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张中行还没离开北大的时候，忽然听说黄晦闻先生去世了，依旧法算才64岁，超过花甲一点点。当时张觉得很遗憾，原因是他看来一直很康强，身体魁梧，精神充沛，忽而作古，难免有老成容易凋谢的悲伤。还有个较小的原因，黄先生在学校以善书名，本系同学差不多都求他写点什么，作为纪念。他态度严正，对学生却和气，总是有求必应。本来张早想也求他写点什么，因为觉得早点晚点没关系，还没说。不想这一拖延就错过机会，所谓“交臂失之”了。
黄先生名节，字晦闻，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老教授。他早年在南方活动，有不少可传的事迹，如与章太炎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印行反清或发扬民族正气的罕见著作，参加南社，用诗歌鼓吹革命，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任广东省教育厅长等。他旧学很精，在北大任课，主要讲诗，编有多种讲义，如《诗旨纂辞》、《变雅》、《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谢康乐诗注》等，都可以算是名山之作。诗写得很好，时时寓有感时伤世之痛。所以张尔田（孟劬）把他比作元遗山和顾亭林。
黄先生的课，张中行听过2年，先是讲顾亭林诗，后是讲《诗经》。他虽然比较年高，却总是站得笔直地讲。讲顾亭林诗是刚刚“九一八”之后，他常常是讲完字面意思之后，用一些话阐明顾亭林的感愤和用心，也就是亡国之痛和忧民之心。张清楚记得是讲《海上》4首七律的第二首，其中第二联“名王白马江东去，故国降幡海上来”，他一面念一面慨叹，仿佛要陪着顾亭林也痛哭流涕。大家自然都领会，他口中是说明朝，心中是想现在，所以都为他的悲愤而深深感动。
这中间还出现过一次小误会。是有一次，上课不久，黄先生正说得很感慨的时候，有个同学站起来，走出去了。黄先生立刻停住，不说话了。同学们都望着他，他面色沉郁，像是想什么。沉默了一会，他说，同学会这样，使他很痛心。接着问同学：“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讲顾亭林诗吗？”没人答话。他接着说，是看到国家危在旦夕，借讲顾亭林，激发同学们的忧国忧民之心，“不想竟有人不理解！”
他大概还想往下说，一个同学站起来说：“黄先生，您误会了。那个同学是患痢疾，本来应该休息，因为不愿意耽误您的课，挣扎着来了。”说到这里，黄先生像是很感伤，我亲眼看见他眼有些湿润，点点头，又讲下去了。
就这样，他满怀悲愤，没看到卢沟桥事变之后的情况，也没看到敌人投降，就去世了。
马幼渔先生
上世纪30年代初，张中行考入北京大学，选定念中国语言文学系，马幼渔先生是系主任。张中行听过他1年课，讲的是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马先生虽然是宁波人，风范却没有一点精干善于拨算盘珠的样子；口才也不见佳，因而讲课的效果是平庸沉闷，甚至使人思睡。总之是，因为看不出他在学术以及行事方面有什么突出之点，同学们对他总是毫无惧意，甚至缺乏敬意。
他早年在日本，也是听过章太炎先生讲学的，因而以太炎先生为引线。关于马先生就有个颇为不好听的评语，是某某人得其（代太炎先生）什么，某某人得其什么；马先生列在最后，是得其糊涂。
说糊涂，是近于开玩笑，难免过分；在一般人心目中，马先生不过是好好先生而已。好好先生有可取和不可取的两面：可取的是不伤人，不可取的是不办事。不办事而能多年充当系主任，这或者正是北大容忍精神的一种表现吧。不过无论如何，他总是系主任，依照帅比将高的惯例，他就不能不出名。
出名还有另外的原因。其一是有几个弟弟，其中两位在学术界还相当有名：一位是马叔平（衡），金石学家，写过《石鼓文为秦刻石考》，受到门内汉的赞许，后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位是马隅卿（廉），有大成就的小说学家。其二是有一位贤内助。怎么个贤法，家门之外的人自然不得详知。；马先生有时似乎愿意泄漏一点消息，于是曾因此而受到女学生的嘲弄。其三，就是这位贤内助生了个赫赫有名的女儿，名马珏，考入北大政治系；张中行在校时期，全校学生公推其为校花。校花，闺门待字，其在男学生群里的地位、印象以及白日之梦等可不言而喻，这且不管；马先生却因此而受到株连，这也不是什么过大的伤害；只是间或，当然是背地里，被戏呼为老丈人。
这好好先生的印象，又不只是在学生群里。大概1933年暑期吧，整顿之风吹来，触及中文系（当时简称国文系）的也颇有一些，其大者是胡适之以文学院院长之显位兼中文系主任；稍次是去教师之不称职者，开刀祭旗的人物是林公铎。马先生退为只算教授了，后来像是也不再讲什么课，总之是名存实亡了。
在校时期，多数人心目中的马先生不过如此。这印象即使够不上大错，也总是模糊。到30年代末，北京沦陷了，马先生因为年近花甲，没有随着学校迁往昆明。他原来住在景山西街（旧名西板桥），也许为了隐姓埋名，便迁到王府井大街大阮府胡同。其时张中行和同系同学李君也住在北京，因为寂寞，很怀念旧日的师友，而师友星散，所以有时就到马先生那里去坐坐。他们发现，马先生也很寂寞，更怀念红楼中的相识。于是渐渐，他们就把到马先生那里去当作后辈的义务。
这样，日久天长，张中行才明白，在校时期对马先生的认识其实并不对。他通达，识大体，以忠恕之道待人，并非庸庸碌碌。旧日有些印象像是沾点边，也是似是而非。比如好好先生，这是大家把他的宽厚看作了无原则的迁就。其实，他律己很严，对人的迁就也仅限于礼让。
