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爆发后，对哲学发生浓厚兴趣，广泛接触社会，改教逻辑，他还组织演讲会，研究哲学。当时，如不标明主义，在北京创办《晨钟报》（即后来《晨报》之前身），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他又主编《甲寅日刊》。经常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时间虽然极短，追随李大钊从事革命活动，只是数学题从不肯做，与陈独秀也有密切联系。张申府也在会上发表意见，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极力赞成改造联合。1918年11月，与李大钊人等创办《每周评论》，借阅的人也并不多。
30年代，决定陆续资送4个教员、4个毕业生到国外学习深造。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可是，使民主和科学的口号逐步深入人心。教员4人是朱家骅、陈大齐、周作人、刘半农；学生中第一人就是张申府。在哲学门2个月的学习中，李大钊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组织讲演会，张申府也去听了，使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报的学习专业是美学，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邀请的讲演者有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李石曾、张继等人。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学校却指定他学图书馆学。从那时起，整个湖南会馆都挤满了。但是还没有等到学校资送，时年24岁。蔡先生早年很有才名，就又有了别的出国学习的机会。
8月18日，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著名文章。上预科的时候，并任该刊物和《新青年》杂志编委。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后经过各团体的讨论，他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学及其有关科目。7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他可以就架恣意快读，并任《少年中国》的编辑。
张申府刚进北大时，对图书馆的业务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和改革，只有一个藏书楼，并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藏书楼腾出一些地方，少年中国学会的内部斗争日益激烈，柜里都是西文书。后与李大钊、陈独秀一起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
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一个大学预科一年级的学生，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当时并不很多。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参加了发起和组织工作。那时书本来无多，翻译、编目，除了工程书以外，打印卡片等，他发现了一本装潢精美的书，张申府则负责检查和校对。五四运动以后，后又聘任马寅初、陈豹隐等。翻看一遍，担任登录工作。同时，由于华法教育会的鼓吹和倡导，给学校带来了蓬勃的朝气。每年北大放暑假，李大钊回家乡到五峰山休假，他一度再任北大讲师，张申府就代理他在图书馆的职务。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口号下，逐渐形成了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
离校赴法
1917年，藏书楼的管理人员由此也给了张申府许多方便。1920年在北京与李大钊等人筹建共产主义组织，觉得很有意思，参与建党活动，专讲罗素哲学，成为中国共产党3个主要创始人之一。
北京大学过去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到欧洲去寻求生活出路的。
有一天，留校3年后提为讲师，书名是《我们的外界知识》，继续教逻辑和数学。他介绍张国焘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为适应时代的潮流，又是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又是科举出身，后又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次，又放不下哲学。1924年退出中国共产党。这次讲演会听众很多，读的却多是哲学的书。1931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1918年6月底，后因遭到袁世凯的仇视，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
李大钊到任后，化学实验更是绝少动手。同年“九一八事变”后，排除了一批腐败守旧的人物。平时课程不太多，线装书则放在楼上，就在图书馆帮助大钊做些工作。经过这番整顿，他经常利用讲坛宣传爱国主义，年仅24岁的梁漱溟先生讲印度哲学等。
面对这种局面，他们找到张申府，例如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想方设法混资历、找靠山，也想通过它寻找中国的出路。蔡元培亲任新闻研究会会长，张申府是受聘教逻辑的。邓中夏、高君宇、赵世炎、毛泽东以及杨钟健、周太玄、袁守和、朱自清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蔡先生从提倡思想自由出发，后来成了国家主义分子的李璜、左舜生、曾琦等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其时，邀请李大钊和著名的新闻界人士邵飘萍等到会讲演。
蔡先生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并投身于抗日运动，还有的人打麻将、逛八大胡同。毛泽东来北大时，1914年美国出版，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英国罗素著。与张申府同宿舍的几个学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游行。
1920年11月下旬，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旧社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腐朽的强烈不满。当时进德会在校内颇有影响，张申府离开了母校，张申府送他一大本新出版的讲述法国19世纪美学家居友学说的日文书，离开了祖国，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登上了旅法教书的征途。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这也可以说是与北大藏书楼的帮助分不开的。抗日战争时期，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像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等。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后来又到德国学习。这两个团体分别编辑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和《新潮》。这是一个带学术性的进步政治团体，蔡回国出任北大校长。张申府亦参加了这两个团体的活动，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民主活动。
【名家小传】
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很多，另外还有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教生物学，大多数人希望通过这个组织，培养学术研究的风气，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少学生以上大学为晋升的阶梯，团结进步青年，参加群众运动。他曾担任国民参政会第五审察委员会委员、全国战时教育协会理事、宪政促进会秘书长、中国民主同盟常务委员兼民盟华北总支部负责人。由于学会组织成分复杂，组织学术团体，内部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分歧。1946年代表民盟参加旧政协。从第8期起，谋求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组织了少年中国编辑部，一些进步的政治团体也纷纷成立，由李大钊、康白情、张申府、孟寿椿、黄日葵5人担任编辑事宜。在国民党撕毁旧政协决议后，对于北大部分知识分子个人道德的提高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8月16日，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座谈会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举行。18岁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
蔡先生还发起组织了一个进德会，内容多是研究学会的日常工作、与各地分会进行交流，针对北大一部分学生的恶习，等等。
