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把北宋王朝拖入“党争”的漩涡，朝廷空前分裂。一边是“熙宁新党”，但除了王安石，没有一个正直的人，可以说，宋神宗和王安石带着一群来路不明的人在办事。另一边是“保守旧党”，非但有司马光、苏轼这样的社会精英，还有韩琦、文彦博这批范仲淹改革旧臣。不仅仅是他们的目光不及王安石深远，更大的悲剧源于改革者自身的性格。北宋谁人不知，王安石浑名“拗相公”？变法开始后，王安石性格里的“拗”劲，发展成一种实践理想的狂热，让他看不到政策执行中的问题。比方说青苗法。青黄不接的春季，官府低息贷粮给农民，秋收后农民再按息还粮。王安石夸海口说，“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两全其美。但结果呢？一个农民敲开了县衙的大门，官吏说，借粮可以，先填申请表吧。农民是个文盲，花钱请了书吏，交了表，石沉大海。一咬牙，掏钱，给官吏好处费。到了还贷时，一算利息，好家伙，竟然比地主的高利贷还高！王安石改革至此成了一场黑色幽默。老天也不作美。熙宁七年，大旱，民不聊生。宦官郑侠画了《流民图》献给神宗，哀哀哭泣：这是天怒人怨，只要您肯停止变法，十日之内必会下雨；如若没雨，我以人头抵欺君之罪。神宗无奈，诏命：暂停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八项新法。三日之后，倾盆大雨从天而降。神宗站在御花园里，瞠目结舌。王安石站在皇宫门外，呆若木鸡。这场雨彻底浇灭了两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王安石知道，他再不会拥有神宗倾其所有的信赖了。罢相、复职、再罢。终于，王安石回到了江宁。在听到最受好评的募役法也停止推行后，他拂衣悲喊：“亦罢至此乎？”抑郁而终。
执着和固执、一往无前和一意孤行，就像硬币的两面。然而恰是这一种“拗”，让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王安石可敬又可悲的背影。
§§§第六节不谙政治，终成遗憾
变法中所制定的所有的政策必须要靠详细且切实可行的制度以及人事来推动进行，王安石在地方官的任期上拥有实际经验，对此他自己也很重视这些经验。因此在进行变法时，他首先对中央政府的一些政治机构进行了改革。由于新法偏重于经济和财税，因此王安石便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以配合新政的进行。另外，他还设有“提举官”，派遣到各地去监督以及推动新政的实施。王安石本人虽然具有较为丰富的行政经验，但归根到底，他在政治上所具有的政治个性更倾向于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具体的行政工作者，特别是缺乏作为一个中央政府的官员在人事以及政策协调方面的处理技巧，正是因为缺少这些，因此在对人的能力及性格的判断上，常犯错误，这从他在变法中的用人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王安石进行的新政看起来一切似乎都很合理，都很符合中央政府及老百姓的要求，这些也确实是当时所需要的，其中的一部分也是在他自己任地方官的时候产生成果的东西。不过，王安石认为这样就可以通用于全国，则多多少少有主观上认定的错误，也就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这对于变革而言，是致命的。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经将在秦国实行后非常成功的法律制度强迫实施在了统一后的大中国，造成了秦朝在政权建设及运转上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也是大秦帝国成为一个短命王朝的一个不可轻视的原因。《宋名臣言行录》中也有如下的记载：王安石为明州鄞县知事的时候，对读书和写文章很是用心。他努力于水利的建设，起堤堰，决陂塘。给农民借贷的谷物在还给官府的时侯只需要用很低的利来偿还。这样做还可以使官仓里的谷米进行一个循环。他还创建学校，努力规划保伍制度，这一切的一切都很成功。新政在这里的成功实施，让他看到了希望，但他殊不知以此新政实施于全天下就可能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甚至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的确，中国的地方太大了，各地的风俗习惯、政治、经济、文化的条件差异很大。在宋朝时，由于经济重心南移已经完成，所以在长江流域以南的经济十分繁荣昌盛，而中原地区则处在一种严重的停滞状态。或许有些地方确实需要新法，但有些地方或许就不是那么迫切，新法的实施必然会改变人们原来的生产和生活，实施起来难免就会有勉强性，水分性。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央的政令很难真正有效的在各地区被执行。
在新政推行的过程中，最严重的就是政府及民间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而且官僚系统集团基于自身特权及利益的维护，根本不愿让新政成功，使得在执行上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扭曲及偏差。例如青苗法本来是一种救济贫农的方法，王安石曾骄傲的说，只要实施两年，全国所有的农民都不会再有春天无钱买秧播种的现象。理论毕竟只是理论，理论上可行的东西，在实际执行中就未必可行了，可能还会产生反面的效果。当王安石担任地方官的时候，由于地域狭小，行政层次简单，对于信息的了解和分析，能够比较充分和符合实际情况。因此他可以贷款给需要贷款的农户，而且监督和管理成本也相对较低，使得这一个农业贷款系统可以有效运行。另外由于没有上级政府的考核压力，以及王安石本人的良好的道德品质，他显然不会利用职权搞腐败，把低利率贷款贷给自己的关系户，或者是强迫那些家底还算殷实，根本不需要贷款的农户贷款。而且王安石对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暂时无法还本付息的农户，肯定不会强迫他们拆屋卖妻卖儿来还钱。地域狭小，管理层次简单，对信息的及时了解和分析，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这些因素决定了青苗法可以在一个低成本的条件下有效地运行，这也是青苗法在王安石任职的地方推行获得巨大成功的本质所在。但是青苗法全国实际执行的结果就是：青苗虽然只取两分的利，但农民实际付出的远远不止这些，包括手续费以后就达到七八分，这些都要比理论上的远高出了好几倍。官营的表面上看着利虽然很低，但由于手续繁琐，加上其中还经常会有一些不必要的费用，加起来以后就甚至比高利贷还要高了。因此民众宁可去借高利贷也不愿意去借官营的。那个时候的农民读书并不是很多，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没读过书。