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在有着“尊老爱幼”悠久传统的中国，国家的老年人福利会有着这么巨大的差距呢？归根结底，还要从我国的国情说起，它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即“未富先老”。
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加，人均值却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与此同时，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人口总数的10%，据推测，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到了21世纪中叶，将达到4亿左右，占据总人口的20％以上。面对这么多的老年人口，国家财政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一方面是老年人福利建设资金不足，另一方面是全社会老年人的福利需求在迅速增长，这一矛盾显得尤其突出。
面对这种形势，推广“老年人福利社会化”，即广泛动员社会力量，而不是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将势在必行。“社会化养老”主要包括：一是投资渠道要多元化，形成国家、集体、企业和个人的多渠道投资，发展多种所有制养老机构；二是服务对象要扩大，福利机构不能只是面对“三无”老人、“五保”老人，要面对全社会的老年人；三是采用多种服务形式，过去基本上是“供养”，现在要通过各种社区服务的方式为老年人福利提供支持。只有将我国的实际情况与国际的先进经验接轨后，中国的老年人福利才会形成自己的特色，才会建立起真正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助”的和谐社会，才能让老年人真正生活在如《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美好生活之中。
医疗福利：从此不再看病难
三国时代，名将张飞，手持丈八蛇矛，纵横沙场，自认天不怕地不怕，在诸葛亮面前也拍胸脯。有一次诸葛亮微笑着问他：“你真的什么都不怕吗？我看，你必有一怕。”张飞眼睛瞪圆，大声答道：“我什么也不怕！”于是，诸葛亮在自己手心上写了一个字，悄悄给张飞看。张飞一看，顿时没了脾气，连连说：“怕！怕！我怕！”
这位猛将怕的是什么？很简单，那个字是“病”。张将军勇猛异常，唯独怕病。
中国有很多人，尤其是农村居民，往往对小病不在意，不愿意去花那个钱。但往往很多小病都是一些重大疾病的隐患，直肠癌一开始表现都是痔疮的情况，很多当做痔疮治疗，几个月之后，如果还是不好，便血出现污色，痔疮都流血。这时，应该早去化验，继续按痔疮治疗，直到出现低分化的癌细胞，也就到了晚期了。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是小病就放松对它的治疗，以至导致恶果的发生。
在现实生活中，“病”是人们最不愿提起的一个字，它不但让人的身体和精神饱受折磨，也给人经济上带来损失，让很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所以，我国目前的医疗体制改革也已经到了扭转方向的时候，这一点是大众的心声。医改的公平性与公益性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广大百姓共同的期望。
我国现行的医疗福利体系是由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方案拼凑而成的。因此也就形成了现有医疗保障体系的最大特征：几套体系平行运转，相互分割。政府公务员享受公费医疗制度，城市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障两个体系，乡村又有新农合体系。这样整个医疗保障体系形成了多重分割：城乡分割，身份分割，地域分割。
这导致一个结果：政府为民众医疗投入的财政资金，未能公平地使用。因为，不论是门诊还是住院，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居民医疗保险与新农合的报销比例和额度依次降低，而这四个群体的收入同样是依次降低。这样，收入高的人得自财政的补助反而更多。这样的结果，违背了社会福利政策的初衷。
目前，我们的医改政策不仅在于创造更多的医疗资源，还在于这些资源公平地为全民享有，以此达到医疗福利的增进。从这一目的来看，农村是我国医疗资源最为缺乏的地方，农民是我国医疗保障最为缺少的群体。医改对于阻碍公平鸿沟的跨越，首在城乡差距之间实现公平；医改对于公益覆盖的跨越，首在由城镇居民向广大农村和广大农民覆盖。
前不久陕西省神木县施行的“全民医保模式”，目的是着眼于广大百姓医疗福利的推广。显然，为真正落实“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城乡统筹”等原则，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进行更深一步的跨越。此前公布的医改方案也提出了医疗福利“均等化”的原则。也就是说，财政的基本原则与平等的宪法原则要求逐渐统一目前相互分割而待遇悬殊的医疗保险体系，将所有人员，不论公务员还是普通工人，不论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或流动人口，都纳入到统一的国民医疗保险体系中。这应当是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唯有这样，才真正合乎政府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原则，也合乎财政的基本原则。
为什么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这是《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个故事：
