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以后，黄侃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绰号为“三不来教授”，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这是他与校方的约定，真够牛气的。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欲雪未雪之时，学生便猜测黄老师会不会来上课。有人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黄侃讲课，总是信马由缰。未入门者，不得要领；已入门者，则觉胜义纷呈。他治学，贵发明，不贵发现；因此听其讲学，常有新鲜感。冯友兰在《三松堂自述》中提及黄侃，说是：“黄侃善于念书、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面的观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当时的宿舍里，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黄调与《广韵》吻合，不差毫厘，自是古味十足。
程千帆在他的回忆录《桑榆忆往》里记载，听古文字大师黄侃的课，黄侃先生的性格暴躁、狂放不羁是人所共知的。他讲的最后一堂课是《诗经》，根本没有什么教学方案，兴之所致，随意发挥。对此，初学者往往不着边际，但入其门者则觉得深受教益。程千帆后来回想起来，觉得最吃亏的，就是对整个国学缺乏全面占有的欲望。对于黄侃先生的课，他感觉声韵学比较干枯，很难学，就不选；只选了有兴趣的课，像《文心雕龙》之类。
胡小石先生的语言艺术是惊人的。他能很自然地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明了的话表达出来，由浅入深，使人无不通晓。程千帆在上学的时候，有一天与同学们到胡小石先生家里去请教。胡先生正在读唐诗，读的是柳宗元的《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讲着讲着，拿着书唱起来，念了一遍又一遍，总有五六遍，把书一摔，说，你们走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
瞿安先生讲授《长生殿》传奇斠律，便都是自己研究多年的独得之秘；由于学生的请求，就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大家。这种精神，使程千帆终身奉为圭臬，对学生丝毫不敢藏私。瞿安先生的学问很有意思，他最早专门研究戏剧，后来研究散曲。他是一个大师，虽然他本人只在曲方面比较全面，但是他的散曲研究传给了卢冀野、任二北，曲律研究传给了蔡瑩、王玉章，对词的研究传给了唐圭璋，南戏研究传给了钱南扬。然后，任二北先生往唐朝发展，也有的往后发展。如钱南扬先生研究宋、元以后，除南戏以外，笑话、谜语都研究。
程千帆在金大的得益处，也不完全来自于大师。有一位历史系的讲师陈登原先生，研究文化史，他的阅读面非常之广，他写的《中国文化史》、《国史旧闻》都是非常博洽。程千帆喜欢博览群书，无论懂不懂、无论是否自己所需要的，都想看看。这就是从陈先生那儿学来的。当时别人并不重视他，但是程千帆在陈先生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1936年，程千帆从金陵大学毕业之后，即去金陵中学教书。临行前，他去请刘国钧先生赠言。刘先生说：“只告诉你一条——你肯定会有讲错的地方。什么时候发现了什么时候告诉学生，说‘我讲错了’。”这句话，此后一直成为程千帆为人师表的“座右铭”。
去中央大学旁听
诸位先生各有专长，程千帆耳濡目染、枵腹日充。而因求知心切，又曾向不在金大任教、或虽任教而不曾讲授某项课程的先生们请教。
程千帆是金陵大学的学生，但中央大学老师的课他也常跑去听，因为那个时候是鼓励旁听的。他曾向林公铎（损）先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汪辟疆先生精于目录学和诗学，虽在金大兼过课，但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他也常常带着问题，前去请教。
中大的管理很松。那时找到一个同乡，就可以躲在该生的宿舍里，费用也不交，就这样读4年。像佘雪曼先生，就完全是在中大偷听出来的。他口齿很好，字也不错，还会画画；后来在南洋大学教书，再后来到香港办了个雪曼艺文院。像这样的人与情况，以前旧社会中就可以产生。
但是金陵大学不一样，有秩序，办事有条理，不像国立大学那样随随便便、纪律散漫。从整个金陵大学的学风，不只是国学的，而是整个的对待学问的态度。教会学校的那种严格，对程千帆大有益处。
艰难中念完大学
程千帆回忆：“我在进金大之前，几乎没有接触过什么白话文。这时我开始大量阅读白话文，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看杂志。看整本的白话书倒不多，但杂志看得较多，差不多每一期的《清华学报》、《燕京学报》都看。另外，凡是遇到论战我都很注意，比如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到现在为止，托洛茨基的那些理论我还是不懂。不懂归不懂，当时吃下去再说，拿卡片记下来。
“还有呢，就是练习写。最初的白话文写作是学做新诗，现在还留了一本小诗集在那儿。当时练习写作，跟穷困也有关系。在报纸的副刊上写小文章，5毛钱一千字，1块钱就不错了。如果有3块钱一千字的文章，4千字发表了，12块钱，差不多一个半月的伙食费都解决了。因为那个时候6块钱就可以吃一个月饭；如果是8块钱呢，一菜一汤还带一点肉。我是个很穷的学生，全靠自己奋斗出来。我那个时候能写各式各样的文章，只要报刊需要我就写，1个月有个5－6块钱，最好有个10块钱，就能够过下去了。”
原来，当时他父亲大概有2年的时间没有工作，难以支撑他在学业上的开销。所以他就写小说向各种地方投稿。后来，他写的小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就这样，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中把大学念完了。
