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名人之死(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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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孤傲书生——才华未尽人先死(4)

据说行刑日,凄凉肃穆,方圆不大的一块阴森森空地,四周闪着刀光剑影,显得阴森恐怖。胸藏秀气、笔走龙蛇、蔑视朝廷的一代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披枷戴锁,岿然立于囚车之上。刑场上,刽子手手执寒光闪闪的鬼头刀,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眼看行刑时刻将到,金圣叹的两个儿子梨儿、莲子(小名)望着即将永诀的慈父,更加悲切,泪如泉涌。金圣叹虽心中难过,可他从容不迫,文思更加敏捷,为了安慰儿子,他泰然自若地说:“哭有何用,来,我出个对联你来对。”于是吟出了上联:莲子心中苦。儿子跪在地上哭得气咽喉干、肝胆欲裂,哪有心思对对联。他稍思索说:“起来吧,别哭了,我替你对下联。接着念出了下联:梨儿腹内酸。”旁听者无不为之动容,黯然神伤。上联的“莲”与“怜”同音,意思是他看到儿子悲切恸哭之状深感可怜;下联的“梨”与“离”同音,意即自己即将离别儿子,心中感到酸楚难忍。这副生死诀别对,出神入化,字字珠玑,一语双关,对仗严谨,可谓出神入化、撼人心魄。只见寒光闪处,伴着这惊天地、泣鬼神的千古绝唱,一代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文坛巨星陨落了。

方以智缘何而死

方以智字密之,是明末清初画家、哲学家、科学家。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为复社成员,为“明季四公子”之一。明亡后,出家为僧,法名弘智,发愤著述致力于思想救世的同时,秘密组织反清复明活动。学术上,方以智家学渊源,博采众长,主张中西合璧,儒、释、道三教归一。一生著述400余万言,多有散佚,存世作品数十种,内容广博,文、史、哲、地、医药、物理,无所不包。关于方以智之死有史料记载的,主要有以下不同说法:

(1)《清史稿》记载:“康熙十年赴吉安,拜文信国墓,道卒。”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六《方以智传》同此说。

(2)《桐城县志》卷四《理学·方以智传》记:“旅病万安,临终犹与弟子讲业论道,不及世事。”

(3)方中通《陪诗》卷四《惶恐集·哀述》诗注有云:“辛亥十月七日舟次万安,夜分波涛忽作,老父即逝,而风浪息。”

(4)方中履《砚邻偶存序》说:“辛亥先公及于难,履守丧万安,祥而后返葬。”方中履《宗老梅先生七十序》道:“既而惶恐滩头,先公完名全节以终。”

(5)王夫之《闻极丸翁凶问不禁狂哭痛定辄吟二章》诗注有云:“传闻薨于泰和萧氏春浮园。”

邓之诚先生有《清诗纪事初编》卷一“方中通”条下,对方以智之死的记载,当为今人考证方以智死事之始,其中有云:“康熙十年辛亥,以事被累入粤,卒于道中。唯见黎士弘《托素斋文集》三《跋无可大师手卷》,及《仁恕堂笔记》。今读此集《陪诗》卷四为《惶恐集》,纪其事甚详。惶恐者以智卒于万安舟中,即《文山集》之惶恐滩也。”蹈邓先生之踵的考证,当首推仪真、冒怀辛的《方以智死难事迹考》。他们的观点是:方以智为清政府捕于庐陵,而“自南昌循赣江押解”;辛亥年夏季非常暑热,“在囚船上流行着夏季的急性传染病”,方以智亦患病。“在庐陵养病近一月,大约由于期限所拘,又被迫继续登程,结果被折磨而死。他的死地是惶恐滩头,尸停于万安,卒日是旧历十月初七日”。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余英时撰《方以智晚节考》,其中有《死节考》一章,自称他之所作为“不避蛇足之讥而于《清诗纪事》之外复有此说”。他的主要观点是为方以智“不必死于病”,而是死于“自尽”;对于“自尽”的方式,虽未明指,但就其论述看,他是认为“死系由自沉”;对于方以智被捕地点,他认为不是庐陵而是泰和。余英时先生的主要论据是:方中履《祭萧孟昉文》云“先公慷慨尽节,不少曲挠”,盖已不啻明言以智之死于自尽。

