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俱胝和尚处，有一个做杂事的童子。他每次遇到人问事时，也总是竖起一个指头作回答。于是，有人告诉俱胝和尚说，您这里那位童子也参透了佛法，凡有人提问题，他总与您一样竖起一个指头。有一天，俱胝和尚在袖子里藏了一把刀，把该童子叫来问道：“听说你也参透了佛法，是吗？”童子回答说：“是的。”俱胝又问：“那你给我说说，怎样才是佛？”童子自然竖起一个指头。俱胝乘其不备，挥刀将其手指砍掉。童子痛得大叫而走。俱胝又把他叫回来，还是问他，怎样才是佛？童子又习惯地举起手准备伸指头，但一看手指没有了，于是豁然大悟。
随便砍掉人的指头是十分残忍的行为。但是，该童子的断指之痛正是他大彻大悟的机缘。在这里，俱胝和尚竖一指，童子也是竖一指，表面上看起来无甚差别，但二人对这个动作的理解和体悟却是天壤之别。俱胝是在经天龙和尚的指点后，有了自身的深切体验和觉悟，才以竖一指头来解答问学者的各种问题的。而童子完全是形式上的模仿，根本没有自身体悟可言。因此，只有在被砍去手指后，发现无指可举时，这位童子才从自己这一痛彻心肺的切身体验中得到了觉悟——偏执之处，佛性不显。
六、熟知并非真知
黑格尔在其名著《小逻辑》中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族人特别崇拜一个名叫“Golshok”（戈尔肖克）的东西。他们相信，“戈尔肖克”孕育着生命和智慧，就像源远流长的密西西比河和一泻千里的亚马逊河一样。它是称量善恶的天平，是佑护人们幸福的万应符咒。由于这个词实在重要，每一代智者都投入毕生精力，青灯黄卷，面壁冥想，企图破译它的真谛。他们的言论汇集成典籍，流布于民间，成为人们世代信守的金科玉律。
终于有一天，一个对此感到厌倦的人问道：什么是“戈尔肖克”？这个词究竟指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一下子惊醒了所有被“戈尔肖克”催眠的人。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对这个一向以为最熟悉的词竟然一无所知。
黑格尔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熟知与真知是有区别的，甚至可以说有着一段很大的距离。熟知仅是表明我们看到了眼前事物的轮廓，但对其内涵却没有加以深思，因而并不是真知。正如他所说：“熟知的东西之所以不是真正了解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
这就是说，人们对于熟悉的东西，往往习以为常，不加深究，因而容易停留在表面现象的了解，对它的本质并没有真正深切的认识。而哲学，则是追求真知的，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反思的活动。所谓反思，就是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观念再重新思考一遍，以确定它们是不是确定无疑的。正因如此，哲学并不依赖常识，相反，它总是在那些司空见惯的地方发问。它不是对常识的归纳和总结，而是对常识的超越。
哲学的用途
哲学何为？长久以来，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一直都在追问哲学的用途。特别是在今天这个追求物质享受，人的感官欲望不断被打开的时代，“哲学无用”更是发出了历史的最强音。实际上，哲学的产生如同科学一样，并不是源于实用的目的。哲学更大程度上是因人们对世界的“惊奇”以及求真、求善的本能驱使而产生的。它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人们却“日用而不知”。无论是从古到今，还是从中到外，人们都不知不觉被哲学指导着前行。从一定意义上讲，哲学是人的宿命。
一、贵族的奢侈品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要成为一个哲学家，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要有闲暇的时间，二要有诧异的眼睛。在这里，“闲暇”是前提。如果一个人终日为生计奔波，吃了这顿饭，还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他是没有心情来研究哲学的。再者，哲学是一种纯粹思辨的知识，哲学家过的是一种心灵的生活。而探索这种知识，过这种生活，唯有在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和供舒适消遣的日用品有了保证以后才能实现。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说的：“他们（贵族君子）靠奴隶劳动而过活，或者至少也是依靠那些毫无疑问地位卑贱的劳动人民而过活……无论人们对于容许奴隶制存在的社会制度怀有怎样的想法，但正是从上面那种意义的君子那里，我们才有了纯粹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是贵族的一种精神，是一门奢侈的学问，远非吾等凡夫俗子所能企及。
哲学是贵族的精神，哲学家则是精神上的贵族。他们研究哲学不是为了经世致用，往往是因闲暇而沉思，因沉思而诧异，因诧异而求知，因求知而得到满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求知是人的本性，哲学家是对周围的世界感到诧异才开始思辨生活的：“不论现在还是过去，人们只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他们起初对眼前的一些问题感到困惑，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较大的问题。”哲学家们，就是生活在这些问题中。他们思考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以外，没有其他目的。因此可以说，哲学是一门为知而知，为思辨而思辨的学问，它不服从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部目标，因而是唯一自由的学问。而哲学家，过的则是一种心灵的生活，思维的快感足以让他们满足和陶醉，因而是唯一自由的人。
