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整的启蒙理想强调启蒙和理性的决定性作用，是18世纪下半期俄国启蒙思想的一个特点。思想家们为改变现实开出的药方是：普及教育，启发地主、官员和君主的良知，使他们自觉地奉行高尚的、人道的原则。如果说俄国的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竿而起时打出的旗号是“打倒地主”、“拥护好沙皇”，那么俄国的启蒙思想家在揭露和批判农奴制的罪恶时也极少触及代表这种制度的“好沙皇”。
当时，许多西欧的启蒙学者对俄国的过去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眼里，俄国的整个历史是一个必须尽可能迅速、尽可能彻底结束的野蛮时期，只有彼得大帝还能够得到某些尊敬，而这也只是因为他不惜以极端的方式与自己国家的传统决裂，真正想进行“破坏”和“重建”的缘故。他们中曾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在这个国家，一切都需要去做，确切地说，一切都必须消灭，重新做起。”而在俄国启蒙运动中，除了个别例外，绝大多数思想家从未以如此强烈的态度来否定俄国的现实，他们没有提出或承认用革命方式反对现存制度的问题，反而害怕发生人民起义和暴力行为。
亚·尼·拉吉舍夫（1749-1802年）是一个远远超出于他的同胞的俄国启蒙者，他的思想比同时代的其他先进的俄国人更接近于西方的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的思想。
拉吉舍夫生活的年代恰好是俄罗斯受到西方启蒙文化猛烈冲击的年代。1749年，他出生于萨拉托夫省一个贵族地主家庭，7岁时被送到莫斯科读书，后来进入彼得堡贵族武备学校。1766年，他作为该校的优秀生被派往莱比锡大学，在自然科学、历史、哲学方面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并掌握了德、法、英、意和拉丁文。1771年毕业回国后，他曾先后在参政院和海关任职，对农奴制俄国的腐朽有深切的感受。
在结识了诺维科夫后，拉吉舍夫经常在诺维科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鼓吹自由。他在翻译法国启蒙学者、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里的著作时，对“专制制度”一词作了如下解释：“专制制度是一种最违反人类天性的制度。”并且指出，如果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反对人民，人民就完全有权把他当做罪犯来审判。1773年开始爆发的普加乔夫起义促进了拉吉舍夫政治思想的成熟。当时，由于职务之便，他接触到了不少有关这次起义的材料。他开始相信，只有人民革命才能推翻农奴制度。
拉吉舍夫酷爱自由，视自由精神如同上帝。他主张宗教宽容、减轻刑罚、改善诉讼程序并使之人道化；他谴责农奴制度，说它是无视天赋的人人平等的权利的现象；他呼吁直接使用暴力的方式去否定俄国的传统与现实，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以政论家和文学家的身份不断宣传农民起义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自由颂》和《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拉吉舍夫的《自由颂》一反颂诗的阿谀文体，纵情讴歌了他所向往的自由。他把自由称为“上天恩赐的幸福礼品，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期待自由的雷霆万钧之力使沙皇惊恐、将黑暗化为光明。他盼望“将置沙皇于死地的暴风雨”的来临，公开号召用暴力推翻专制统治，把沙皇送上断头台。
1789年，拉吉舍夫完成了《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并在自己的家庭印刷所中印刷了650册，其中大部分赠给亲友，也卖出有几十本。这本书以旅行随笔的形式描写了作者从彼得堡到莫斯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拉吉舍夫展现了一幅幅农奴制压迫的悲惨画面：农民担负着沉重的劳役和赋税，他们被戴上镣铐像牲口一样被出卖，还要遭受残酷的刑罚。他形象地刻画了专横凶暴的贵族地主、穷奢极欲的达官显宦，把他们的兽性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他还直截了当地指出，沙皇就是“所有恶人中最凶恶的一个”，从而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18世纪的俄国社会政治制度。
拉吉舍夫期待俄国的革命改造，他预言：“被压在沉重枷锁下的奴隶们一旦绝望得暴怒起来，便会用妨碍他们自由的镣铐击碎……灭绝人性的老爷们的头颅，用老爷们的鲜血染红田野！国家会因此而失掉什么呢？奴隶们中间很快就会出现伟大的人物来代替被击倒的家伙；但这批伟人将……抛弃那种压迫别人的权利。这并不是梦想，我的视线已透过时间的厚密帷幕，尽管这帷幕还遮蔽着我们展望未来的目光。我向前看透了整整一百年。”
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不仅为俄罗斯文学开辟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影响了众多的进步作家，同时也是俄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光辉篇章。普希金曾经说过，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这本书中，反映了启蒙运动的整个哲学。
