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从启蒙运动者开始，就没有出现过像法国启蒙运动那样反对封建农奴制基础的激烈言辞，除个别人以外，揭露农奴制祸根所用的语调远不如法国政治家的作品中那么愤慨、那么尖刻；贵族革命者所进行的十二月党人运动又是那么的孤立无援，软弱无力；斯拉夫派虽主张某种程度的改革，但却跳不出古老、保守的族长制村社的龙门；即使主张激进改革的赫尔岑们，也只能趣味盎然地讨论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其“平分土地”的主张仍未越出“俄国的”和“农民的”保守思想的范围；俄国文学的巨匠们，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是政治观点温和的人，尤其在尖锐的社会斗争中，在革命的逆境中，他们就向后退缩，不求进取，甚至成为“伟大的”“俄国的殉教者”；至于那些商人、神父、官吏们，更是沉溺于物质，苟安于自己的生活。由他们共同地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封闭、保守、沉闷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个性受到扼杀，其成员都愿停留在一个水平线上，做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
对立的东西在其他民族中也可以找到，但唯有在俄罗斯，命题可以转变成反命题，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可以诞生于无政府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诞生于超民族主义，无限的奴性出自于无限的自由，永恒的滞留来自于永恒的漫游……究其俄罗斯双头鹰精神之谜，恐怕就是两种性格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互不融合，东方与西方并未能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共同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内在本质。
骁勇善战，极端扩张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各个民族因其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因素固然展现出迥然不同的精神风貌，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像俄罗斯民族那样独特，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都不像俄罗斯民族精神那样复杂。这是因为俄罗斯民族不仅有着横跨欧亚大陆的幅员辽阔的疆域，而且有着一部起伏趺宕、徘徊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历史和一个对俄罗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起着奠基作用的宗教。这种特有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心理意识，造就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两面性”。别尔嘉耶夫曾说：“俄罗斯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它最能激起对其热烈的爱，也最能激起对其强烈的恨。”
俄罗斯民族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性格特征呢？
一是勇敢顽强，吃苦耐劳。
俄罗斯有着广大而肥沃的土地，广大的空间造就了俄罗斯民族豪放的性格。俄罗斯人从小培养孩子的勇敢性格，这种民族习惯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彼得大帝、苏沃洛夫、库图佐夫和朱可夫等是俄罗斯历史上叱咤风云的英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震惊世界的莫斯科保卫战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生动地体现了俄罗斯人不屈不挠、勇敢顽强的民族性格。俄罗斯人小事马虎，大事不糊涂。平时大大咧咧，粗心大意，但是到了关键时刻，特别是国家存亡和发展的重要关头，都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但是俄罗斯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却给人们留下了生活的重负与精神的压抑。因此俄罗斯人总是表情庄严、肃穆，凝重多于微笑；心情忧郁、伤感，沉重多于轻松。恶劣的气候使俄罗斯人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从而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的品格。
二是情绪化，缺乏理性精神，思维“好走极端”。
