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就英雄，英雄成就时势。每当时势动荡不安时，每当时代没落之时，总会出现一些为了挽救时势而努力抗争的人，这样的人，我们称为英雄。他们将振兴国家、拯救民族作为自己的理想，视报效祖国为自己的责任。为了民族大业，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全情投入，鞠躬尽瘁。这样的人，总是能应时而出。左宗棠，正是这样一个人……
历史的发展总是让人毫无准备，大清王朝的繁盛时代过后，紧跟而来的便是萧条与落寞，但此时的大清，还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大清统治者没有放眼看世界，所以，当世界局势发生急遽（jù）变化之时，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清王朝就如同过午的太阳，日渐西坠，失去光亮……
湘乡文化陶冶重
湖南，是我国的一个省份，宋朝时亦称湖湘，位于长江中游南部。因大部分地区在洞庭湖之南，故名湖南；因境内湘江贯穿南北，因此又简称为湘。据传，湘江流域过去多植芙蓉，五代末诗人谭用之有“秋风万里芙蓉国”之句，湖南故又有“芙蓉国”之称。湖南东临江西，西接重庆、贵州，南毗广东、广西，北连湖北。
湖南是华中地区的一个内陆省份，北阻大湖，境内多山，远离全国政治中心，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经济文化落后状态，直至清代道光年间，在全国各省中仍属于不发达省份。王闿运说湖南“财赋全盛时，才敌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曾国藩也说湖南“山国荒僻之亚”。多山、贫瘠、交通阻隔，给湖南人带来了贫穷和落后，但同时也使湖南人形成了吃苦耐劳和坚毅强悍的个性与民风。湖南又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西部和南部各民族杂居，民族关系、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加之地主官僚兼并土地的现象比较严重，造成大批农民或沦为佃农，或进入游民无产者的行列。所以这里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民间秘密会社——天地会、青龙会、白虎会、白教、黄教、红教等迅猛发展，一遇天灾人祸，往往发生起义或叛乱。乾隆末年的湘黔苗民起义，成为川楚白莲教大起义的前奏，清政府为镇压这次起义调动了七省的兵力、财力。道光以来，各地起义更加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影响较大的如道光十二年（1832年）瑶族赵金龙起义、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新宁斋教起义。
后来的鸦片战争给了湖南很大的冲击。清政府在战争期间，从湖南征调了一部分兵力参加战争，战争结束后，他们被遣散回籍。但是，很多人发现，他们回去之后已经没有生活出路了，因此，他们奋起反抗。战前，广州对外通商，从广东到新湘潭有一条重要的商路，依靠这条商路为生的商贩、挑夫有几十万人。战后对外贸易中心由广州移到上海，进出口货物通过长江转运，旧的商路衰落了，依靠这条商路为生的人大批失业，更使社会矛盾激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郴（chēn）州人民反抗州官苛征；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武冈饥民起事；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乾州苗民发动抗租斗争；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新宁瑶民雷再浩聚众抗租抗粮，后发展成武装起义，两年后雷再浩旧部李阮发再度起兵反抗；1852年，洪秀全、杨秀清率领太平军从广西打进了湖南，仅在道州到郴州一带踊跃参加太平军的劳苦群众就有五六万人。真是三湘四水之间，到处都郁积着农民反抗的怒火，只要有人带头发难，“奋臂一呼，万人皆集”，“上下交视，莫可谁何”。这种频繁的反抗斗争和极不安定的社会环境，迫使许多地主士大夫走出书斋，过问政治，并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敏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与比较富庶安逸的江南地主确有明显的不同。
由于地处偏远，远离全国文化中心，又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很少往来，远比中原及东南地区落后，湖南的知识分子思想也偏于保守，不容易接受外部思想的影响。湖南的这种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状况，造成了湖南学术界的如下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早在理学兴起和形成的宋代，其就对湖南的思想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周敦颐（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的老师）就是湖南道州人。北宋初年，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就建在长沙；南宋时，作为理学家的张浚、张栻父子又在长沙创建了另一个书院——城南书院。城南书院也是湖南最有名气的两大书院之一。大理学家朱熹和张栻都曾在这两个书院讲学，弟子达千人。清代乾嘉以来，这两大书院的山长（山长是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五代蒋维东隐居衡山讲学时，受业者称之为山长。宋代将南唐在庐山白鹿洞所建国学，改成白鹿洞书院，作为藏书讲学之所。元代于各路、州、府都设书院，设山长。明清沿袭元制，乾隆时曾一度改称院长，清末仍叫山长。废除科举之后，书院改称学校，山长的称呼废止）都是习宋明理学的。我们所熟知的中国清代著名人物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刘蓉、刘长佑、曾国荃等，包括本书的主人公——左宗棠，都曾在这里学习过。他们之中，有的是在岳麓书院学习过，有的是从城南书院毕业。道光年间的山长欧阳厚钧、贺熙龄等人，就是直接向他们传道授业的老师。尽管乾嘉以来汉学风行海内，可是对湖南的影响不大，程朱理学在这里的统治地位没有动摇。
二是学者面向现实，注重研究有用的学问和社会实际问题。他们把倡导理学作为一种拯救危机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准绳，而不是陷入空谈“义理”、“性命”的思想牢笼中，这与传统宋明理学只限于空谈穷理尽心有重大的区别。正如唐鉴所说：“内期立身，外期辅世”，“守道救时，要躬实践，发为事功，期于辅政”，这样，在“宋学”营垒中，也涌现出一批既以“程朱为宗”，又以“拯时”、“经世”为志的地主士大夫。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学用结合的优良学风和治学传统即为经世致用。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内涵和特征不尽相同，但大体上总以关心社会政治、匡时济世、讲求实际为主旨，即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让传统儒学直接、有效地为现实服务。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古代，学者将“经世致用”作为经邦治国的一种指导思想。战国时，七雄争霸，社会大变动，于是有才学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奔走，到处游说，为各国君主出谋划策，把他们的知识运用于现实政治。同时，为了总结经验，为后人提供历史的殷鉴，他们著书立说，“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名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这种“经世”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下来，一直不断。
我们提到的这两点，便是湖南学术界的两个显著特点，这两个特点又对湖南及整个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近代湖湘这块土地上走出来一大批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他们既讲求程朱理学，又怀抱“经世”之志，注重经世致用。他们对清廷权贵的昏庸腐败，社会的种种黑暗，虽然也有不满，并有种种抨击，但是综观他们的政治态度，温和、忠君在他们身上有更突出的体现。因此，当农民大起义威胁到清廷安危之时，他们代表本阶级的利益，对之进行残酷剿杀，绝不手软，涌现了一大批清廷的“功臣战将”，所谓“同治中兴”的四大“中兴名臣”，湖南就占了三个。在强敌入侵面前，湖南更是涌现出一批爱国的思想家、外交家，敢打敢拼、不畏强暴的硬汉、民族英雄。在西方近代化大潮的挑战面前，首批开眼看世界、率先作出回应的有识之士当中，又不乏湖南籍人士。所谓洋务运动的四个重要代表人物，湖南亦占了其中三个。
本书的主人公——左宗棠，便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思潮、学术氛围和社会大环境中度过了他的青壮年时代。步入官场之前，他是新经世说的信徒；步入官场后，又是一个出色的身体力行者。“经世致用”、“精忠报国”、“民为邦本”等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使他关心国计民生，办实事，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恪守理学“义理”的信条又使他终其一生无法突破“忠君”的樊篱，而只能在“中体西用”的范围内有所作为。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同样给予左宗棠极深的影响。因此，要想全面地了解左宗棠这个人，我们就必须首先了解造就左宗棠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