车骑服饰;而当臣民有不便之处时,就以国家的积蓄来帮助。他从不轻易发动战争,主张以和为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文帝便招来赵佗的兄弟,给予厚赐,以德感化,最终使赵佗深受感动,改帝称臣,消弭了一场内战。大汉与匈奴曾有兄弟之约,但匈奴违约入侵,文帝派将领镇守边关,坚守不攻,因为他担心国力不足以战胜匈奴,轻易攻打匈奴最终会侵扰天下百姓。文帝在用人方面同样主张无为,以德服人。被分封到东南沿海的吴王因故与文帝不和,称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仅不怪怨,还派人赐手杖给他,并传语吴王因年老可免朝。群臣劝文帝用宣吴王入朝的办法将其软禁,文帝表面听从,实际上不予理睬。郎中令张武受过吴王的贿赂,文帝知道后,不但没治罪,反而赏赐他,让他心生悔意。

继文帝、景帝休养生息酿就繁荣盛世之后,汉武帝登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全国访求、推荐优秀人才,给他们立业的机会。兴办太学,修建祠庙,改正月为一年初始,确定历法,规范音乐诗歌,修建祭天灵台,顶礼百神,赐予周朝后裔封地。申明法度,号令建制,焕然一新,作为继承人,汉武帝遵循祖先的事业,学习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风范,施展雄才大略,在改善“文景之治”时的谦恭俭朴的政策,宽政待民的风气后,才使汉王朝达到了全盛时期。

汉元帝做太子时,认为宣帝执法太严。宣帝变了脸说:“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只用仁德感化来危害政权呢!”虽然在此显现了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但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办法还是有原因的。汉高祖入秦约法三章,秦人十分高兴,这是和缓刑法的好处;汉武帝重修国法,改变了百姓懒散的生活习性,这就是猛烈刑法的好处。由此看来,法治的使用要合乎时宜。所以适当时候的严刑峻法,对治国也会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

《左传》中说:“政策宽松,国民易散漫,应用猛烈的法令去纠正;如果太过猛烈,民众就会变得残忍,这时应再实施宽松的政策。以宽松调剂猛烈,以猛烈调剂宽松,政治才能达到平衡。”《尚书》中说:“使用刑罚要时轻时重,审时度势。”《周礼》中说:“治理新建国家应用宽松制度,治理动乱的国家应用猛烈的制度,治理安定的国家应两者适中。”所有这些都是治国方略,都以顺应自然与民意、不违法理为治理国家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律。鬼谷子所谓的“持枢”之道也说人君治世要效法天道,天之道崇尚自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顺时而行,有自己的固有规律,人君治世也要善于掌握社会自身规律,把握社会运转关键,顺应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来治国安邦,以推动社会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

商场活用

京陶公司,“敬天爱人”

如果问日本人最敬佩的是哪家公司?人们无疑会想到松下、丰田,或者是索尼、三菱。可日本经济新闻社的一次评价却令人出乎意料,表明这项殊荣属于京都陶瓷公司。

京陶公司创立于1959年,起初只有资本300万日元,职工26人。它从生产电子工业陶瓷材料——半导体集成电路组装开始,30年后销售额达到25亿美元,产品也从电子陶瓷发展到机械陶瓷、生物陶瓷,从一般元件发展到生产摄像机、个人电脑,一举跻身日本高技术大企业之列。在以善于经营著称的日本人心目中,京陶之所以能一枝独秀的原因是它在管理上“技压群芳”:融经济与文化于一炉,集科学与艺术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管理特色和企业文化。作为日本人最敬佩的公司,京陶的企业文化和核心便是“敬天爱人”。

面对“企业”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组织,企业家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来维系企业的存在——靠什么搞好企业?京陶公司的创始人稻盛和夫的结论是:人心比什么都重要!他说:“人们常常说人心易变,我却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再没有比人心更强有力的东西了。翻开世界历史、日本历史来看,人心之伟大以及它完成的宏伟事业实在是不胜枚举。”稻盛和夫在就任总经理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敬天爱人”这四个字作为社训。据说,“敬天爱人”一词出自日本著名政治家西乡隆盛的名言:“天赐吾与人生同一爱,故应以爱己之心爱人。”

稻盛赋予这四字以新的解释:“‘天’乃道理,讲道理即为敬天;‘人’即民众,以仁爱之心去爱民众,即为爱人之意。”20世纪80年代初,稻盛在总结公司的成功经验时这样说道:“社会上认为京陶公司是靠技术发展起来的,我却不这样看。迄今为止,我花在培育精神方面的时间要比用在技术方面的时间多一倍。我认为京陶公司成功的原因就在这里。我用‘以人为基础的经营’这句话来解释培养精神的含义。”

为了赢得职工的信任,稻盛首先毫无保留地向大家“暴露自己”以及关于自己的隐私和“丑闻”。自然也要求他的同事和部下像他一样坦诚、认真。在招收新职工时,他首先阐述的是自己的人生观、事业观,大讲“人为什么要劳动”、“本公司职工为什么拼命工作”等人生哲学,并强调“我录取新职工的标准不是能力,而是看他是否有理解贫苦人的心情,对别人的辛酸是否无动于衷,看他是否具有能力克制私欲,是不是一个坦率的人、老实的人”。

稻盛还利用一切场合宣讲他的“京陶哲学”:“来公司是为了拿薪水,这是不对的。既生为人,就应该让只有一次的人生过得充实。所谓充实的人生,或者是为了集体,或者是为了社会,总是要以某种形式对人有益。”“不能为金钱而工作,工作要靠心,靠精神去完成。”

在日常生活中,稻盛不忘向公司职工灌输他的“教义”。京陶公司有种“社风”,就是喜欢聚餐。来了新职工要聚,超额完成任务要聚,辞旧迎新要聚,而稻盛则是每场必到。他不是为了饮酒作乐,而是借此机会了解下情,解答疑问,消除不满,协调上下关系,进行团体意识的教育,进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所以,这种聚餐会后来被称为“稻盛和夫式的酒会”。

在今天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程度日显加深,而同时由于激烈竞争所带来的高强压力,又使心灵倍感沉重和孤寂,人们不禁发出了渴望真情的呼唤。真情、爱心在今日社会显得犹如沙漠之中的绿洲,而京陶公司便把自己塑造成这样一个绿洲。

日本人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至深,吸收了儒家文化的许多精神。其中,儒家的“仁爱”便被日本人吸收并发挥得淋漓尽致,从京陶公司的“敬天爱人”便可略见一斑。京陶公司在对待员工上,可以说做到了鬼谷子所说的“待人意虑之交会,听之候之也”,即待人接物诚恳,上下交流之后能广泛听从众人言论。而且,京陶公司“敬天爱人”的文化与策略可以说是抓住了企业经营管理的关键,深刻体现了鬼谷子的“持枢”之道。所以,经营好一个企业最根本的就是管理好这个企业的人,抓住他们的心,顺应其种种层次的需求,从而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