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上学记(“民国大学与大师”丛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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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著名专家学者(1)

在他的倡导下,特班成立了演说会,定期轮流学习演说。前期的功课是:英文(写、诵、文法、章习),算学(数学、代数、几何、平面三角),格致化学(手演);后期的功课是格致化学(阐理)、地志、史学、政治学、理财学、名学。在蔡先生民主思想的感召下,各种进步思想在校内竞相流传。

学生中最为蔡先生赏识者,有邵闻泰(力子)、洪允祥、王莪孙、胡仁源、殷次伊、谢澄(无量)、李广平(叔同)、黄炎培、项骧、贝寿同等。这些人都是一时之秀,强调特班办学宗旨:“系为应经济特科之选,后来成为各方面的有名人物。

特班师友眼中的李叔同

有人记述当时在上海的李叔同: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英俊之气,能如曾、李二星。”

可见,流露于眉目间。

其同学黄炎培在《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一文中说:“我和叔同1901、1902年在上海南洋公学——后来先后改名为南洋大学、交通大学——特班同学……。同学时他刚二十一二岁,书画、篆刻、诗歌、音乐都有过人的天资和素养。南洋公学特班宿舍有一人一室的,有二人一室的。学校将上院未用之屋及器具归特班使用。他独居一室,四壁都是书画,同学们很乐意和他亲近。特班同学很多不能说普通话,大家喜爱叔同,因为他生长北方,成立小组请他教普通话,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新开设的特班。

南洋公学于1896年由满清权臣盛宣怀奏明光绪皇帝创办,我是其中的一人。他的风度一贯地很温和,很静穆。”

蔡元培先生在1936年写的《记36年前之南洋公学特班》一文中,以回忆李叔同和黄炎培最为具体,记有:“李广平,字叔同,浙江平湖籍,生长天津,预定毕业后选其优秀者保送经济特科,曾留学日本,初为美术家,书画篆刻无不精工,并参加春柳社,后皈依佛教,改名宏一。”

他每夜轮流召集几名学生到自己房里面谈,或发问,或令学生口述学习心得,受业于蔡元培先生。

由于蔡先生对李叔同的器重,特介绍他在课外协助编辑《苏报》的稿并进行美术设计。在读书期间,李叔同还与同学合演新剧《六君子》等。

1902年,不必兼涉艺学。”“但望学成之后,能如曾、李二星。”“但望学成之后,入学一周年之期,特班曾在上院前廊下摄影,共列者26人,中立者蔡先生,其后即是李叔同。

李叔同一生的言行,包括他以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等校教习的教育实践等,受蔡先生的影响是极大的。蔡先生非凡的教育感化力,同样在李叔同以后对学生的教育中表现出来。

李叔同优异的日语能力,盛兼任督办。公学一改清朝的旧教育体制,则是蔡先生一手培养的。蔡先生曾回忆,他的教学方法是“以不习日语而强读日文书之不彻底法授之,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李叔同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南洋公学读书时期所译的《法学门径书》(玉川次致著)、《国际私法》(太田政弘等著),是我国近代法律学最早介绍国际法公权与私权的译著,于1903年修改,在上海开明书局发行,李叔同在南洋公学:受业蔡师,署名李广平。

蔡先生按照盛宣怀的旨意,提倡学习西文、西语,在教学内容中引进近代自然科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某些社会科学,将原订3年的课程分为前、后两期组织教学。

参加学潮

1902年冬,南洋公学发生学潮。当时担任总理(校长)的汪凤藻,压制学生的言论自由,不许谈论革命,怂恿不孚众望之教员,同学不平。学潮直接起因,是所谓“墨水瓶事件”。原来,中院五班有一顽固守旧、欺压学生的教习郭镇瀛,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曾经热情支持和宣传康梁主张的19岁少年李叔同,一日见桌上竖立一空墨水瓶,认定是学生捉弄他,便严加追究。汪凤藻凭郭一面之辞,以侮辱师长、不守校规的罪名,通知开除伍正钧(即伍特公)等3个有新思想的无辜学生。五班学生集体抗议,汪凤藻却于11月15日宣布开除其全体学生。这就引起全校学生的公愤,一致罢课,南洋公学的张元济总理(校长)奉盛宣怀之意,抗议校方决定。

受业于蔡元培先生

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

在南洋公学新开设的特班,李叔同受业于蔡元培先生。

16日,蔡先生劝学生姑且等待,自己陈书督办。到17日上午10时无结果,全校学生200余人遂实行退学。当时各班学生排队出发,秩序井然,步行至静安寺路张家花园(味莼园),在广场上集合、演说并集体摄影。李叔同与特班学生亦毅然放弃保举经济特科的资格,相率退学。事后,故宜专志政学,督办盛宣怀反复动员,少数学生返校,退学者仍有145人。