从历史上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诞生在西方，是由古希腊的哲学思辨传统直接塑造的。古希腊拥有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发达的奴隶制，贵族因此享有充分的闲暇。而绝大部分的希腊哲学家，都是贵族出身，他们不必为生计操劳，因此才能从事纯粹思辨的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才把“闲暇”看做是哲学思辨的必要条件。比如，古希腊的那位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他本出身于伊奥尼亚地区爱菲斯城邦的王族家庭，本来要继承王位的，但是他却将王位让给了弟弟，自己跑到女神阿尔迪美斯庙附近隐居起来，专门从事哲学思辨。德谟克利特也说，发现了自然界的一个因果联系，比做波斯国的国王还要高兴。
但是，闲暇只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见多了那些不为衣食所扰的“大款们”。他们饱食终日、行尸走肉、无所事事、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根本无法成为希腊意义上的贵族。他们想要的，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醉生梦死，而不是心灵自足的生活。他们所追求的，只是感官的刺激和肉欲的满足，而不是纯粹思辨的愉悦。他们虽然也有所谓的“好奇心”，但可惜的是，这种“好奇心”用错了方向，误入了歧途，只能算柏拉图意义上的“庸俗的好奇心”。
所以说，能够利用闲暇从事哲学思辨，是希腊人的特殊之处。希腊贵族崇尚的高尚活动是战争、游猎和思辨。最后一项风尚造就了一批职业哲学家。从词源学上看，西文的“school”（学校），就是由希腊文“闲暇”派生出来的。学校是柏拉图之后哲学家活动的主要场所，他们在此研究和传授知识。由于哲学在希腊是一门独立而崇高的职业，希腊哲学家不像印度哲学家那样属于僧侣阶层，也不像中国哲学家那样属于官宦阶层，而是属于自由的贵族阶层。
因此，希腊的哲学著作与宗教典籍和历史文学作品有着明显的界线。哲学的这种职业化倾向反过来又促进了希腊民族的思辨精神的发展，结果形成了希腊民族特有的静观、思辨的性格。这种性格不但展现在他们创造的艺术品的特殊美感之中，而且造就了高于周围民族文化的科学理论。比如，埃及人虽然最早从经验中总结出几何测量规则，但希腊人却在此基础上构造出几何学的演绎体系；巴比伦人虽然早就开始了天文观察，但希腊人却利用观察材料提出天文学的思辨理论。
二、哲学烤不出面包
古希腊时，一天，一个青年来找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我想跟你学哲学。”苏格拉底问他：“你究竟想学到什么？学了法律，可以掌握诉讼的技巧；学了木工，可以制作家具；学了商业，可以去赚钱。那么你学哲学，将来能做什么呢？”青年无法回答。
这里苏格拉底是想启发这位青年，哲学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
马克思曾经讲过一个关于哲学家和船夫的故事。
哲学家与船夫正在船上进行一场对话。“你懂哲学吗？”“不懂。”“那你至少失去一半的生命。”“你懂数学吗？”“不懂。”“那你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生命。”
突然，一个巨浪把船打翻了，哲学家和船夫都掉到了水里。
看着哲学家在水中胡乱挣扎，船夫问哲学家：“你会游泳吗？”“不……会……”“那你就失去了百分之百的生命。”
看来，哲学真的没什么用途，关键时刻连命都救不了，还不如去学习一项具有实际用途的技能。
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哲学确实无用。哲学既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知识和技能，也无法让我们找到一份体面的谋生职业，更无法指导我们如何才能烤出一片能填饱肚子的面包。如果有一门哲学称自己能够经世致用，这门哲学肯定不是真正的哲学。海德格尔就说：“如果非要逼问我哲学的用途，我只能说哲学无用。”
但是，哲学并不是因为“有用”和“无用”而被人类所取舍的。实际上，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哲学之中，因为人不仅仅是靠吃面包活着的。我们需要物质，更需要精神的力量。哲学虽然不能烤出面包，但却能教人知道为什么要吃面包。它烤出的其实是精神的面包，滋养的并不是人的肉体，而是人的灵魂。正如德国著名的诗人荷尔德林所说：“如果你没钱买一盏灯和灯油，如果你除了午夜到鸡鸣这段时间，再没有别的可供支配，那么，你就必须学哲学。”在他看来，哲学不是一门枯燥无趣的学科，更不是一种文化精英在哲学沙龙奢侈的文化消费，它是所有人，即使是连灯与灯油都买不起的穷人，都需要的一种精神必需品。
三、求知是人的本性
哲学虽然不能帮助我们烤出一片面包，但人类却没有因此而抛弃哲学。事实上，哲学并不是因为“有用”和“无用”而被人类有所取舍的，人实际上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哲学之中，人说到底就是“哲学”的存在。
