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辜鸿铭开始了在巴黎的生活。他在巴黎大学进修法语。同时，和他美丽的房东也相处得很愉快。他教这个姑娘学习希腊语，把自己学习语言的经验传授给她。而她则给他讲述那些大人物的丑闻野史。他的房东家里门庭若市。那些脑满肠肥的富翁、虚伪的政要出出进进，说着空洞、虚伪的话，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这段经历影响了他终身，因为他看到了太多西方的丑恶和虚伪，使他从来不会被那些浮华所蒙蔽，更不会无条件地崇拜洋人，贬低国人。
初到巴黎的时候，布朗先生就带着辜鸿铭游览了这个欲望的都市。它像个风情妩媚的女人，既是世界艺术的中心，卢浮宫、美术馆收藏着全球各地的珍宝名画，汇集了无数的画家、雕塑家、诗人；也充斥着无数妖娆、绰约的佳人，更有名人、政要、富豪等。大家都聚集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里，享受着各自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这一切都让辜鸿铭感到空虚和厌烦。他很少和这些人来往，空闲时间常常自己关在房间里读书。
但也有人使辜鸿铭学到了很多东西。巴黎大学的一位老教授，是辜鸿铭恩师卡莱尔的至交。这位教授很喜欢中国文化，尤其对《易经》更是推崇备至。他认为，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的很多理论，就是窃取了《易经》中的观点。他曾经对辜鸿铭说过，他毕生最大的遗憾，一个是没见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一个是因为不通中文，无法深入了解《易经》，只能从拉丁文、法文的片段去体会。
他很希望辜鸿铭在了解西学的同时，更要研究自己祖国优秀的文化，能够把《易经》的思想介绍给世界，一偿他无法了解《易经》全貌的夙愿。这位老教授对中国文化的肯定和推崇，为辜鸿铭以后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师打下了基础。
看尽世间百态的辜鸿铭，在那位老教授的劝诫下，离开了物欲横流的欲望巴黎，返回了他的第二故乡马来半岛。不久，他在新加坡遇到了让他人生彻底转变的中国语言学家马建忠。这位清末洋务派重要官员、维新思想家，与辜鸿铭的一番畅谈，让辜鸿铭对自己祖国的伟大文化产生了无法抑制的热爱和向往。他从此发生了从里到外的改变，要穿中国衣、吃中国饭、看中国书、说中国话。他恶补自己一直以来欠缺的国学，还娶了一个裹着小脚的中国传统女子为妻。
若干年后，他回到了祖国，并成了洋人眼中的中国符号，甚至有“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近代中国的人物，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国学者、文人尊敬的人物。
【名人小传】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自号慵人、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省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辜厝，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其父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橡胶园的总管。近代著名学者、教授。以学贯中西、辩才无匹著称于世，被称为怪才、奇才。他生性狂傲、言语犀利，尤喜以自己渊博的西学修养，讽刺与打击洋人。
1867年，10岁的辜鸿铭跟随义父布朗夫妇来到英国，开始留学生涯。他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巴黎大学就读。其后游历意大利、奥地利等国。晚年的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文。他还让学生练习翻译《三字经》、《千字文》。这位民国时代仍穿长袍、拖长辫的“古怪”老头，成为北大一景，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知名人士慕名来访。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印度诗人泰戈尔、日本首相、俄国皇储……都曾经登门拜访过他。倡导西化革新的胡适、陈独秀等人，把守旧的辜鸿铭立为论战的靶子。1928年4月30日，潦倒的辜鸿铭在北京病故。
辜鸿铭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9种语言，通晓文学、儒学、法学、工学与土木等文、理各科。他创造性地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3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书，向西方人倡扬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还促使了世界第一个孔子学院的诞生。曾与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同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提名者。
蔡元培：中西合璧的翰林学士
蔡元培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和传奇，恐怕就是北京大学了。然而，他本身也是一个传奇。