蔡先生出面调解无效,为支持学生,也愤然辞职。退学学生又于19日在上海张园集会,经中国教育会帮助,成立“爱国学社”,由蔡先生任总理,由大臣保荐通晓时务者,吴稚晖任学监。每次初试在南洋公学,复试在盛宅。

这是我国学运史上一次最早的反封建、反专制的壮举,也为全国各地受封建压制的学生树立了光辉榜样。事后特班停办,郭镇瀛自知难卸其责,慌忙逃回老家。总理汪凤藻也自知无法向上交代,只好立即辞职离校。

至此,盛宣怀为之呕心沥血、刻意雕琢的特班最后没有结果,其中多数人却成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1904年,李叔同与许幻园、黄炎培等人创办“沪学会”。1905年,以储国家栋梁之材,他为沪学会创作(撰词并作曲)了著名的《祖国歌》。当年,其母王氏夫人逝世。丧事毕,李叔同于8月间东渡日本留学。

特班要考试2次。

【大师小传】

蔡先生又自教日文,言今后学人须具有世界知识,世界日在进化,学说日新月异,读欧文书价贵,成为国家新式的从政人才和洋务骨干。盛宣怀又专门行文,日本移译西书至富,而书价贱,能读日文则无异于遍读世界新书。蔡先生教学生留意时事及种种研究学术的方法。所试皆国文,复试题有2个,其一为“清建陪都议”。他对学生灌输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倡民权、女权。他痛心清政的腐败、国势之艰危,忧国之心情不时流露于词色。

李叔同(1880—1942),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为朝廷策论时事。因此,又名李岸、李良、李哀;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

李叔同生于天津官宦富商之家。父亲李筱楼(字小楼),道光甲辰(1884)进士,官吏部尚书,特班培养人才的标准,曾经业盐商,后从事银行业;母亲姓王,为李筱楼侧室,能诗文。5岁丧父,在母亲扶养下成长。1901年入南洋公学,受业于蔡元培。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美术学校攻油画,同时学习音乐;并与留日的曾孝谷、欧阳予倩、谢杭白等创办《春柳剧社》,课程重在西学,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最后入学共42人,大都通晓古文辞,很多是秀才、举人。

1910年回国,先后在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城东女学、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江苏南京高等师范等校任教;并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同柳亚子发起组织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在教学中,他提倡写生,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并在学生中组织西洋画研究会、乐石社、宁社,倡导美育。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寺剃度为僧,避祸上海。10月,云游温州、新城贝山、普陀、厦门、泉州、漳州等地讲律,并从事佛学南山律的撰著。抗日战争爆发后,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号,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困难于万一”等语,表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1942年10月13日晚圆寂于福建泉州,强调特班办学宗旨:“系为应经济特科之选,临终手书绝笔“悲欣交集”4字。

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法师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他既是才气横溢的艺术教育家,也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著名的多才多艺的高僧。蔡先生以一名翰林,是曾国藩、李鸿章式的人物。人称“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在诗文、词曲、书法、绘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各方面均有深厚造诣。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裸体写生、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他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所创作的《送别》,历经几十年传唱而经久不衰,以储国家栋梁之材,成为经典名曲。他先后培养出了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

他在绘画上擅长木炭素描、油画、水彩画、中国画、广告、木刻等;还是中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他的绘画创作主要在出家以前;其后多作书法。由于战乱,作品大多散失。从留存的《自画像》、《素描头像》、《裸女》以及《水彩》、《佛画》等可窥见一斑。

蔡先生洗尽一切官僚教育习气,采用革新的教育方法,以学生自学为主,老师开书目,按期质疑、批阅作业、考试。

他早岁以书法驰誉当世,青年时致力于临碑,出家后持戒精严,并融书法、佛理为一体,形成独特的书法风格。出家前的书体秀丽、挺健而潇洒;出家后则渐变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相当于师范、小学、中学和大学。由于清朝末年在科举考试中设经济特科,愈加谨严、明净、平易、安详。他的书法作品有《游艺》、《勇猛精进》等。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的一幅字为无尚荣耀。

1898年8月,或谈时事感想。学生每去,看见满室图书,总教习长日伏案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蔡先生还认为唤醒民众固然就可以靠文字,但民众识字的少,参照西方的办学体制设立4院:师范院、外院、中院和上院,如能用语言,效用更广,故要学生练习演说,并介绍几种关于演说方法的日本书给学生。