就总体而言，18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启蒙运动与同时期西欧的启蒙运动不是处在同一层次上，两者在深度、广度和社会效果上都是有很大差异的。在当时的俄国，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也有了较为明显的扩大，但经济的增长是同农奴制的加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还没有造就出一支有效的新的社会政治力量。例如，俄国的工业基本上都是官营或由地主、富商经营，并且仍然以农奴劳动为主；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只是把更多的地主吸引进商品生产的浪潮。俄国的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产生于国内成熟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主要是西欧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的强大冲击的结果。
俄国启蒙思想家激烈抨击农奴制度，为灾难深重的俄国农民呼喊，但很难说他们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启蒙思想在俄国从来没有获得像在西欧那样广泛的基础，它始终只是在一部分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中传播。
因此，法国的第三等级手中的思想武器在俄国不可能发挥同样的作用。
由于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俄国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像伏尔泰、卢梭那样深刻、系统的思想家，俄国的启蒙者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独立的思想体系。
但是，俄国的启蒙运动终究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引进了俄国的社会意识，使俄国思想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
灵魂的“宁静与和谐”？
在专制的政府和愚昧的民众中间，生长出了一种敏感而又不安分的人物，叫知识阶级。俄国知识阶级承受了形而上作家的精神遗产而特别善于思考，但是，却又能摆脱抽象事物的羁绊，擅长实践性活动。既然他们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现存制度的一部分，所以绝不会满足于自我拯救，能因社会福祉的萦怀作整体的献身。这是一支自觉的军队，他们所加于自身的责任感，对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知识者良心，无疑构成一场空前强大的、永久性的冲击。
别林斯基无疑是这个阶层中的佼佼者。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医生家庭，是一个县城医生的儿子，在一片阴惨的鞭影和农奴的哭声中长大。
他中学时代就爱上了文学，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1832年因组织进步小组“十一号文学社”和创作反农奴制戏剧《德米特利·卡里宁》被学校借故开除。
1833年，别林斯基开始为《望远镜》杂志撰稿，走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1834年发表第一篇长篇论文《文学的幻想》。此后，他写下了不少文学评论文章。1838-1839年，他曾主持《莫斯科观察家》杂志的工作。该杂志停刊后，他移居彼得堡，主持《祖国纪事》杂志文学评论栏的工作，时间长达6年。
1846年，他转至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杂志工作。别林斯基的思想经历了由启蒙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彼得堡时期是别林斯基思想趋于成熟和文学批评活动的高峰时期。由于他的影响，《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成了当时进步知识界的舆论阵地。别林斯基一共写了一千多篇评论文章。他的主要论文有：《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年）、《艺术的概念》（1841年）、《论普希金》（1845年）、《致果戈理的信》（1847年）和《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年）等。
别林斯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仅通过他的著作宣传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而且第一个系统地总结了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科学地阐述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和美学见解，成为俄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奠基人。