他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因此博览群书。1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3岁会试贡士。25岁时，经殿试进士及第，被点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27岁任翰林院编修。这一长串的履历，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梦想。清代翰林院编修是正七品文职京官，主要负责诰敕起草、史书纂修、经筵侍讲等事情；虽然品级不高，但是地位很特殊，其重要作用在于人才储备与培养，类似于现在的实习生。如果蔡元培早出生一个世纪，他的人生也许就是另一条阳关大道，慢慢在宦海中历练成长。可惜，他已经是处在风雨飘摇的末世了。新的时代会把过去的全都吞没，他的人生也要改写了。
辗转赴德，探求真知
那个时代，无数国人都把救国、强国当成自己的使命。蔡元培也不例外。他亲眼见证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所以更迫切地希望能找到救国之路。多年的历尽世事，他尝试了很多种救国的方法，并依然在不断地寻觅。
蔡元培曾对他的弟子黄炎培说过，救中国必定要从学术着手，世界学术以德国为最尊，他一定要去德国求学，所以要先去青岛学习德文（青岛于1897年被德国派兵强占，成为德国殖民地）。于是，当时已经37岁的他，毅然辞职去了青岛学习德语与德国学术，为后来的德国之行做准备。
除了学习德文，他更看了大量译为日文的德国书籍。他早年经历过中午甲午海战的洗礼，为了能够了解日本强大的原因，特地钻研过日文。蔡元培把日本人下田次郎笔录的《哲学要领》从日文翻译过来，此书是德国学者科培尔在日本文科大学讲课的内容。他非常迫切地希望对德国的学术成果有更多的了解。
他译《哲学要领》时，已经明白到“今世治哲学者，不可以不通德语”，究其原因有三：“一，哲学之书，莫富于德文者；二，前世纪智度最高学派最久诸大家之思想，强半以德文记之；三，各国哲学家中，不束缚于宗教及政治之偏见，而一以纯粹之真理为的者，莫如德国之哲学。”可见，德国与哲学已扣上密切的关系。
此时，蔡元培依然在继续着他一直以来的革命活动。但是，清政府已发觉了他这位几个革命社团的主要成员，正在暗中调查他。他所组织的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也在被清政府注意着，也许他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可能。蔡元培的家人及朋友也都开始劝他离沪出国留学，暂时避祸。
因此在1906 年，蔡元培得悉清政府准备派一批翰林院编修出国留学的消息后，立即赶回北京申请留学名额。他在给同科中举的友人汪康年的信中，曾这样写道：“徒以游学德意志之志，抱之数年，竟不得一机会。忽见报载学部有谘送翰林游学东西洋之举，不能不为之心动。初亦恐进京而事不成，徒折吾节。故初则电陈介公，后又电询王书公……盖弟数年来，视百事皆无当意。所耿耿者，惟此游学一事耳。”
然而，蔡元培这次并未得偿所愿。起初宣布消息时，规定留欧、留日均可，由本人自选。但后来清政府因为财政拮据，申请留欧编检人数太少，所以留学一事索性就搁置不办了。
蔡元培留德的心愿很迫切，已经经过了几年的准备，此时却意外搁浅，令蔡元培十分不甘。官费不能申请，那就只有自己想办法自费留德了。于是，执着向学的他开始四下联络，向当时我国驻德国公使孙宝琦申请，随同孙宝琦前往德国；并愿意在使馆担任一个兼职，半天在使馆工作，半天在柏林大学听课。
孙宝琦感动于蔡元培的求学精神，答应每月资助他银子30两，合42银圆。于是在1907年春末，蔡元培终于实现了夙愿，随同中国驻德国公使，由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莫斯科到达柏林。
公使馆没有让蔡元培在那里工作，只应允照顾蔡元培的食宿，并不提供职务和酬劳。因此，蔡元培必须要自己解决学费以及其他费用的问题。蔡元培不想再去奔走申请“官费”，也不想让家里变卖家产。自己不惑之年出国留学，未能尽到照顾妻儿的责任，更不应该再让他们失去保障。他决定自食其力，想办法找工作挣钱。
于是，他通过同乡好友张元济先生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协商，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印书馆著文或编译，按照编译每千字3银圆、著述每千字5银圆的标准付给他稿酬，每月大致能收入100银圆（约合今6000元）。稿酬一部分汇到德国给蔡元培作为留学费用，一部分由好友转交国内妻子留给家用。于是，蔡元培便成了我国最早的知识分子以稿酬半工半读方式而获得成功的第一人。
然而，这份工作还不足以维持他的生活，于是他又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受聘担任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的侄子宝书等4人的国文家庭教师，为这些身在异国的国学根基很浅的少年讲授国学，每月的报酬是100马克。
因此，蔡元培的留学生涯显得格外忙碌。他现在还没有正式到大学里上课，打算打好德文基础再进入学校学习。但是，他每天日程都排得极满，何时学德文，何时教国学，何时为商务印书馆撰译书稿，都要安排好一定的时间；再加上经常还要参与同在柏林的留学生应酬，太多的事情弄得他应接不暇，甚至觉得自己过着“半佣半丐”的生活。
他开始厌倦这种生活了。尤其是自己的德文似乎并没有什么进展，这让蔡元培很烦躁。这样的生活持续了1年多，他开始担心这次留学自己会一无所得，也许该换一下学习方式了。第二年10月，蔡元培得到中国文史研究所所长孔好古的接待，进入德国萨克森州的莱比锡大学学习。莱比锡大学是一个幽静而美丽的学校，在这里读书的中国学生不多。这让蔡元培非常高兴，因为这就免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应酬。这次他可以在学业中投入更多的精力了。
