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性住房”，是指由政府投资兴建或收购的，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或租金标准，具有保障性质和特定用途的住房。保障性住房与市场上的商品房相比，一个为了公益，一个为了赢利，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老百姓而言，保障性住房的最大特点当然就是便宜、实惠。
实际上，在10多年前的住房改革中，保障性住房就已经被定为主角，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一直站在中国房地产这个大舞台的边缘。现在，在中国楼市甘当了10多年配角的保障性住房，终于等来了“变换角色”的时刻。
２００６年５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提出6条房产调控纲要，明确重点发展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２００７年８月８日，国务院下达《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以及“逐步改善其他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２００８年，各地政府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这表明，买不起商品房的老百姓，有望借助保障性住房来满足自己基本的生活需求，实现并不奢华的住宅梦想。相信随着保障性住房的推广，“广厦千万间，百姓俱欢颜”的梦想，离我们将会越来越近。
■ 是什么在损害整个社会的福利？——分利联盟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分利联盟的频繁活动会降低社会效率，造成经济停滞。
分利联盟是指由一批希望采取集体行动提高自身福利而不惜损害社会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组织或者集团。奥尔森认为，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会逐渐出现愈来愈多的分利联盟。这正是导致国家衰亡的关键要素。
尽管从逻辑上讲，通过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来增进利益集团每个成员的福利是一种可行的途径，然而更为有效并且也更为普遍的做法是，尽可能为本集团成员争取社会福利中的更大份额。许多人用“切蛋糕”或“零和博弈”来描述社会福利分配中“均”与“不均”的问题。其含义是，社会福利的总量是既定的，有人多得了就必然有人少得。在奥尔森看来，这种描述未免过于客气，恰当的比喻应该是；一群人一齐冲进了瓷器店，争抢瓷器，结果是，尽管某些人多拿了一些，但是在争抢的过程中打碎了一些大家本来可以分到手的瓷器。由此可见，分利联盟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损害整个社会的福利和经济增长。
“寻租”（ｒｅｎｔ－ｓｅｅｋｉｎｇ）行为，不过是对分利联盟之自利活动的另一种表述罢了。分利联盟可以通过寻租活动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改变收入再分配的方案，从而增加分利联盟自己的收入。这些政策包括税收、补贴政策，禁止企业进入、禁止资金和人才的流动，建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主义政策等。
在拆迁这个问题上，房地产开发商可能跟某些政府官员形成了一个分利联盟。要拆迁的鼓楼大街等地方具有很强的文化遗产的性质，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是一种公共利益。但是因为有分利联盟的存在，他们从拆迁中可以捞取大量的经济利益，再加上其拥有强大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公共的文化利益就要为狭隘的经济利益让路，拆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分利联盟总是要为掩盖自己的行为打出冠冕堂皇的旗号，正如历次拆迁中所提出的或者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或者为了拓宽城市道路、缓解交通压力，或者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等充分的理由。
达成利益共识，建立一整套规章制度来保证集体行动的实施，以实现那些表现为集团利益的个人利益，这是一个耗时耗力的长期的博弈过程。这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很自然地成为促使拥有潜在共同利益的社会成员结盟的必要甚至是充分条件。奥尔森认为，英国长期以来既没有受到专制统治，也没有遭到外敌入侵和革命动乱，但是这个在社会和政治上超稳定的国家，２０世纪的经济发展速度比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缓慢得多。其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强大的分利联盟在作祟。长期以来，这些获得了垄断地位的组织或者行会在日益壮大的同时，也越来越保守僵化。这些分利联盟拒绝对变化迅速的环境做出反应，决策迟缓，行动迟钝，对一切可能威胁到自己既得利益的创新一概排斥，并且不惜为了自身的特殊利益而牺牲全社会的利益。这个社会陷入了一种僵化的均衡局面。奥尔森将这种现象称为“制度僵化症”。
■ 穷人和富人的差距有多大？——基尼系数
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在国民经济整体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个人之间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拉大，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基尼系数也随之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最流行的经济学术语之一。
世界银行曾经发表了一份数据，最高收入的２０％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２０％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中国是１０．７，美国是８．４，俄罗斯是４．５，印度是４．９，最低的是日本，只有３．４。
“基尼系数”即“基尼稠密度系数”，是一种测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统计指标，是由意大利统计学家科拉多·基尼于１９１２年根据洛伦茨曲线的研究方法而提出来的。
基尼系数主要是用来定量测定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国际上把它作为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１”，最小等于“０”。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１００％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０～１之间。
２００６年，城镇居民中２０％最高收入组（２５４１０．８元）是２０％最低收入组（４５６７．１元）的５．６倍；农村居民中２０％最高收入组（８４７４．８元）是２０％最低收入组（１１８２．５元）的７．２倍。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０．１６上升到目前的０．４７，不仅超过了国际上０．４０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０~１的变化区间内，基尼系数的值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在具体通过基尼系数反映收入差距的状况时，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０．２以下，表示绝对平均；在０．２～０．３之间，表示比较平均；在０．３～０．４之间，表示较为合理；在０．４～０．５之间，表示差距较大；在０．５以上，表示差距相当悬殊。在现实实际中，按国际上多年测量的数据计算，它的取值范围一般在０．２～０．６之间。
■ 用什么来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恩格尔系数
过去，中国人见面总是习惯性地问对方：“吃饭了吗？”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吃饭了吗？”逐渐被“你好！”所代替。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饮食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小，而在娱乐、出行等方面的消费比例越来越大了。这种现象被称为“恩格尔系数”降低了。