在这方面，可记的事情颇不少，随便举一些。还是任系主任时候，他家的某个年轻人报考北大，有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马先生面前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今年国文会出哪类题。”马先生大怒，骂道：“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诉你考题吗？”又有一次，同学李君请马先生写些字，留作纪念。马先生沉吟了一会，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么。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马先生可谓言行一致。北大迁走了，他借贤内助善于理财之助，据说生活没有困难，于是闭门读书，几年中不仅不入朝市，而且永远不出大门。
他爱国，有时爱到近于有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张中行等人每次去，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听到什么好消息了吗？”为安慰老人，大家总是把消息挑选一下；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报喜不报忧。
他们确是有个忧，因马先生有个羊角疯的病根，几年反复一次；而且，据说一次比一次重，不久之后会不会有意外呢？大概坚挺到1944年之尾或下年之初，张中行有些日子没去了，忽然传来消息，说马先生得病，很快就会作古。遗憾的是，他朝夕盼望胜利到来，可7年多过去了，终于没有看到就去世了。
熊十力先生
张中行最初见到熊先生，是在30年代初期。他在北大讲佛学，课程的名字是“新唯识论”。选这门课的人很少。张中行去旁听过几次，觉得莫测高深，后来就不去了。交往多是40年代后期，他由昆明回来，住在北大红楼后面。张中行正编一种佛学期刊，请他写文章，他写了连载的《读智论抄》。
熊十力先生早年参加过革命，后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竟反班定远（超）之道而行，投戎从笔，到南京欧阳竟无大师那里去学佛学。治学，也像他的为人一样，坚于信而笃于行，于是写了《新唯识论》。“唯识”前加个“新”字，自己取义是精益求精；可是由信士看来却是修正主义，用佛门的话说是“外道”。于是有人作《破新唯识论》而攻之。熊先生不是示弱人物，于是作《破破新唯识论》而答之。
对于熊先生的治学态度、成就，张中行非常钦佩。但他也指出熊先生论学过于认真，容易走极端的一面。熊先生自信心很强，简直近于顽固，在学术上决不对任何人让步。写《破破新唯识论》的事，上面已经说过。还可以举一件有意思的。
40年代晚期，废名（冯文炳）也住在红楼后面。这位先生本来是搞新文学的，后来迷上哲学，尤其是佛学。熊先生是黄冈人，冯是黄梅人，都是湖北佬，如果合唱，就可以称为“二黄”。他们都治佛学，又都相信自己最正确；可是所信不同，于是而有二道桥（熊先生30年代的一个寓所，在地安门内稍东）互不相下，至于动手的故事。熊先生说自己的意见最对，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的。冯先生答：“我的意见正确，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真可谓“妙不可言”。
马叙伦先生
马叙伦先生，原字彝初，后写夷初，杭州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比鲁迅先生小3岁。解放后曾任教育部长。60年代患病，神志不清，靠护理及药物活了相当长的时期，70年代逝世。
30年代初张中行上北京大学，听了马先生1年的课，讲的是宋明理学。讲什么内容，给张中行的印象并不深；只记得他是中上等身材，偏于瘦，面长而苍老，态度严肃，总是穿蓝青色缎袍，团花，闪闪发光，坐着讲，完全是旧日书院山长的风度。
马先生是哲学系教授，在学校似乎是多讲《庄子》，著有《庄子义证》一书。他通旧学的各个方面，文章和诗词都写得不坏。更高的是书法；虽然名声不像沈尹默那样大，张中行觉得，与沈相比，风华像是差一些，至于筋骨内敛，也许要占上风。他同马先生没有个人交往，可是张中行认为，在北京大学的老一辈里，论人品、学识，马先生有不少方面是令人难及的。
章太炎先生
提起章太炎先生，张中行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在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长，提起青藤山人的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爱；可是他自己评论，却是字（书法）第一，诗第二，画第三。这就难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太炎先生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按行辈是张中行的老师的老师。譬如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俞平伯、魏建功、朱光潜等先生，都是太炎先生的学生。对于太炎先生的为人，张中行还是有所知的，这都是由文字中来。这文字，有不少是他自己写的，就是收在《章氏丛书》中的那些；也有不少是别人写的，其赫赫者如鲁迅先生所记，琐细者如新闻记者所写。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犟。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犟，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这只是小疵。