蔡元培进入该大学内由兰普来西所创办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主要修读的是冯德的心理学和哲学、福恺尔（的哲学、兰普来西的文明史、司马罗的美术史等。
费尽辛苦，终于可以开始梦寐以求的学习，蔡元培自然不愿意浪费一分一毫，每一门课他都非常认真地学习、记录、分析。他希望尽可能地多学一些知识。在莱比锡3年的时间里，他总共选修了40多个学科，平均每一个学期修6科。而且，课程的覆盖面非常广，这也显出他的求知若渴、兴趣广博。但是，他最喜欢也最重视的课，还是冯德教授的实验心理学和美学。他最初来德国时的目的是研究哲学，可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哲学的范畴太宽了，就想把范围缩小一点，于是决定专攻实验心理学。
而对于蔡元培这样一个前清的旧学翰林来说，没有很强的接受和学习能力，学习西学起来确实很困难。心理学在当时在德国也是十分冷门的专业。
蔡元培对于冯德这位实验心理学的权威非常钦佩，认为冯德所著的《生理心理学》、《民族心理学》、《伦理学》、《民族文化迁流史》、《哲学入门》等，“没有一本不是元元本本，分析到最简单的分子，而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最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且精，开后人无数法门的了。”
他除了跟从冯德学习外，还对冯德的很多著述都仔细地阅读。课余还会找比自己早师从冯德的弗赖野，从他那里摘抄冯德的讲义，其用心的程度可见一斑。
蔡元培还曾进入实验心理学研究所，研究人体各官能感觉的情况。
他在广泛阅读的时候，看过一些关于美学的书籍，又渐渐产生了兴趣，就想研究美学；但是想要彻底地了解，还得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
美学对蔡元培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开始系统地学习康德有关美学方面的主张，特别是“注重于美的超越性和普遍性”的课题，并精研康德的著作以及其它关于美学的书籍，如栗丕斯的《造型美术的根本义》等。他又重点学习了有关美学的其他学科，如摩曼的课程。他当时更欲参照摩曼的方法，在美学方面做实验的工作，希望能探讨出原始美术的公例。
德国是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国家。耳濡目染之下，蔡元培对美学的兴趣和关注，也慢慢地体现在了生活当中。他一有闲暇，便会到莱比锡大学附近的美术馆、民族学博物馆参观；也会观看音乐会、歌剧和话剧等文艺演出。他得知新剧目公演的消息时，便约上朋友一起欣赏；在观看演出之前，必定先要把该剧的剧本细读一遍，再去观赏演出，以便对剧目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莱比锡求学期间，蔡元培依然继续为国内的商务印书馆撰译书稿。在德国的4年里，他编著了5册《中学修身教科书》、1 册《中国伦理学史》，翻译1部《伦理学原理》等书籍。其中，《伦理学原理》曾经对青年时的毛泽东产生过很大影响。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本书，在书上写了1万多字的批语，还有读书心得《心之力》，受到老师杨昌济先生高度赞赏。
后来，毛泽东在谈到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时，曾经说：“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偶然看到像这本书上唯物论的说法，虽然还不纯粹，还是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已经感到很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启示，真使我心向往之了！”
在生活上，蔡元培过得很简单，对一切都没有什么要求。来到莱比锡之后，他成为了一个素食主义者。因为他偶尔听一位朋友说，吃肉对身体并不好。后来又在阅读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作品时，见其中描写打猎的情形，觉得这种杀戮太残酷。于是决定不再吃肉类，只吃蔬菜。
他此后不但自己吃素，还对别人宣扬吃素的好处，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吃蔬食有3大好处：卫生、戒杀、节用。他本人之所以不吃肉，主要为了戒杀，他不希望有生命为自己的口腹之欲而遭杀害。
1911年，国内爆发辛亥革命，任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部长的陈其美电招蔡元培回国。（1905年，蔡元培创立的光复会并入同盟会。）蔡元培便赶紧归华，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伟大的辛亥革命。
次年，蔡元培再回莱比锡大学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继续攻读哲学、美学、文明史、世界史等学科。他在这短时间内编撰的《中国文明史》的材料，后来被顾孟余译为德文。
这次留学期间，他的学生傅斯年也在柏林。傅斯年等几个同学得知蔡先生到了莱比锡大学，大家欣喜异常，都自告奋勇要照顾先生的生活。这时候，一个同学给蔡元培发了一封电报，说是要来莱比锡看望先生。这个同学的口碑一直很差，脾气古怪，经常一面痛骂，一面向人要钱。傅斯年等人以为，他这次一定是来找先生要钱的，可蔡元培先生也是穷困潦倒啊！所以，傅斯年与几个同学都主张发电报谢绝他，并把这个意思告诉了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