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１９世纪中叶，德国统计学家、时任普鲁士统计局局长的恩斯特·恩格尔对１５３户比利时家庭的家庭预算和支出进行分析后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或者伴随人们富裕程度的上升，其家庭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占总支出的比重会下降，用于非必需品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会上升。在生活必需品中，食品占据了较大的比例。他指出：“越是贫穷的家庭，其消费支出中食品开支比重就越大。”由此，人们把恩格尔关于“越是贫穷的家庭，其消费支出中的食品开支比重就越大”的表述称之为“恩格尔定律”，把家庭食品开支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称为“恩格尔系数”。但在具体数据的应用上，由于较难确定“生活必需品”的概念，人们一般以食品开支代替“生活必需品”。
“民以食为天”，吃是人们获得生存的首要条件，只有这一层次的需求获满足后，消费才会向其他方面扩展。因此，食品支出的比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生活水平的高低。人们普遍认为：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要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恩格尔系数，而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中，收入水平高的居民群恩格尔系数相对要低一些。经济学者奥珊斯基和钱纳里分别从国家宏观层面和家庭微观层面验证了恩格尔系数和恩格尔定律的普适性。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富裕程度的标准之一：恩格尔系数在５９％以上为贫困，５０~５９％为温饱，４０~５０％为小康，３０~４０％为富裕，低于３０％为最富裕。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这一举措，使恩格尔系数成为评价国家或地区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恩格尔系数和恩格尔定律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但是，恩格尔系数这个衡量指标并不是万能的，它有时会制造一些假象，出现失灵的情况。例如，在我国特别是贫穷地区，人们长期以来形成了“勒紧腰带过日子”的习惯。这种习惯会降低恩格尔系数，但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众所周知，在家庭收入不增加或增加十分有限时，家庭总支出的规模基本不变，但由于诸如学费、电费、水费、医药费、燃气费等刚性支出的急剧增加，一个现实的选择就只能是压缩食品支出。这种情况在中国特别是西部落后地区尤为普遍，为了应付急速增长的学费、药费和电费等刚性开支，“省吃俭用”成为中国百姓的通常选择，与其说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一种无奈。正是这种无奈，直接导致收入与恩格尔系数“双低”现象的产生。此外，不同地区的消费习惯也会影响恩格尔系数。“穿在上海，吃在广东”，是对上海和广东两地消费习惯的高度概括。广东的恩格尔系数较高，与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消费习惯不无关系。恩格尔系数恰恰忽略了消费习惯的差异。
因此，在我国运用这一标准进行国际和城乡对比时，要考虑到那些不可比因素，如消费品价格比价不同、居民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因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产生的特殊因素。对于这些横截面比较中的不可比问题，在分析和比较时应做相应的剔除。
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４日披露的中国成立60年商贸流通业发展情况显示，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已由温饱迈向小康，食物消费支出在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相比改革开放初期大幅下降。根据统计，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8年的37.9%，下降了19.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8年的43.7%，下降了24个百分点。
另外，在观察历史情况的变化时要注意，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一种长期的趋势，而不是逐年下降的绝对倾向。它是在熨平短期的波动中求得长期的趋势。
■ 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综合国力
２００８年，世界综合国力排行榜如下：
无论是什么排名，无论怎么排，美国几乎总是以所有的绝对优势排在第一位，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俄罗斯排在第二，国力资源中只有自然资源处于一定的优势，而在技术力、人力资本、资本资源和信息力上都处于相当的劣势，主要是这两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国力的上升。
排在第三位的英国，在资本力、信息力、人力资本和技术力上有一定的优势，在自然资源上水平一般。
法国排名第四，其国力资源排在第六位，科技力和人力资本一般，资本力、信息力较强，而自然资源相对比较落后。
中国（大陆）综合国力排在第五位。中国国力资源的发展优势在于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充裕的资本资源、长期稳定的国内环境、稳中求进的政府政策方针等，劣势在于落后的技术水平、劳动力质量低、信息力落后、支持创新体系的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不配套，整体上国力资源处于落后的位置。在中国国力系统中，外交力、军事力较强，政府调控力也排在第四位，经济力排在第六位，而国力资源只高于俄罗斯与印度，国力结构不均衡。
日本排在第六位，其国力资源很强，仅次于美国，除自然资源外在所有项目上都排在较高的位置。
综合国力（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是衡量一个国家基本国情和基本资源最重要的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技术实力的综合性指标。如何界定和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或战略资源，国际上尚无统一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阿什利·泰利斯将国家实力定义为两个分量相互作用的产物，即一个国家在给定时间上具有掌握经济创新周期的能力，并利用这种控制能力形成有效的军事能力，反过来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加强现存的经济优势，也为保持国家的战略优势以及从国际体系中获益提供基本条件。概言之，综合国力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一个国家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追求其战略目标的综合能力。我们将国家战略资源定义为一个国家实现本国战略目标所可以利用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关键性资源，它们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也反映了该国的综合国力。
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思·华尔兹把实力定义为各种能力的分布。实际上，综合国力就是国家战略资源的分布组合，被动员和利用来实现一个国家的战略目标。我们所称的综合国力，一般指的是各类国家战略资源之总和；而国家战略资源一般指的是某一类战略资源。
２００６年１月５日，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发布了新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形势两本黄皮书，其中名为《２００６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的国际形势黄皮书，对世界主要大国的综合国力进行了比较，中国排名第六，排在美、英、俄、法、德之后，日本排名第七。２００７年，中国排名第七，排在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之后。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逸舟后来说，“综合国力”的评估项目包括了自然资源、国内经济、进出口贸易、科技、军事、政府调控能力、外交、社会发展能力等八项。他说，这个概念曾由美国人提出，但目前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在使用。
“我们世界第五”，这个名次不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又在近代遭列强欺侮，变成列强们争夺瓜分对象的古老国度，“落后就要挨打”曾成为人们理解国际关系的思维模式，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崛起国力大增后，“世界排名”自然成为中国人一个无法摆脱的心理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