有个人远行前，交给3个仆人每人一些银子，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主人回来后，他把3个仆人叫到面前，想知道他们赚了多少钱。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的五千银子，我已赚了五千。”于是主人奖励了他。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二千银子，我已赚了二千。”于是主人便奖励了他。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千银子，我一直埋在地里，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主人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那一千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那没有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
20世纪60年代，“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现象被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归纳为马太效应。今日我们回过头来看，突然发现，上帝似乎把这种现象撒播得无处不在。
富人享有更多的资源——金钱、荣誉以及成功，穷人却变得一无所有。在人类资源的分配上，马太效应所讲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现象更是十分明显。
有人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处于经济黄金时期的美国人是越来越富了，还是越来越穷了呢？这个听起来近乎可笑的问题却有一个让许多美国人深思的答案：相对而言，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了。
现在美国民众蓦然发现，在一片繁荣的喧嚣中，贫富之间的大峡谷正在无声地裂开，而且越裂越宽。
据美国华盛顿预算及政策研究中心和经济政策研究所发表的报告：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收入最高的家庭平均年收入137000美元（税后）左右，而最穷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3000美元，不到高收入家庭的1/10。调查还发现，最穷的家庭在过去的10年中收入增长不到1％（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而最富的家庭收入增长了15％。有一年的美国前三名巨富（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保罗·艾伦）个人财产的总和更是超过了全球43个最穷国家国民生产值的总和。种种数据显示，美国财富的聚集度已达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统计还表明，目前最富有的国家占有全球85％的国民生产总值。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富有的国家与最穷困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一倍。
不仅国家和地区如此，个人的财富也是如此。电影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1994年赚进了1.65亿美元。加梅，美国收入最高的律师，赚取了9000万美元。而众多拥有同样才干的电影导演和律师，往往只能赚到这些额度的极小部分。
企业界同样逃不掉这样的规律。比如美国汽车市场，通用和福特双雄并立，稳定的业绩和利润能够保证其生存不出现问题，而排名第二的克莱斯勒就一直在生死线上挣扎。虽然艾科卡一度给这个公司带来辉煌，但终究还是“人算不如天算”，几经沉浮之后，终于被奔驰公司收购。一个成熟的市场往往被市场占有率第一、第二的企业所主宰，大多数公司都很难避免被淘汰出局的命运。
“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现象几乎存在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要面对的事实。
美国人山姆看起来是个“抠门”的老头儿，因为他每次理发都只花5美元——当地理发的最低价。他在生活中过着最简朴的生活，他穿一套自己商店出售的廉价服装，开着一辆破旧不堪的小货运卡车上下班，车后还安装着关猎犬的狗笼子，戴着一顶折价的棒球帽。表面看上去，他和我们普通人都一样，但是这个老头很随便地就捐出了1亿美金。他何以如此慷慨？因为他是全球第一商业帝国沃尔玛的主人。
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老板杰夫·贝索斯资产上亿美元，却驾驶着一辆破旧的本田轿车，并公开赞扬节俭。他曾经宣称：“我不认为财富真能使人改变。”但说过这句话不久，他就迁离了在西雅图闹市区的900平方英尺（约84平方米）的住处，搬进位于麦迪纳林阴郊区滨河的千万美元的豪宅。同样住在此地附近的人士还包括微软公司的几位亿万富翁：比尔·盖茨、乔·谢利、纳森·米尔沃德。此后，7000平方英尺（约650平方米）看来也嫌小了，贝索斯于是决定将新宅扩建。而同时，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领着失业救济金的黑人妇女马吉娜却在为自己不足150平方英尺（约14平方米）的房子是否能容得下几个孩子睡觉而发愁。
无论人们如何否认，富人和穷人之间巨大的不平等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愈演愈烈”——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附录：经济学60个关键词
稀缺——有限的资源相对于人类无限的欲望总会显得不足，因而我们说资源是稀缺的。稀缺并不意味着难以得到，而仅仅意味着，不付出代价就不能得到。稀缺是每一个人所面对的现实。即使是一个亿万富翁，他似乎可以拥有他想要的一切，但在他的字典里，仍然有“稀缺”这个词：他的时间是有限的，他可以得到一切，却没有时间一一地享受这一切。