而方中履的“惶恐滩头,先公完名全节以终”,殆非指病卒言;况且其所云“履兄弟亦惟止水相踵,自勉于是”,颇近于暗示其父之死系由自沉。余英时先生著作传到国内之后,冒怀辛先生又作《方以智死难事迹续考》,对方以智死于“自尽”的观点提出异议。该文首以“方以智思想论证方之死并非自杀”:在晚年,方以智之人生观固已超脱于生死上,既不贪生,亦不殉生,既不畏死,亦不求死,一息尚存,则随分自尽。而其“超脱生死之人生观非无意于用世,随分自尽之思想亦非消极于世间”。据此,“若以其遇难之际,必自杀以殉……揆诸其晚年思想实际,则似尚未能泮合允洽也”;次以“史料记载见方以智之死非自杀”:彭躬奄《与谢约斋书》云:“木公(方以智)病背发,卒于万安。”此书之尤为重要音是透露方以智之死为“病背发”。彭士望《树庐文钞·首山濯楼记》云:“怡然行素,不为恇,而卒以疽发于背,血肉崩溃,言笑从容,触暑载驰,终焉致命。”

至于方以智罹难之由,就史料的零星记载看,或曰“中奇祸”,或曰“粤难”,或曰“以事被累”,更是晦隐不明。故考证者的看法亦极分歧。冒怀辛引魏世效文《书木公册子》的“甲乙之际,东南变起,公(方以智)习静青原,而究未免谣诼,呜呼,其亦盛名之难居也夫”这一材料,暗示方以智之“粤难”与“东南之变”有联系。香港学者喆勇则引王夫之《搔首问》的有关记载,责方密之在粤时,人皆以通脱短之,谓此言“其国难当前,身居揆席,听歌豪赌,笑谑浪游,犹为贵公子故态,故疑其粤难之祸,根在于此”。

而香港的另一位学者饶宗颐则引曾青藜为《石濂上人诗序》的“吾闻灵澈以诗游京师,缁流造蜚语,激动中贵人,由是得罪。无可大师亦以文字几罹不测”这一记载,断方以智“祸难之起,当如曾青藜说由于文字贾祸,较为情实”。

国学大师王国维:昆明湖自沉之谜

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1927年的6月2日,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便去了研究院。到校后,他先记起自己忘了把学生们的成绩册带到办公室,于是就让研究院的工友去家中取。此后他遇到研究院办公室秘书侯厚培,便与侯聊起下学期招生安排的话题,他谈了许多自己的设想和建议,过了许久才与侯分手。临别时,王国维向侯厚培提出借三块大洋,但侯正好未带现洋,只能借给他纸币。王国维拿了钱走出校门。在校门口他雇了一辆人力车,要车夫将他拉往离清华园不远的颐和园。到颐和园时,大约是上午10点左右。王国维给了车钱,并嘱车夫在园门口等候,便径直走进颐和园。初夏时节,颐和园青山绿水,郁郁葱葱。不过临近中午,园内游人稀少。王国维来到排云殿西面的鱼藻轩驻足许久,抽完了最后一口烟,然后纵身跳入昆明湖。当时有一园工(又有说是巡警)正距王国维投水处不远,听到落水声后,急忙跑来解救,也不过约一两分钟的时间,可王国维却已断气了。尽管鱼藻轩前的湖水深不过二尺,但湖底满是松软的淤泥,王国维自沉时头先入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塞住,闻声而来的园工们又不懂急救之法,王国维最终因窒息而死。当园工们将王国维从水中救出时,他的内衣还未湿透,如果能及时施以人工呼吸法营救,或许还可有救,可是这却被贻误了。一代国学大师就这样悄然离去了。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16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1)“殉清”说。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2)“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与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他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3)“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法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4)“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

(5)“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6)“诸因素”说。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中国文化的托命人:陈寅恪凄惨离世

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

1966年7月,“文革”波及到了中山大学。在“文化革命”狂潮的洗礼与巨大冲击中,陈寅恪这次终于没能幸免。

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原中南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人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其妻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继续活着,为做到名副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20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早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