刚好那个时候，金陵大学的史学研究所被批准成立了。程千帆考取了，那等于是硕士研究生。考取了以后，一年能得到400块钱的奖学金，生活是够了。可是偏偏又要打仗了，也就没有办法读书。所以他是被金大史学研究所录取的学生，但是没有上。
那个时候，程千帆已经同沈祖棻恋爱了，并准备结婚。沈祖棻是研究所毕业，而程千帆是大学毕业。他在金陵中学教书，就想一边教书一边在金陵大学历史研究所读课程。当时还有一个机就是到燕京大学去，那边有个哈佛－燕京学社，也有一定的奖学金。那就像王锺翰先生那些人一样，同他们一辈。
他们审查了程千帆的作业，说他的英语不行，过来补1年英语，第二年录取。当然他们没想到，要打仗了。燕京大学的那些教授有顾颉刚先生、洪业先生，还有陆侃如先生等。当时，程千帆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好像自己给黄季刚先生、吴梅先生当过学生的，再去给顾颉刚他们当学生，就吃了亏一样。这种心理很奇怪，程千帆也很少同人家讲起。大概是中国旧学很注重传统、班辈吧。当大师的晚年学生，在辈分上就很占便宜的。
大学毕业论文
程千帆回忆：“除了以前为了生活而投稿，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文章，我一辈子写得最早的学术论文，是在刘国钧先生的班上写的作业。那时他给研究生讲《汉书·艺文志》研究，因为是研究生课程，不是闭卷考试，而是做一篇文章，我那个时候对目录学、校勘学有兴趣，我就写了2篇，不是1篇，后来收在《闲堂文薮》里面。
“一篇是《〈汉志·诗赋略〉首3种分类遗意说》。因为陆贾赋、荀卿赋、屈原赋没有序，别的都还有几句话，恰恰这个没有。刘先生让大家各抒己见，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
“另外又写了一篇《〈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汉书·艺文志》，而《别录》、《七略》据推想是在唐末五代之乱中散佚掉的。后来就只有辑佚，大概总有十几、二十种。清朝人作辑佚，慢慢地弄清楚了，我就根据清儒的考订结论作进一步推论。现在弄清楚《汉书·艺文志》是把刘歆的《七略》7卷压缩为1卷。《别录》在留下来的宋版书中有所反映，像《荀子》等。
“所以我写书时，对于底下的篇目我不用目录两个字的，因为目是目，录是录，我总是写作目次，写篇目也可以，无论如何不能写目录。总之，先有一个命题的规范，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就是论证，再就是推出结论。所有引用的材料，要有比较谨严的出处。
“这就是我开始写学术论文，是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35年的冬天。
“此后我就按照这个规范，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文章。我写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是在1936年的春天，写的是《少陵先生文心论》，那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中文系主任刘继宣先生指导的。刘先生这个人极其谦和，他拿了也没改，打了个分数，这以后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在金陵中学教一班初中二年级的语文，编校刊，一个星期出1期，就是《金中周刊》。这个周刊没有保存完整的。我很想得到，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东西发表在上面，也还有沈祖棻的许多散文，我想找来收到她的集子里，找不着，没有办法。”
【名家小传】
程千帆（1913—2000），原名逢会，改名会昌，字伯昊，40岁以后别号闲堂；千帆是其曾用过的许多笔名之一，后来就通用此名。祖籍湖南宁乡，生于长沙清福巷。著名文史学者。
程千帆小时家境比较贫寒，但有丰厚的文学传统，十二三岁即通声律。1923年左右，因军阀混战，长沙不易谋生，举家迁居湖北武汉。在武汉5年中，曾短期进过武昌圣约瑟中学附小和汉口振华中学。
1928年秋天从汉口来到南京，考入金陵大学附中初中三年级。4年后，1932年8月升入金陵大学。受业于黄侃、吴梅、陈恭禄、虎臣、胡小石（光炜）、刘衡如（国钧）、刘确杲（继宣）、胡翔冬（俊）、汪辟疆、商承祚、林公铎（损）、汪旭初（东）、王晓湘（易）、陈登原、王绳祖诸师。
1936年金大中文系毕业，至四川重庆西康建设厅任科员。1940年2月在四川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任国文教师。次年8月任乐山武汉大学中文系讲师。1942年8月任成都金陵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翌年8月任四川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兼金大副教授。1945年8月起在武大中文系工作，曾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8月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旅游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程千帆在校雠学、历史学、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批评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在1958年被迫中断学术研究20年后，他又重新开始教学和研究工作，短短10多年中，出版10多部重要学术著作，包括《校雠广义》、《史通笺记》、《文论十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两宋文学史》、《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闲堂文薮》、《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古诗精选》、《读宋诗随笔》等，都以精深的学术造诣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重视。