终有一死的人向往永生，向往永生的人终有一死：人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一方面，人有一个沉重的肉体，像其他有限的自然存在物一样受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限制，生老病死，无法抗拒；但另一方面，人又有一个高贵的灵魂。灵魂不仅能够产生出理性，认识自然界的规律，亦能迸发情感和信仰，试图超越有限，摆脱经验，实现永恒和无限。于是，沉重的肉身拖着一个高贵的灵魂，成了人最真实的写照。
人是会死的。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永远也不可能实现无限和永恒。但是，灵魂又驱使着人不断地追求永恒和无限。于是，终有一死的人向往永生，向往永生的人终有一死，就成了人生在世最根本的内在矛盾。正是从这一最根本的内在矛盾之中，生发出了哲学问题，生发出了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也许，人从被抛入到世界的那一刻起，就自始至终面临着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暂时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激烈冲突。人一生的努力，都在试图跨越横阻在它们之间的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只要无限、绝对、永恒、理想和彼岸从遥远的地平线上升起，人就注定了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毋宁说智慧是一种痛苦，而且是一切痛苦中最痛苦的痛苦。也正因如此，伊甸园中的智慧之果才被称为“禁果”。因为人注定了要追求智慧，但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修炼到通达智慧的境界。更具有悲剧意味的是：人越追求智慧，越能更加深沉地体验到自己的有限性，以至于发出了“向上天再借五百年”的慨叹。
柏拉图说：“人生不过是一场死亡练习。”海德格尔说：“人是向死而生的。”死亡的编钟一旦敲响，一切都将灰飞烟灭，化为虚无。尽管如此，人类从来没有因为理想不能实现而放弃追求，因为这种追求源于人之为人的本性。于是，所有的寄托就在追求和热爱智慧的过程之中了。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是：“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他接着说明，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哲学的思辨最初表现为“诧异”，诧异就是好奇心。最早的哲学家出于追根问底、知其所以然的好奇心，对眼前的一些现象，如日月星辰、刮风下雨等，感到诧异，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关于宇宙起源和万物本原的哲学问题。
可见，哲学的“用途”就在人的本性之中。外在地追问哲学的用途，则是背离了人的本性。也许，哲学捍卫的仅仅是一种思考的权利，一种“胡思乱想”的权利。思考本身就是人所独有的生命现象，捍卫思考的权利也就是在捍卫人的尊严。
四、无用之用，乃为大用
《庄子·天下篇》中记载了庄子和惠施的一段对话：
惠子对庄子说：“我有一棵大树，人们把它叫臭椿。它的树身长得非常粗大，无法用木匠的工具去量；它的小枝丫又生得弯弯曲曲，不合规矩。它虽然生长在大路旁边，但是，木匠来回经过，却没有人理睬它。你的言论，大是很大了，就是没有用，所以，大家都不相信。”
庄子说：“你见过野猫吧？它们屈着身子埋伏起来，等着捕捉出来活动的小动物。在捕捉小动物时，东西跳跃，不避高低，结果踏中猎人设置的捕兽机关，死在捕兽的网子里面。再看那牦牛，它大得像垂在天边的云彩，大是很大了，但不会捉老鼠。现在你有那么一棵大树，发愁它没有用处，为什么不把它种在广大无边的旷野里？人们无所作为地在它旁边徘徊，逍遥自在地在它下面躺着休息，斧头无法砍伐它，任何东西也不能损害它。虽然没有什么用处，但又有什么祸患呢！”
庄子笔下的这棵大树，之所以没有被砍伐，成其天年，恰恰是因为它没有一点“用处”。相反，那些所谓“有用”的树都被砍伐走了。相比较而言，怎么才算有用呢？庄子通过这个寓言告诉我们：真正的“大用”恰恰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看似无用，其实正是有所大用。正如老子所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譬如一所房子，要凿出门和窗子这些虚空的地方来，才能发挥房子的作用。一个器皿，中间必须是空的，才能发挥容器的作用。所以，“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没有用途的，未必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哲学虽然不能给我们现成的知识，却能教会我们思考；它虽然不能给我们提供技能，却能让我们拥有洞察事物的能力和智慧。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说其他学科给我们的是“鱼”，而哲学给我们的恰恰是“渔”。这种看起来没有用的东西，其实有着“大用”。只不过，它的“用处”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而不是立竿见影的。它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等着我们去“享用”。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运用它，自己却意识不到，正如鱼儿意识不到水对它来说多么有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