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爱抱团”的习性是日本摆脱战后困境，走向经济振兴的力量源泉。日本人善于以牺牲个人为代价，来维护集团利益；不论是公司的经营者，还是从业人员，他们都真正把所在的团体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拼命为公司效劳。这样，日本公司由于内部团结，成员听话肯干，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源方面的潜力。众多日本公司又按行业类别形成各种商会团体。在国际商战中，商团内的日本公司尽管相互间也存在竞争，但总是内外有别，为了对付外国公司，常常听从通产省或商团头目的安排，一致行动，极少出现“吃里爬外”、擅自行动的情况。因此，对外国公司来说，他们的日本对手名义上是一个公司，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公司集团，要在商战中占日本人的便宜非常困难，日本由此也得到“大和民族股份有限公司”的绰号。战后日本发展的历史表明，这种集体意识是日本民族文化力量的核心，是大和民族克服各种困难，取得巨大发展的法宝。
当然，“爱抱团”也并非没有坏处，这就是作为团体的日本人容易“集体闯红灯”，一块做坏事。日本有一位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名叫彼得武志，他之所以出名，并得到日本人的青睐，是因为他总是以调侃的语气，攻击社会上的大道理，说一些国民想说却又不敢说出口的“心里话”。此人有一句日本家喻户晓的名言，就是“集体闯红灯，谁也不害怕”。
彼得武志的这句话能够成为名言，是因为它恰恰顺应了日本人好集体犯规的民族心理。事实正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当少数日本人在西方旅行的时候，往往循规蹈矩、彬彬有礼，但是一旦较多的日本人聚集在一起，就会无视周围的环境和其他人的存在，容易做坏事。比如玩娼嫖妓，在其他国家多是一种个人行为，而且大都采取悄悄干的方式，但是，日本人竟然能结队成伙集体到东南亚国家搞“性旅游”。
为什么日本人一结伙就容易干坏事，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细细想来，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作为个体的日本人，道德观念淡薄。
在古代日本人虽然属于儒教文化圈，但一直没能建立像中国那样完整系统的社会道德体系。他们对孔孟之道的吸收只限于一个“忠”字，却把孔孟倡导的“仁义”抛在一边；到了近代，日本人学习西洋，很容易地接受了西方政治的权力概念和科学技术，却对西方的道德观不闻不问。“二战”以后，一亿日本人忙着发财赚钱，眼里只有竞争二字，没时间也不愿意在道德修养上下工夫。这样，仁义道德对日本人而言始终是外在的，没有在心里扎下根。因此，日本人的脑子里缺乏固定不变的价值观和是非观，在道德上如“墙头草，随风倒”。作为个体的日本人，其言行举止容易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如果侨居欧洲就会按欧洲人的道德规则行事，如果生活在美国也会很快入乡随俗。由于缺乏固定的价值观标准，日本人判断是非还容易受权力观念和功利意识主导，其结果就是“只要有利的就是正确的”。日本著名学者高桥敷就曾这样描绘自己的同胞：“无论是在战争时还是在工作时，只要有发迹的机会，日本人就会变成忠实的狗或狂暴的狼而勇往直前。”
二是集团的巨大压力严格限制了个人的判断和选择。
在日本集团内部不允许存在自我，作为个体的日本人所要做的只是听从上司的命令，追随团体内的大多数一起行动。迄今为止在日本历史上，只有为团体和国家尽忠的行为才能得到记载和讴歌。一个日本人从儿童时起就被要求服从统治者，侍奉父母，尊重兄长，在社会上按多数派的意见行事，“没有什么余地来解决良心的问题”。这样，团体成员自我观念的普遍丧失，使得“作为团体的日本人缺乏自制能力”，对每个成员来说是非曲直是集团的事情，自己只要服从命令就行了，即使是冒险犯罪也会因“大家一块干”而心安理得。
回顾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是“以个人的自由和完全独立为前提，在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的发展，可以说走的是一条个人主义的道路”}日本人则强调集团的重要性，个人与集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其他民族难以形成的巨大合力，推动日本社会跨越式发展。
日本之所以一度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爱抱团”的民族传统。中国则居于集体与个人之间，常受二者矛盾的困扰，难以充分发挥民族潜力，导致国家发展遭遇坎坷；但如果处理得当，则可同时拥有二者的优势，促成中华腾飞。如何博采日本和西方之长，就看我们自己的智慧了。
与强者为伍1924年，孙中山先生曾在日本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作过题为《大亚洲主义》的讲演，忠告大和民族：“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日本民族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者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日本并没有响应中山先生的呼吁，去做“王道的干城”，而是选择了一条“与强者为伍”，恃强凌弱的发展道路。
一百多年前，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亚洲各国的大门，开始殖民侵略时，日本也和中国、朝鲜一样，面临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危险。在列强魔爪下哆嗦发抖的日本人，为了抵御殖民侵略，也一度产生过联合中国，共同“攘夷”的构想。如日本军事思想家会择正志斋就在19世纪40年代鼓吹“日清提携论”，认为“神州（指日本）在满清东，犹燕之蔽于赵”，“与神州相为唇齿者清也”，“只有协助中国共御外侮，日本才能摆脱民族危机。”
但是，“日清提携”、“存华挫夷”是以日本对中国的高度评价为前提的。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列强的侵略屈膝退让，日本政治家、思想家很快就丧失了“日清提携”的信心，转而从西方殖民理论中寻求“救国良策”，提出通过侵略朝鲜、中国以发展国力，摆脱列强侵略。例如，19世纪50年代，日本战略思想家吉田松阴提出了“得失补偿论”。吉田松阴认为，鸦片战争中，地广人多的中国尚难抵御列强的坚船利炮，国小民贫的日本更不是列强的对手。日本不如以欺凌亚洲弱邻，以补偿受西方侵略之害，一方面取信于列强，缓冲列强的侵略压力；另一方面“取朝鲜、挫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取扩张之势”，唯有如此，日本才能“由朝鲜满洲夺取土地，补偿失之英俄贸易之损失”。明治政府成立后，接受了吉田松阴的“得失补偿论”。1869年3月，明治天皇发表《天皇御笔信》，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伟业”，“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这表明依靠欺压弱邻，充实国力，摆脱民族危机，实现日本的发展已成为明治政府的国策。其后，日本政治家相继提出“征台论”、“征朝论”，并逐渐形成以侵略中国、朝鲜等大陆国家为主要目标，称雄亚洲的“大陆政策”。
然而，侵略扩张对于当时发展刚刚起步，国小贫乏的日本来说谈何容易。清政府虽然对列强屈辱忍让，却不会轻易答应“东瀛小邦”日本的侵略要求。因此，最初日本企图效仿列强，向清政府索取在华特权时，当即就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在平等基础上与中国缔结《日清修好条规》。为了压服中国，实现侵华企图，日本开始谋求与列强勾结挟洋制华。
其实，早在19世纪50年代，日本人就一厢情愿地梦想和当时横跨欧亚的沙皇俄国结好。在1857年，日本改革家桥本左内提出“日俄同盟论”。桥本认为，在列强气势汹汹的侵略面前，“日本只是东海一个小岛，难以维持独立”，只有“迅速向外扩张，发展充实国力，才能避免被列强吞并”，而中国国势衰微，清政府又腐败无能，日本正可趁此良机向大陆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