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体制完善，与其政治、军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社会政治、军事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国家体制也在逐渐地变革之中。其中，最重要的变革就是文官武将的分离。也就是国家文武官员分开任责，专职指挥军事作战的将领从文官之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文官只负责政治事务，不再领兵作战。
研究中国历史，史学家们对于中国文官武将的分离时间有不同的观点。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战国时期，二是认为春秋时期。
最早有关军事官职的记载是在《史记》、《淮南子》中，记载表明在黄帝之时已出现专职的军事官职名称“司马”。但对于文武分工，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夏商周三代，也出现了文武官职的分离。《今文通典·尧典》、《古文通典·舜典》记载：夏王朝设立“司徒、司马、司空”等文武官职。《尚书·洪范》称：商王朝有“司徒、司空、司寇”和“马、亚、射、戎、卫”等文武百官。同样的，也没有确实的证据说明文武已经分工明确。到了周代，一直沿用夏商制度，在文武官职分离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此时，文武官职分门别类，虽然职责已有所分离，但是卿、大夫既执掌政务，又受王命率兵出征，司马只主管平时军事行政，战时统帅由天子临时任命，征战结束即解除统兵之权。据《周礼》记载，周公旦多次率兵平定武庚管蔡及东夷叛乱，而周公旦却是西周最著名的政治家。从周宣王派秦仲统兵伐西戎等来看，西周并没有做到文武分工。此时，虽然已经有专职武官，但文官依然会领兵作战。
随着周王朝日渐衰退，王权下移，春秋时期诸侯国争霸，相继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是，国君才是军队的最高统帅，经常亲自率兵出征。例如，桑楚泓水之战，宋军由襄公统帅，太宰子鱼和大司马公孙固辅助；周襄公十八年，城濮之战中，楚成王令尹子玉率楚军攻宋，晋文公亲自出征，派先轸、狐毛、栾枝、狐偃等军将和大夫领兵作战；春秋末期，吴楚柏举之战，吴王率文臣武将伍员、伯、孙武，击败楚将尹子常、沈尹戎和武城大夫黑及大夫皇率领的楚军。同时，也有不少文官率兵出征。例如，楚成王派成得臣、斗勃等统帅楚军；楚昭王元年，吴军包围潜城，楚王派王麇、王尹寿统帅救兵增援。
即使如此，还是有人认为，中国文武分离是在春秋时期，因为春秋末期，随着世袭制度的废除，国家开始从军将中按军功选拔将领，而且多数诸侯国的军事力量也主要由三军统师领导。他们平日主管军事行政事务，战时负责指挥军队作战，文官率兵出征者日益减少。这在《国语》、《左传》之中就有记载。
史学界部分专家认为中国文武分离是在战国时期，主要依据如下。
《尉缭子·王霸篇》、《吕氏春秋·举难篇》的记载表明，战国时期，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权力上的扩大化，他们也看到了以前国家文武不分，共同执政作战，政治军事权力过于集中，造成君权旁落的现象。于是，为了收回政权，采取文武分职，政治上以相为首，主管国家政事，军事上以将为长，主管军事力量。
同时，在战争频繁的战国时期，军事指挥、管理、作战趋于复杂化、专业化，文官已经不适合如此复杂的专业战争，国家也需要培养一批专业的军事人才来应对此种复杂的战争。
另外，战国分封制取消，作战成果成为封爵的主要标准，一批在战争中表现优秀的将领被选拔出来成为军事统帅，比如吴起、孙膑、乐毅、白起、廉颇等。此时，朝廷之中文官不再出战，而只主管政事。
以此为依据，史学界目前普遍认为战国才出现了专职军将和独立的军事系统，中国文武分离是在战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