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毛泽东品国学(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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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4)

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毛泽东引用此语,说明中华民国应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但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却只有中华民国之名,没有中华民国之实。我们应该因名去求实,努力实现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毛泽东与《墨子》

墨子是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毛泽东系统地对墨子的思想发表看法,源于陈伯达的文章《墨子的哲学思想》。

《墨子的哲学思想》,是陈伯达响应毛泽东1938年10月提出的“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号召,所写的诸子研究系列论文中的一篇。同《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样,他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发表前的稿子,后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于《解放》杂志上。

该文共3.6万字左右,较全面地论述了墨子诸方面的思想,如名与实、知与行、故与法(因果法则)、同与异、义与利、中庸、名辩等范畴,以及墨子的节葬、非攻、兼爱、非乐、非命等主张。

该文对墨子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政治上,该文认为:墨子是当时“手工业者和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之独立的觉醒及其解放的空想……之最伟大的代表者”;“墨子在各方面的立说,都是从人民生产的立场出发的”;中华民族“最善于艰苦奋斗,并善于死里求生,善于主持正义而厌恶强暴,善于对不平反抗,……这些都是和墨家的精神不可分开的”。

哲学理论上,该文认为: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完整地提出了名实问题,并给以初步明确的解决”,进而提出知行问题“并初步具体地在解决”;“墨子并不限于唯物的经验论。我们看到了墨子哲学关于由感性的认识论到论理的认识之见解”;“墨子认为:宇宙的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墨子发现了部分和整体的联系”;“墨子看出了宇宙中的时间空间都是……对立的统一”;

毛泽东读了陈伯达的文章后很高兴,对他的观点表示基本赞同。

1939年2月1日夜,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信,就《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发表看法。信中说: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毛泽东“写在另纸”的意见,全文如下:

(一)题目

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二)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三)“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五)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半,端”问题

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

毛泽东认为陈伯达的“一大功劳”是“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从而充分肯定了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赫拉克利特(约前535~前475年),是古希腊卓越的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是代表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哲学家。他致力于寻求世界万物的本源,把客观的自然界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对象,并猜测到万物变化运动的原因,是由于事物内部有矛盾,有对立面的斗争。他说:“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所以,列宁称他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毛泽东把墨子比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并建议陈伯达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大体是觉得二者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有相通之处。后来,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未按毛泽东的建议改题目,不知是何故。

《淮南子·要略》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学派确实是在儒家学派影响下产生的,墨子的老师应当就是孔子弟子或门人。但墨子是代表最下层老百姓利益的学者,是当时小手工业者和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是地地道道代表大众利益的思想家。

与儒家和道家不同,墨家学派行侠仗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反对战争,以天下为己任,并能身体力行、不辞辛苦地去进行实践。这是墨家精神风貌的一个方面。

墨家学派在战国中后期影响非常大,可以与儒家学派平分秋色。如二者都主张积极入世,都提倡和平,反对战争,都主张尽伦理责任。儒家主张对于他人的爱有远近亲疏之别(因为这种爱建立在当时宗法制的社会现实之上,又符合人性的最基本要求,故有深远的影响),提倡礼乐和三年之丧;墨家则主张兼爱,即对一切人平等地爱,反对礼乐,提倡节用节葬。

墨子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宋国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前376年。他出身贫贱,精通手工技艺。现存《墨子》53篇,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其中有墨子本人所著,也有后期墨家的作品。

毛泽东对《墨子》一书显然是下工夫读过一番的,所以对陈伯达的文章能提出中肯而独到的看法。毛泽东对墨子其人也一向推崇。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演中,他称道墨子是劳动者,“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毛泽东与《列子》

有一则寓言叫“愚公移山”,这则寓言随着毛泽东“老三篇”的传播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1945年6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中,毛泽东以他特有的生动、形象、通俗晓畅的语言讲述了这个寓言:

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这则寓言出自《列子》。原文是这样的: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毛泽东无疑读过《列子》这本书,对其内容是十分熟悉的。

《列子》,相传为战国时列御寇撰。其生卒年月不可考,大约比庄子早些。在《庄子》中多次称道列子,还专有《列御寇》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早佚。今本《列子》八篇,从思想内容和语言的使用来看,可能是晋人的作品。这八篇为:《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共计134则。

列子的学说近于庄周,文中有许多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愚公移山”即为《汤问》中的一则。《列子》中的“两小儿辩日”、“歧路亡羊”、“纪昌学射”等寓言,都颇有教育意义,流传甚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