1三是富于扩张性。
受东正教普济众生和“救世”精神的影响，俄罗斯人产生一种超民族主义精神，形成了俄罗斯民族特殊的历史使命感和救世主义理念。俄罗斯人的心里充满了对全人类的担忧和对全世界命运的忧患，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体现在方方面面，尤其体现在俄罗斯文学中。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怎么办”、“谁之罪”等问题。这种发人深省的提问不仅是对俄罗斯命运的担忧，也是对全人类命运的忧虑。俄罗斯人总是有一种使命感，那就是拯救斯拉夫世界，乃至整个人类。
二、哲学思想：与活着的上帝相遇精神的人与兽性的人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中，除了对现实的无情批判以外，还热切鼓吹悔罪、拯救灵魂、禁欲主义、“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等观点，宣扬一种属于托尔斯泰自己的宗教“博爱”思想，人们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
一、道德的自我完善。
在俄罗斯，人们的世界观所倡导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而是基督教人道主义、神人性和上帝的内在性。在托尔斯泰主义中，表现为道德的自我完善。
在《（复活》中他写道：“一个是精神的人，他为自己所寻求的仅仅是对别人也是幸福的那种幸福；另一个是兽性的人，他所寻求的仅仅是他自己的幸福，为此不惜牺牲世界上一切人的幸福。”
在托尔斯泰看来，道德的自我完善便是抛弃利己主义，投身到利他主义中来。一个人，如果仅仅为自己而活，为了自己而不惜牺牲其他人幸福的权利，那就是一个不道德的人，还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的人，而生命的真正意义就是在于为了他人牺牲自己。
如果想做一个道德完善的人，需要经受很多考验，因为在人心中那个兽性的人会不断站出来试图掩盖每个人温良的本质，诱惑人要及时享乐。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自己内心的这种二重性，就不得不经常要进行道德的自我完善。
在这里，我们会注意到“自我”两个字，也就是说，道德的完善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自我”。
《马太福音》的条条框框不足以约束我们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因为《圣经》中的所有箴言必须与我们内心的神，或者说“精神的人”相对话、相联系，才能得到呼应，才能使我们由内而发地改变。对心中的神的触发，往往只在一瞬间，爱情能让人看到内心的神的可贵，悔恨也能让人看到内心的神的可贵，甚至是罪恶也同样可以，只是在看到之时人们强迫自己把眼睛闭上，而纵身于罪恶给人们带来的片刻快感之中。
“我要过人的生活。”托尔斯泰认为，真正的人是永远根据自己的良知做事，时时刻刻进行自我反省，以避免自己掉入堕落的深渊，即使曾经有过可鄙的生活，浑身罪孽深重，只要敢于呼唤自己的心中的上帝，勇敢面对以前和以后所有的时光，让“精神的人”永远站在“兽性的人”之上，那么就能拯救自己。
“住在他心里的上帝，已经在他的思想感情里醒过来。他感到了上帝的存在，因此不但感到自由、勇气、生活的快乐，而且感到了善的全部威力。”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上帝不是至高无上的外在权威，而是在人的内心深处被揭示出来的，或者说是在人生的痛苦与悲剧中被找到的。不经历痛苦，甚至不经历罪恶，或许未必能发现人们心中的那个沉睡的上帝。只有沉入到自己灵魂的最深处，才能“与活的上帝相遇”。
所以，在俄罗斯观念中，“拯救”与“恩典”也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在人的生命之中对上帝的内在把握，是对生命的精神改造。也许这种“拯救”不能带来任何外部利益，但对人的精神世界，对人的内部醒悟，有着不可磨灭的力量。
但如果认为忏悔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得以净化，那么也就不是托尔斯泰的本意了。一个正直而善良的人，只能是一个利他主义者，对自己的拯救是不能够抱着欣赏的态度的，因为一旦如此，人就成为利用别人而使自己的精神获益的人，况且这样一来，自己的内心也未必能够完全地净化了。
人的忏悔不能让人死后升天堂，不能避免下地狱。因为人的心里本来是一个无边无际的空间，它不仅包含着上帝和魔鬼，甚至是包含着天堂与地狱。在这里，天堂和地狱不是死后才能经历的地方，而是在人的这一生，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就必定要经历的，是人的精神生命的不同状况的表现。
别尔嘉耶夫精彩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地狱之悲剧不在于上帝不能为有罪者洗清罪孽，而在于有罪者自己不能给自己洗清罪孽；地狱不是有罪者在其中受苦的外在环境。而正是一种绝对的孤独，在这里，生命中被压低的良知的呼声，用可怕的不灭之火焚烧着罪孽者。”
一、不以暴力抗恶。