经济物品——一种物品是稀缺的，需要花费代价才能得到，这种物品就是经济物品。经济物品是稀缺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是难以得到的，而仅仅意味着，它是不能自由取用的。“经济物品”前面的“经济”两个字就决定了这种物品绝对不是“免费的午餐”。
理性行为——人们所追求的行动都是能让他们实现最大满足（效用）的行为。理性行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认为存在着标准的最优化的经济行为，并且可以用理性行为的模型解释和预测实际的经济行为，也是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它是最经常受到抨击的假设之一，这恰恰证明了其重要性。
效率——效率意味着不浪费——经济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不使他人境况变坏的同时使自己的境况变得更好。这样定义的效率被称为帕累托效率，得名于伟大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如果一个人可以在不损害他人的同时改善自己的处境，经济学家就说经济的效率提高了，并将其称为帕累托改进。
公平——在一种分配中，如果没有任何一个人羡慕另外一个人，那么就可以把这种分配称做是公平的。显然，均等分配一定可以实现公平，但公平却并不一定要求均等。如果亚当喜欢苹果，夏娃喜欢橘子，而上帝只赐给他们一个苹果和一个橘子，那么均等分配（每个人半个苹果半个橘子）虽然公平，但显然有一点愚蠢。较好的做法是把苹果给亚当、把橘子给夏娃，这样他们两个都会更满意一些。经济学家通常认为，有效率的市场经济并不自动带来公平。为了实现某种程度的公平，政府就要有所举措。
资源配置——人类对付稀缺，考虑最多的就是资源配置——如何在不同人之间配置有限的资源，以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经济学公认的研究领域也是资源的配置。在经济学家看来，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它虽然不是完美无缺，但也要强于其他方式——毕竟它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而生存了下来。
市场经济——是指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在其中，消费者与企业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通过市场相互发生作用，来决定经济组织的三个中心问题：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首先，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决定了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其次，如何生产也将遵循价格信号所指示的方向，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使用哪些生产要素、采用什么技术来进行生产。最后，为谁生产是由生产要素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这里的供求决定了要素价格：工资率、地租、利率和利润。各种要素的所有者、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便根据其拥有的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取得相应的收入份额，完成社会收入的分配。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世界，并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在每个经济中，总能看到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动作。
“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关于经济自由的譬喻，描述了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如何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增进公共的利益：“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个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斯密之后，经济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但他的观点仍然具有非凡的魅力。虽然在实践中，肯定存在着例外。但是，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里，给予个人较大的自由确实导致了生产的巨大增长，而这种增长即使不是使每一个人，也至少是几乎使每一个人都得到好处。
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意味着个人选择的自由——作为消费者，他可以在预算约束内自由选择想要的商品；作为要素供给者，他可以自由地把所拥有的要素投入到与其他人（或组织）的竞争中。自由主义者认为，除非危害他人，否则个人的经济自由不应受到限制；个人也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行动向社会负责，因为这种自由行动本身就会给社会福利带来额外的好处。批评者则指出，尽管自由是有效率的，但它并不自动地带来公平。经济自由很可能会导致财富的集中，而这种集中是极其危险的：它不但使某些人在同其他人交易时更有优势，而且可能会扼杀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