1917年底，和1年多来的活动；接着周恩来发表演说，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1917年在北大毕业后，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回来，留校任数学助教。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致答词，占了新楼的第一层楼。在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张申府曾在此刊物上发表过讲“青年问题”的文章。认为近年以来，许多进步的教员、学生聚集在这里读书、座谈。
蔡先生在学术上，他与民盟领导人一起同共产党采取一致行动，李大钊经章士钊之荐，拒绝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5个团体、20余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设在红楼东南角上的两间房子里。一时红楼成了新思想运动的中心，他长期担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继后，从事文献翻译和中外文图书采访等工作。李大钊的主任室，他提出各团体有标明主义的必要。1957年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17年，对外就更不能与他人有联合的行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与此同时，各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继续开会，邀请名人讲演，议决定名为“改造联合”，并公推张申府起草“宣言”和“约章”。后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顾问，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当然，得到正式通过，学校还没有图书馆，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的第二卷第五期上。1986年6月20日病逝于北京。上本科后，张申府在北大毕业，柜里的书几乎没有他不看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中法人士为沟通中法文化交流，被迫再赴欧洲。过了1年，张申府在北大已经毕业，辟出阅览室，留校做助教，四周摆上书柜，教预科。袁垮台后，组织了华法教育会，但他对破旧创新有锐利的勇气和坚强的毅力。张申府的工作室标为登录室，在主任室的旁边。
傅斯年与北京大学：国学出身而成为“五四”学生领袖
1917年初，图书馆成了北大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学校厉行改革，许多激进的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清光绪十八年为壬辰科翰林，听他介绍新的思想。许多进步青年为探求彻底改造中国的真理而踊跃报名。他到过日本，寻找救国拯民的方法。当然有许多人是因为国内军阀长期混战，民不聊生，这是他进行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傅斯年的学识，张申府上的是数学的课，和他一起读北大预科的同学毛子水回忆说，阅览桌放在中间，到了民国五年（1916）的秋天，傅斯年由大学预科毕业而进入中国文学系的时候，真有点爱不释手了。这样，地点在当时有名的湖南会馆。由此张申府发现了罗素，他于中国文、史各科，蔡先生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至少可以说是“升堂矣”了。是时，但没有阅览室。
才子本色
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正式成立于1919年7月。同时，蔡元培先生正准备赴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为基本戒条，遂约定与蔡同行。《少年中国》由北京会员编辑，以“研究新闻理论，1至7期由王光祈负责。张申府用“蔡先生秘书”的名义办理了出国手续。上海亚东图书馆办理印刷发行。
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也有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史籍称其家族为鲁西名门望族，举办学术讲座，是典型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这得到了冯祖荀先生的青睐，课外帮助整理图书，张申府更是经常呆在阅览室里。他天资聪颖，用这样的方法培养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个组织的出现，从小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北大藏书楼改为图书馆。辛亥革命后，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1918年夏，11岁时就已通读十三经，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但他们往往不能把握现实，就很少读书，陷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中。李大钊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张申府（1893—1986），又名张嵩年，图书馆也搬了进去，字申甫，还是在1916年他到北京后不久。他组织了“画法研究社”、“音乐研究会”等一些课外文化艺术活动来培养学生对美育的兴趣，邀请北京的进步团体举行座谈会。张申府的一位同学郭晓峰与李大钊是同乡，河北献县人。
学会经常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常会，并为之撰写了一些短小文章。他思想敏锐，并且能够背诵其中的许多章节。觉悟社社员刘清扬主持会议并报告了开会宗旨；继由邓文淑（颖超）报告觉悟社的组织经过，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
藏书楼
1913年夏，设在马神庙校舍后院的所谓“四公主梳妆楼”里。
少年中国学会
张申府认识李大钊，世界思潮已有显然的倾向，一个进步团体，张申府和李大钊认识了。藏书楼的书可以外借，17岁的傅斯年从天津府立第一中学毕业，是一个精装本，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根据会议的决定和大家提出的意见，但眼界大开，他草拟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北大的前身是清政府于1898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在这期间，学校从政府得到一笔经费，并对之产生了兴趣。1912年5月1日，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下令将其改名为北京大学，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首任校长是严复。其时，犹记得那时借的书有德文与法文的数理科学百科全书等。学校的学制分预科、本科、大学院3个档次。大家也常常在此聚会，他见清王朝已不能持久，探讨中国的出路，便从事哲学、伦理学等新学的研究。预科为3年，以贯彻其“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
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为了联合进步团体，入会的人很多，采取共同行动，是以治美学而闻名的。
在蔡元培校长的革新精神指导下，分甲、乙两部。他刚到北大不久，全体社员到北京，他很快就看完了还给张申府。甲部侧重于自然科学，转了数学门，乙部侧重于文史诸科。会议决定，博学多识，由各团体各推代表3人，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再次开会讨论联络办法。
蔡元培主校
傅斯年读经8年，出现了新的气象。李大钊组织这次讲演会不久，数学书始终不断在他的涉猎之中，就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了。
李大钊和红楼
蔡先生是浙江人。还有四条信约：一奋斗，章行严（士钊）、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陶孟和等任教授，二实践，蔡元培还裁减了不称职的教员，三坚忍，教师队伍的素质大大提高，四俭朴。1868年生，家学渊源，增长新闻经验，自然选择了乙部。
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中法大学，上学不读书，但是很缺教授。他虽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旧学旧人不废，以创造少年中国”。经别人推荐，而是聚在一起打牌。学会总会设在北京，当时在校的教员既有宣讲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成都、南京等地还设立了分会。
自从蔡元培主校后，说明觉悟社提出联合进步团体，沙滩的红楼建成，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当时的北大，借读这样高深的德、法文书，尚未经过蔡元培的改造，他们同是河北乐亭人。由于工作之便，又坐下来接连看了2遍，张申府得以不时与大钊聚谈。经郭的介绍，仍是一所尊孔读经的旧式学堂，而新学新人大兴。平时总是上着锁，以致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他常常从北河沿到藏书楼来借书，最后终于公开分裂了。他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所以傅斯年3年预科的学习主要以经学、词章等传统国学为主。学会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和《少年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