张中行在北京大学：往事白描，诸师速写
据张中行先生回忆：某次胡适之先生讲课，提到某一种古代的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同学张君，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很惊讶，也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北大的课堂与学风
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谈起蔡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课堂，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都是严格的。北大的课堂却不然，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说得鲜明一些是：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上课时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并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有人责问他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北大红楼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也就真充满这种空气。
据张中行先生回忆：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先生讲古诗，蔡邕所作的《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一个同学站起来问道：“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
另一次是胡适之先生讲课，提到某一种古代的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同学张君，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很惊讶，也很高兴。
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某教授和某同学的意见相反。这只要能够相互容忍也就罢了；偏偏是互不相让，争论起来无尽无休。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考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这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
照规定，不及格，下学期开学之后要补考，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上写：注意，67分及格。因为照规定，补考分数要打9折，记入学分册，评67分，9折得60分多一点，勉强及格。且说这次补考，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是原样。评分，写60，打折扣，自然不及格。
还要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60。但这一次算及了格，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9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9折，所以不打折。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于是以失败而告终。
老北大还有“五公开”让人很是津津乐道：一是课堂公开，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在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
偷听生之所以能天天进北大蹭课，与北大人的自由散漫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是北大人的自由散漫，为偷听生提供了极大便利。
张中行先生后来回忆北大的学生生涯时提到，刚入学时首先感到奇怪的，就是同学之间的隔膜。“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十几个人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糊糊，有时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1个人。”还说北大惯例的是“不应该来上课的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据张中行先生回忆，梁思成先生从上世纪30年代起，在老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都放幻灯片，课讲得十分有趣，听讲的人也很多。有一年，讲完最后一讲，梁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20人，却无人答话。梁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无人答话。梁教授这时才恍然大悟地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还是没有人举手。梁教授大笑，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完，向台下作一大揖。众人报以微笑而散。由此也可见北大旁听之盛。
黄晦闻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