对于太炎先生，张中行当然是很钦佩的。上天不负苦心人。1932年，太炎先生来北京，曾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讲《广论语骈枝》（清刘台拱曾著《论语骈枝》）。张中行并没有去听。据说那是过于专门的，有如阳春白雪，和者自然不能多。
幸而终于要唱一次下里巴人，公开讲演。地点是在北河沿北大第三院风雨操场，就是“五四”时期囚禁学生的那个地方。张中行也去听，因为是讲世事、谈己见，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
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了起来。他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着老人走出去。
此后没有几年，太炎先生逝世了（1936）。他没有看见“七七”事变，更没有看见强敌的失败，应该说是怀着愤激和忧虑离开人间的。
【名家小传】
张中行（1909—2006），原名张璇，学名张璿，字仲衡（出自《尚书》“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后因名难认，以中行（《论语》有“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行世。河北省香河县河北屯乡石庄人。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治学严谨，博学多识，造诣深厚，精通中国古典文字，熟悉西方哲学。
1930—193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保定中学、贝满女中；担任过《现代佛学》主编。后到北大任教。1949年后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言教材的编辑。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著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等；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多部散文集成为畅销书，从而闻名于世，人称“文坛老旋风”。短短几年，就奠定了他散文大家的地位。代表作有《顺生论》，此书由很多短小的文章组成，内容深刻，文笔优雅，充满哲理。
张先生低调澹泊、无欲无求，常年寓居于燕园的女儿家里。一生清贫，86岁时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而于治学方面，他则一丝不苟，晚年仍拍案而起，痛批台湾某“国学大师”，可谓“后五四时代”学者风范的真实写照。
季羡林在山大附中、清华大学：校长奖字，教授请客
季羡林说，陈寅恪先生绝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他在考证中发掘了极深刻的思想外延。读了他的著作，绝不是仅仅得到一点精确的历史知识，而会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让人豁然开朗。
就读山大附中
季羡林生于山东省清平县康庄镇（今已并入临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均为农民。叔季嗣诚，在省城济南工作。他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7岁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岁考入正谊中学。
1926年季羡林从正谊中学毕业，考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属中学。当时高中文科设在济南北园白鹤庄，清流环绕，绿柳成荫，风景绝佳。教员水平甚高，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教历史和地理的是祁蕴璞老师，他勤奋好学，订有多份日文杂志，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了若指掌。他除了上课外，还常作公开报告，讲解世界大势。还有国文教师王昆玉、英文教师尤桐，伦理教师鞠思敏（正谊中学校长兼）、完颜祥卿（一中校长兼）等，都水平甚高。还有教经书的前“大清国”翰林，两位先生教《书经》、《易经》、《诗经》，上课从来不带课本，四书五经连注都背诵如流。
有这样一批阵容整齐的好老师，再加上周围环境优美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书再好不过的地方。季羡林到了山大附中，才真正学会了用功。他后来回忆说：“我有意识地真正用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