别林斯基执拗的自由的渴望，青春的血液，早已变得灼热而顽野不羁。文坛原本是雅人群集的所在，在他们看来，这个闯入者显然是来历不明的。难怪连普希金和果戈理这般优秀的人也害怕同他建立私交，果戈理甚至公开撒谎，声明说根本不认识这个曾经将其作品的巨大价值揭示于世的人，后来竞连他的名字也不敢提起了。
然而，对于别林斯基，这些算得了什么损害呢！他根本不屑于理会那些把胡髭收拾得整整齐齐的面孔，圣彼得堡的作家们；他藐视人世间的爱宠，抚摩，愚蠢而无聊的礼貌。也许，正因为周围堆满了这些上流社会的垃圾，才激发了他无尽的对抗的敌意和清扫的热忱。普希金和果戈理，如果仅仅拖着一条庸人尾巴，他绝不会把手中几近一半的稿纸留给他们！
一个战斗者，如同宗教徒一样，由于对信仰的忠诚，往往被讥为偏执狂。屠格涅夫称别林斯基及其后的一批平民知识分子为“文坛上的罗伯斯庇尔”；事实上，世人对罗伯斯庇尔的评价，至今依然判若云泥。
而别林斯基的确曾宣称过以马拉的方式爱人类，倾心于罗伯斯庇尔。这个拥有活跃的、急躁的、激烈论争的角斗士一般性格的人，随时准备着向所有反对他的信念的人挑战，并且决心征服他们。
当他刚刚踏入评坛，就以著名的论文《文学的幻想》使所有志得意满的作家们为之瞠目，因为他的结论是：“我们这里没有文学！”还有比这更为粗暴的说法吗？及至临终前一年，他强忍着病痛，给果戈理——伟大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作者写了一封长信，对作家在一部新著中所作的对专制政治和最高权力的赞颂，人格上的卑污、丑恶与屈辱，披沥了神圣的愤怒。这封信是如此富于颠覆的力量，以致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仅在一次小组集会上朗诵过，就被判处死刑，及后改作长达10年的苦役和流放。
有意思的是，信中恰好还有一笔提及普希金：因为只写了3首忠君的诗，穿上了宫廷侍从的制服，就立刻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他在信中写道：“自尊心受到凌辱，还可以忍受，如果问题仅仅在此，我还有默然而息的雅量；可是真理和人的尊严遭受凌辱是不能够忍受的；在宗教的荫庇和鞭笞的保护下，把谎言和不义当做真理和美德来宣扬，是不能够缄默的。”这是平民的声音。他确曾以爱祖国的希望和光荣，以及把祖国引向自觉、发展与进步的领袖那样的全副热情，来爱过果戈理。因为他从果戈理的小说和剧本中，正如从普希金的诗中一样发现了俄罗斯暗夜的幽微的火光。真理是朴素的。平民的信使如同真理一样朴素。当他以一种来源于朴素的本性的直观，一眼瞥见了其中的庸俗、虚伪、龌龊、奴性的顺从，瞥见了反现实的倾向，就会立刻掉转头来进行刻毒无情的追击，哪怕它们来自自己所热爱过、盛赞过的作家身上！
在论战当中，别林斯基从来未曾怯弱过，可是在真理面前，却柔顺得像一个小孩。属于平民的真理十分简单，无非要扭断现实中的厄运，把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一次而已。恰恰在最简单的问题上，他却因为过度的深思而陷入迷误。傲慢的黑格尔和冷漠的歌德一时摆布了他，于是追求“绝对理念”，灵魂的“宁静与和谐”；长期以来闪烁在他的论文中的政治元素现在黯然失色，他竞像一个蒙眼人一样，走到了同丑恶的现实和解的沼泽的边缘。但是，他很快便挣脱出来，痛感和解的可怕之余，洞见了自己的丑恶。他忏悔了，他诅咒自己，他不惜当着众人的面戳身上的脓疮。既然爱体面是上流社会的事情，那么，平民还要什么假面具呢！
批评就是否定。其实一切否定都需要勇气，需要备尝痛苦。大多被称作“批评家”之流，或者做作家背上的犀牛鸟，一生靠啄食有限的几个小虫为活；或者做孔雀，卖弄撅屁股的唯美主义；做笼中的鹦鹉，着意重复主人的腔调；或者如家鸡一般，吃多少秕谷生多少蛋，力求平庸；再则如杜鹃，唯借暴力侵入别的雀巢，心安理得地让别人喂养自己。
这些来自心灵和美学之外的飞禽，广有羽翼的族类，可以不断地搬弄经典，吐些连自己也嚼不动的生僻名词，哄抬一些作家，践踏一些作家，煞有介事地叽叽喳喳，仿佛充满激情，然而就是不懂得痛苦。痛苦是深处的生命。在他们的文字当中，根本看不见现实生活的根系，感受不到情感的强劲和细微的震颤，无法触及事实的悲剧所在，甚至事实本身。如果竟不能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承担和体味当代的苦辛，还算什么批评家！
因此，说到别林斯基，与其说他是批评家，毋宁说是“批评诗人”。批评不仅需要才智、教养，重要的是对生活和艺术的敏锐的诗意感觉，对所从事的批评专业的苦恋情怀。他对理论抱有一种戒心，认为它只是包含在一定时间限度之内的，不像批评可以不断进击，不断突破，通过“不断运动的美学”所固有的变革性，同整个的民族前进的历史结合起来。
三、智慧精髓：美拯救世界纯洁之美的精灵在俄国传统文化中，对美的崇拜一直占据着十分显著的地位。甚至可以说，美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俄国文化的基本素质和整合俄国人价值观体系的核心要素。美左右着俄国人的道德判断，成为俄国人据以论断事物的首要因素。
一个古老的传说证实了这一点。
据说，当年罗斯受洗之前，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曾亲率一个使团到当时的基督教圣地君士坦丁堡考察。为了给俄罗斯人留下深刻印象，当地为使团表演了基督教所有的礼拜仪式。那庄严、肃穆、恢弘壮观的场面，给俄罗斯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致大公几乎是当下就决定俄罗斯皈依基督教。
俄国最古老的文献《往年纪事》中对此有如下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