在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时，因为自己不会写申请书，而申请书的填写又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手续，为了填写，就要花钱去请有文化识字的人，等写好后拿到官府去申请的时侯，如果碰到贪官污吏，还要花钱去打点。据史料记载，利息竟然高达原来的三十五倍，情况的恶劣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原来是变法的中坚人物苏辙就曾经向王安石警告过：“青苗法的这些钱借给农民，是为了解决农民的燃眉之急，而不是政府去赚利息钱。但一旦这些钱借出去了，也就在所难免的为某些贪官污吏制造了贪污的机会，国家虽然有明确的法令禁止这样做，但即使是禁止，也不可能就完全禁绝。还有就是，借到这些钱的农民，由于文化程度低，计划可能也不会很周详，因此在计划失算的情况下，钱也就难免会用在一些不当之处，等到需要还钱的时候，他们就拿不出钱来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时就按照法律来进行惩罚，那么势必将会增加地方政府的麻烦。”王安石回答说：“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得从长计议啊！”由此可见，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的确困难重重，而且王安石在进行变法时根本没有将这些问题考虑进去，可见他思考问题时有一定的狭隘性，有失偏颇。身为变法中坚人物的苏辙，在他退出新党时曾经说过，王安石新法的目的就在于为国家增加财富，但新法属于计划经济，忽略了人性的一面，不懂得利用人的心理来处理事务，那想收到实际的效果恐怕就很难了。如果再加上执行官员在执行过程中若有私心，那问题将势必更为严重。吕惠卿等人根本就不是真心进行变法，也不如王安石那样清廉爱民，只不过是一个投机的政客而已，因此在政策的执行上，几乎无法避免严重的扭曲。
王安石没有很妥当地处理同僚关系，而且变法也没有把推行变法与整顿吏治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也是变法的一个严重缺陷。王安石在变法时，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就扫清变法障碍而言，此举无可指责。然而，对那些只是指责新法过失、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王安石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而是一律予以压制，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壮大了对立势力，给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而宋神宗出于权力均衡等原因，对王安石进行牵制，使王安石对变法障碍的清除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让反变法派得以不断攻击阻挠变法的开展，使推行新法举步维艰。变法之初，王安石就提醒宋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宋神宗表面允诺，却又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牵制和监视变法，为反对派阻挠变法提供了条件。他们在等待时机，一旦取得权势，就开始全面废除新法。
王安石把目光放在经济改革方面，急于推进变法，以当时对变法支持与否论取舍，用人失察，任用了吕惠卿等一伙道德品质很坏的势利小人，撤职、调离了一批反对“急进式”变法，主张“渐进式”变革的优秀官员，这就埋下了扭曲变法、人事纠纷和“窝里斗”的祸根，以致变法派内部力量分裂，没有齐心协力。用人不当，造成变法派成员良莠不齐，出现了危害百姓的现象，变法派在社会的政治形象大打折扣。变法本来就有问题，像吕惠卿这样的小人们再在其中上下折腾，结果可想而知。新法的推行，也因这些人的影响而被严重扭曲。某些新法条文本身虽然不错，但一到贪官污吏之手便大走其样，并引起不满。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扫清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以致王安石的一位学生曾经对此评论：“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
失败的原因，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如作为王安石个人，意志力特强，坚如磐石，正象他的名字一样。他做事提倡的是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但我们知道，优点过于突出了，往往会变成缺点。改革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政治智慧，而有时候后者更显得突出重要。王安石是个坦坦荡荡的君子，但却在一个点上犯了正、反两方面错误。一是不讲究策略，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不分左、中、右派，一律“道不同不相为谋”，没有做到积极争取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对派。变法进行到最后，结果是在朝不能得到元老派的支持，在野不能得到老百姓的理解，群起而攻之。二是他做事过于仁义，过于光明磊落，对自己的对手只是驱逐于野，至多是加上排挤，而没有置自己的对手于死地，没有做最坚决地斗争，就给了反对派卷土重来的机会。
王安石最大的不幸是遇到了司马光，一个左倾，一个右倾，一个有为，一个无为，针尖对麦芒，水火不相容，这真是“既生瑜，何生亮”。但有一点，他们二人是相通的，那就是为国为民，他们都相信自己做的是铁肩担道义的伟大事情。
司马光的眼光过于狭隘，王安石的眼光过于超前。有人一语中的：天还没有亮，而王安石却起了个大早。
本来都是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两个人，本来可以吟诗作对把酒言欢的两个人，却因政见的不同而变得水火难容，视对方如仇敌。走不到统一战线的王安石和司马光注定了两人在各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坏人台上唱戏，好人台下哀声叹气”，恰恰相反的是，王安石与司马光都不是坏人，都是舍小家为大家的人。悲剧的根源在于他们既不能互相理解，更不能得到天下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