这里或许可以把它看做是利他主义的另一个表现：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
看起来，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似乎比利他主义降低一个级别，其实这一点恰恰更难以达到；这不仅表明，我们不能牺牲他人的幸福，甚至还表明，我们不能以某种崇高的理由为前提，以牺牲自我为前提，以未来的天国降临为前提而牺牲他人的幸福。
从统治者角度看，运用暴力是错误的。托尔斯泰在他的《复活》中反复强调：“要克服使人们饱受苦难的骇人听闻的罪恶，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总是有罪的；因此，既不应该惩罚别人，也无法纠正别人。”“腐化堕落的人想去纠正腐化堕落的人，并想用生硬的方法达到目的，结果是缺钱而贪财的人就以这种武力惩罚人和纠正人作为职业，自己却极度腐化堕落，同时又不断腐蚀受尽折磨的人。”“要永远饶恕一切人，要无数次地饶恕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无罪的人，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
从革命者的角度看，以暴力抗恶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暴力革命的关于遥远将来的绝对幸福的抽象理想扼杀了人对人的具体道德关系，扼杀了对切近的当代人的关怀，也扼杀了当前世界中需要的爱这种活的情感。可以从各国的历史中看到，革命者不仅勇于自我牺牲，还要求自己的朋友、家人，从更广的意义上说是要求他人也要自我牺牲，如果不勇于牺牲的，就是怯懦，是对强权的惧怕。这样，革命者就演变成为不尊重他人生命的人，以牺牲他人利益来达到革命目标的人。革命者当然也追求人类幸福，但他所爱的已非活生生的人，而是思想，亦即全人类幸福的思想。
在托尔斯泰的心中，上帝和天国是在人的心中的，妨碍人间天堂的仍旧是人的心中难以摆脱的魔鬼；而暴力革命者认为，妨碍人间天堂之建立的原因不在人的内部，而在人之外，在于人所处的社会状况，在于社会机制的不完善。由于这个外部原因，因此只能用外部的、机械的手段来消除。那么魔鬼从“自我”的内部被移植到外部社会机构，人与人本应努力创造的爱被改写成人们对社会机制的恨。这样，革命就从本来意义上的建设性或创造性的事业，变异为消除和消灭障碍，也就是破坏。
因此，从对未来人类的巨大的爱中产生了对人的巨大的恨，建立人间天堂的激情变成了破坏现实世界的激情。革命者的破坏的心理动机和伴随物永远是恨。革命者认为他们有恨的责任，恨在他们生活中起着深刻的和充满激情的伦理动机的作用。
那么，从这一方面来说，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非但并不是所谓的反动说教，而相反是对人性的关爱，对人的善良和怜悯的催化。
三、博爱。
这一点和上一点是相连的。博爱是基督教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复活》中，博爱几乎可以同宽恕等同，因为博爱的最大障碍就是人们不能对伤害过自己的人宽恕。一个人如果不能宽恕别人，人的内心就很容易被恨的感情所占据。恶是世界无法和谐、无法共生的根源，恨也一样，而恨往往是因为人们遭受了恶的摧残而造成的。
托尔斯泰认为，既然人人心中都是有罪孽的，因此人是不能通过惩罚和报复别人来消灭恶从而寻求自己的安宁的，人人都没有这个权力。
但是愤恨占据的人内心而人无法使其平静，那么获得安宁的另一个手段只能是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宽恕。一旦宽恕别人，人就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面对一切不平等和不公正。
我们也知道，虽然在很多时候，宽恕并不能让作恶的人醒悟，也不能使恶真正消除，也许还可能让作恶的人更加为所欲为，但至少，那些宽恕别人的人从此可以给世界带来更多更无私的爱，可以挽留住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友爱。反之，一旦开始报复，作恶方也不一定会善罢甘休，可能会同样或变本加厉地报复，长此以往，所有的爱将会消失殆尽，那么地狱会降临在每个人的心中，那将是更为可怕的。
毋庸置疑的是，人的精神的升华和人的成长，不仅意味着对现实恶的否定，也意味着对产生这种恶的社会根源的否定。小说《复活》中的这一思想是深刻而积极的。在作品中，作者对沙皇俄国时代的一切国家制度、社会制度、教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强烈的批判。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认为作者的这些否定与批判思想是积极的，而托尔斯泰主义是消极的，那么，否定和批判却不是最有价值的。因为，这个世界只有否定和批判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在否定和批判中建构一种新的、值得肯定的东西，《复活》中的否定和批判让我们的思维明朗，而肯定和建构是让我们的灵魂感动。简单地宣称托尔斯泰主义是一种消极的说教是对作家的不恭敬，不论托尔斯泰主义是否太过理想化，毕竟它是这位思想者一生思想的沉淀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