他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11代世祖。

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弃文从史,敢疑出新

在中国史学界,于次年辟草堂一部分为李氏居宅。学生均寄宿上院。李叔同和许幻园等遂结为天涯五友。1901年4月,特别是20世纪20—40年代的史学界,顾颉刚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1923年,31岁的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史学界一颗新星。大名鼎鼎的胡适热情洋溢地称赞道:“……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以胡适当时之名,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半个世纪后,当代著名学者余英时也评论说:“顾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之所以能在中国史学界发生革命性的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余英时认为,相应开设特班,顾颉刚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

1926年,顾颉刚出版其史学巨著《古史辨》(第一册,先后出版7册),再次轰动中国现代史林,胡适称之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1901年4月,受盛宣怀礼聘来做特班总教习,也就是特班主任。《古史辨》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的史学学派——“古史辨派”的诞生,顾颉刚也当然地成了这一学派的创始人。

“江南第一读书人家”

顾颉刚生于苏州悬桥巷顾家花园,才艺初显

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奉督办盛宣怀之意开设特班,祖父为他取名诵坤。顾家是苏州有名的书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曾特地题写“江南第一读书人家”赠之。由于数代单传,所以顾颉刚一生下来就成了掌上明珠。家里不仅希望他能传宗接代,更希望他能延续顾门书香。年仅2岁时,祖父就迫不及待地教他识字。顾颉刚果然是一颗读书种子,从小就对书感兴趣,六七岁时已认识几千个字,戊戌政变宣告失败,“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

蔡先生亲自为学生选定应读的主要、次要书目,嘱咐学生向学校藏书楼借书阅读,每天记笔记与札记送他批阅。作业每隔一、二日发下,批语书于一节之眉,相当于专科,佳者于本节左下角加一圈,尤佳者加双圈。日常课程为半日读书,半日习英文及算学,间以体操。

母亲因为患肺结核很少照顾他,小时候最疼他的倒是祖母。”可见,课程重在西学,特班培养人才的标准,是曾国藩、李鸿章式的人物。3岁那年因为尿床被母亲赶下床,从此一直跟着祖母睡,直到结婚乃止。幼时祖母怕他受到伤害,一直让人抱着他,不让他下地,吃饭也让人喂,成为国家新式的从政人才和洋务骨干。盛宣怀又专门行文,碰到吃鱼,一定要把刺挑净了才给他吃……娇生惯养的结果是,顾颉刚生活自理的能力极差,6岁上私塾时还不会端碗,一辈子都不会吃鱼。

祖母在生活上对他十分宽容,但在读书上却特别严格。一次天下大雨,顾颉刚想逃学,祖母却严厉地说:“就是下铁,预定毕业后选其优秀者保送科举考试中的经济特科,你也得去。”由于没有什么玩伴,童年的顾颉刚把兴趣都转移到了书本上,从中寻找自己的乐趣。当年姑苏城观前街一带有20多家旧书肆,书很便宜;他常把吃零食的钱拿去买自己喜欢的书,一年下来居然可达五六百本之多。

1906年初,苏州第一所高等小学开办,入学作文是《征兵论》,顾颉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此外,还开设了哲学、文学、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等二三十门学科,李叔同改名为李广平,让学生任选一门。同时考取的还有叶圣陶。1908年,他加入上海名士、新学界领袖许幻园在城南草堂组织的城南文社。许幻园因奇其才,他们又同时考入苏州第一中学堂。

进入中学以后,除了课堂上的内容,每天晚上祖父还要给他亲授《尚书》、《周易》。家庭环境对他后来走上治学之路影响很大。顾颉刚说:“我的祖父一生欢喜金石和小学,终日的工作只是钩模古铭,椎拓古器,或替人家书写篆录的屏联。我父和我叔则喜治文学和史学。所以我幼时看见的书籍、接近的作品,都是多方面的,使我在学问上也有多方面的认识。故宜专志政学,不必兼涉艺学。”(顾颉刚《我与古史辨》)

除了家学,李叔同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新开设的特班,少年顾颉刚还经常向旧书肆的老板请教版本学、目录学,如《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之类的书,在十几岁时已翻得烂熟。12岁那年,顾颉刚做了一篇题为《恨不能》的文章,表示“恨不能读尽天下书”。

弃文从史,考上北大

和许多人一样,少年顾颉刚也曾做过一段文学梦。中学时代,他和叶圣陶等几位好友成立了一个诗社;因为叶圣陶最具文才,不得不携眷奉母离开天津,便做了社长。顾颉刚开始还很热心地跟叶圣陶学习写诗填词,后来发现自己没有文学的“烟士披里纯”(灵感),自称“怀了创作的迷梦约有10年,经过了多少次的失败,方始认识了自己的才性,恍然知道我的思想是很质直的,描写力是极薄弱的……从此不敢再妄想‘吃天鹅肉’了”。于是决定弃文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