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王安变法的用人政策，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除去真正拥护新法的人之外，只要是哪怕是在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坚决贯彻新法所推行的各项政策，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只要能拥护新法，就是王安石重用的对象。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象，实现富国强兵的最终目标，王安石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仁，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但是王安石忽略了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恰恰也是导致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这就是用人是否得当的问题。王安石所信任的这些人，大多数是出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非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想通过借用这一捷径，来实现自己的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元老旧臣，他本应该将变法进行到底。但当满朝文武大臣及百姓的一致反对下，满怀希望的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他的立场也开始转变了，随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公开诋毁变法。只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由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悖，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王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故友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王安石在变法中使用的这些人，看似力量非常壮大，实则居心叵测，心怀诡诈，目的不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最终经受不住反对派的疯狂打击，最终断送了改革。用人政策的失败，无疑是王安石变法当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以至于到最后，王安石几乎是孤军奋战，尽管有心力挽狂澜，却最终无力回天，变法的失败在所难免。如此松散的变法集团，怎能不让王安石陷于内外交困的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扭曲新法，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曾经的改革者、重臣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颇，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敛财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第五节被呼拗公，大贤之玷
王安石被人家称为是“拗相公”，就是说他的为人、文章，所持观点每每与人不同，而且非常固执地维护自己的观点。
首先，他这个人刚正不阿，对权势从不趋炎附势，他不迷官恋位，21岁考中进士时，宁愿在一个偏远的地方当一小吏，也谢绝朝廷把他召入做京官。嘉祐四年，他做了朝廷的三司度支判，上“万言书”要求实行政治、经济方面的变法，但没能引起仁宗皇帝的重视，被迁知制诰，不到两年便借故因丁母忧而解官归江宁待业了。而后，他一直谢绝京师做官达25年之久。仁宗驾崩、英宗即位后，王安石由于曾上奏朝廷反对英宗接班，不愿复官。直到神宗明确表示出对他欣赏时，王安石才重回京师，就任参知政事的高位。
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王安石一上任便大刀阔斧地实施新法。先是“清洗队伍”用新人，竟然把他自己所编著的《三经新义》中的论点作为科考“提干”的标准。然后看其是否支持新法，一下子，左右御史台被清洗了14人之多，由此，一些深孚众望的大臣开始公开反对王安石。皇帝疑问：“为什么所有的大臣乃至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王安石回奏：“陛下要师法先王之道，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的旧臣。反对新法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不会以陛下善良的愿望而得以避免。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生死之战，关乎国家与陛下存亡，是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大问题。”虽然新法实施步履艰难，甚至在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但是王安石那种坚定执著令人佩服，最起码他没有明哲保身做领导的传声筒，也没有睁只眼闭只眼地姑息养奸，更没有君子动口不动手，说一套做一套。
其次，他洁身自好，对历代官员任情放纵、贪污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尤其对当时士子们热衷的纳妾风气嗤之以鼻。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子吴氏专门买了个侍妾进献给丈夫，晚上侍妾前来侍寝，王安石惊问：“怎么回事？”得知该妇人因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她丈夫把她卖掉好凑足赔款后，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连老婆买人的钱也没让妇人的丈夫退还。王安石这种不近人情被苏洵视作大奸之无比虚伪：“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确实，由于他性格上的另类与生活上的不拘小节，他吃了不少暗亏。
据说王安石在政治辩论急眼时，就会毫不客气地斥责对方“君辈坐不读书”，被噎之人无话可说，政敌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博览群书。
大宋皇佑六年（公元1054年），在欧阳修、曾巩等人的大力推荐下，王安石进京做了群牧司的一名判官。在当时，地方官能入京城被视为荣耀，而王安石对加官进爵并不感兴趣。进京时头戴斗笠，长袍半新不旧，似乎好久没有洗浣，脚上穿着草鞋，与众大臣的衣冠形成了鲜明对比，却也更加显得王安石的与众不同。
王安石上任不久，恰逢阳春三月，群牧司按常例要举行牡丹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此时群牧司的长官是大名鼎鼎的包拯，他向手下的官员一一进酒。由于包拯在朝廷里甚有威望。这些官员开怀畅饮，以表示亲密之情。这时和王安石同为群牧司判官的还有司马光。包拯来到司马光面前，斟满一碗酒，请他干杯。这时司马光面露难色，表示自己不胜酒力。包拯只说了一句话，司马光就全喝了。他说：“我和你第一次饮酒，怎可推托”。包拯来到王安石桌前，发现他的酒碗是空的。便往碗中斟酒，王安石却用双手盖住酒碗，说道：“下官从来滴酒不沾”。包拯不依，一定要斟上，而王安石涨红了脸，寸步不让。包拯说：“今日为牡丹宴，不多喝，也应该沾一沾”。王安石执拗道：“沾也不沾”！此时众官前来相劝，岂能不给包大人面子，少喝也行啊。可是王安石一拗到底，就是不喝。包拯扔下酒杯，很是不高兴，丢了一句：“真是拗得可以啊”。
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的八月，宋仁宗殿试春闱举人。这一年殿试是选贤良方正进谏之士。这次应试中，就有四川的苏轼、苏辙弟兄俩。苏轼、苏辙兄弟俩颇有文采，许多人都以为第一名第二名非此二兄弟莫属。初试后，令人膛目结舌的是，二兄弟并未夺得头彩，苏轼的考卷录为三等，而苏辙的考卷被视为不合格。原因苏辙在卷中严厉地批评皇帝不关心西北边防，沉溺后宫，不问朝政，致使朝政日益黑暗，并且在引文方面不够仔细。考官司马光颇欣赏这两兄弟的才能，重新审核后认为合格，列为四等。于是苏轼苏辙兄弟俩双双录取。但是任知制诰的王安石不给苏辙拟写“告身”（即授官凭信，似后代任命状）。宰相问理由，他则说苏辙以攻击圣上而中进士，自己坚决不赞成。于是宰相反唇向问：“三年前你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岂非攻击圣上？仁宗皇帝不是依然欣赏你的才能，破格录用你的吗？”一句话，把王安石问得无言以对，两颊涨得通红。但是，拗相公王安石是个做事不回头的人。他想干的事，无论反对者势力如何大，也会坚持下去；他不想干的事，即使众人都说可以做，他也不会做。王安石最终也没给苏辙拟写“告身”。如此倔强的性格，拗的出名的王安石却也不失那么一点可爱的。
如果是一个小人物，执拗也不是什么大缺点。可是王安石是个政治家，这一个缺点所造成的影响，就非常显著了。如在他担任宰相期间，大刀阔斧改革，想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家面貌。但是改革最后还是失败了，原因除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反对，以及改革内容自身的局限外，他的执拗，也导致了任人不当，使他的变法变了味，最后失败。如他任命的副手吕惠卿，就是一个见风使舵之徒。司马光早就告诫过他，此人不可重用，但是王安石不听。起初他是变法的急先锋，比王安石还“激进”。后来变法失利后，果然吕惠卿反过来倒咬一口，说了王安石不少坏话，还故意出难题，难为他。当然，这样的人还有不少，比如蔡确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