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附中的国文老师王昆玉，是一位对季羡林影响极大的老师。他是桐城派的古文作家，当时已经出版过自己的文集。他给学生出第一篇作文的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写作文都要用文言文，而且尽量模仿桐城派的格调。季羡林的作文写好以后，意外地得到了王昆玉老师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这对于季羡林来说是极大的鼓励。蕴藏已久的求知欲得到了强烈的刺激，在国文方面的天赋才得以充分发挥。
在王昆玉老师的影响下，季羡林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收集到了不少古文的代表作，如韩愈的《韩昌黎集》、柳宗元的《柳河东集》，以及欧阳修、苏轼、苏辙、苏洵等唐宋八大家的许多文集，都开始认真阅读。在读《古文观止》的时候，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归有光的《项脊轩记》等一类的文字，以及吴均的《与宋元思书》等，他都百读不厌，背诵如流，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
对于古诗文的不同风格，如《史记》的雄浑，六朝文章的浓艳，陶渊明、王维的朴素，庾信的华丽，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儒林外史》的简明等，他都注意到无不各擅胜场。从这些名作佳篇中汲取的营养，滋润了他一生的文学创作。
后来，他又开始喜欢抒情散文，而且也写了不少，因此中学同学给他起过一个绰号，叫做“诗人”。
在山大附中第一学期，他的考试成绩是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超过95分。山东大学校长、清末状元王寿彭答应，要亲笔写一副对联和扇子面奖励给他。到1927年5月，季羡林连续两个学期甲等第一名的地位已经确定，于是王寿彭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给这位16岁的少年题字。王寿彭给季羡林题写的对联，上联是：才华舒展临风锦；下联是：意气昂藏出岫云；题头是：羡林老弟雅（察）。
王寿彭还给季羡林写了一个扇子面，把清代诗人厉鹗的一首诗恭录在上面赠给他：
净几单床月上初，主人对客似僧庐。
春来预作看花约，贫去宜求种树书。
隔巷旧游成结托，十年豪气早消除。
依然不坠风流处，五亩园开手剪蔬。
在扇面末端，王寿彭题写：“录《樊榭山房诗》，丁卯夏五，羡林老弟正，王寿彭。”
王寿彭的书法，是一般人求都求不到的，时人以得片纸寸缣为荣。季羡林却一下子得了两件墨宝，当然出乎自己的意料。从此，他更加有意识地努力学习。结果，他在山大附中学习期间，2年4个学期都保持了甲等第一名，成了名副其实的“四连冠”。
考入清华西洋文学系
1930年，当时山东唯一的高中——省立济南高中（即山东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生80余人，来北平赶考。季羡林回忆：“我们的水平不是很高。有人报了七八个大学，最后，几乎都名落孙山。到了穷途末日，朝阳大学，大概为了收报名费和学费吧，又招考了一次，一网打尽，都录取了。我当时尚缺自知之明，颇有点傲气，只报了北大和清华两校，居然都考取了。我正做着留洋镀金的梦，觉得清华圆梦的可能性大，所以就进了清华。”
他认为，清华入学考试没有什么特异之处，而北大则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先说国文题就非常奇特：“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这哪里像是一般的国文试题呢？英文更加奇特，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另加一段汉译英，据说年年如此。那一年的汉文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这也是一个很难啃的核桃。
最后，出乎所有考生的意料，在公布的考试科目以外，又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加试英文听写。当时他们在山东济南高中时，从来没有搞过这玩意儿。这当头一棒，把他们都打蒙了。季羡林因为英文基础比较牢固，应付过去了。可怜他那些同考的举子，恐怕没有几人能听懂的。结果在山东来的举子中，只有3人榜上有名，季羡林是其中之一。
回忆陈寅恪先生
谈到大师陈寅恪先生时，季羡林说，陈先生绝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他在考证中发掘了极深刻的思想外延。读了他的著作，绝不是仅仅得到一点精确的历史知识，而会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让人豁然开朗。
季羡林认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根深蒂固的爱国心，一个是“硬骨头”。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与“硬骨头”的说法有相通之处。季羡林说：“我讲寅恪先生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前一句是歌颂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后一句是赞美他的‘硬骨头’精神。”
据季羡林回忆：他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他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
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季羡林还同一群学生去旁听过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季羡林他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的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他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
40多年以后，季羡林同冰心重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季羡林向她谈起她当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经完全忘记，他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就在这个时候，季羡林旁听了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他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
陈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是引导学生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大家引上阳关大道。
季羡林说：“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到德国，读了吕德斯教授的书，并且受到他的嫡传弟子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教导和熏陶，可谓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学殖瘠茫，又限于天赋，虽还不能说无所收获，然而犹如细流比沧海，空怀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这只怪我自己，怪不得别人。”
回忆朱光潜先生
季羡林在清华4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从而如愿得到了一个学士头衔。然而他后来回想起来，却认为他从这些课程中并没有很大的收获。欧洲著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哀、但丁等人的著作都读过，连现在忽然时髦起来的《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等也都读过，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而给他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在上面谈到的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就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念书时，20岁上下。朱光潜先生当时是北大教授，在清华兼课，年龄大概三十四五岁。他只教一门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季羡林选了这一门课，认真地听了1年。当时他就感觉到，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他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
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家，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人们一听就懂。对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让人听起来津津有味的。
季羡林觉得，朱先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儿”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季羡林就爱上了这一门课，每周盼望上课就成为他的乐趣了。
朱先生在课堂上，介绍了许多欧洲心理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新理论，比如李普斯的“感情移入说”，还有什么“人的距离说”等。他们从心理学方面，甚至从生理学方面，来解释关于美的问题。其中有不少理论，季羡林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一直到老仍然记忆不忘。
回忆吴宓先生
季羡林回忆说，吴宓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总之，他是一个既奇特又矛盾的可敬的人。他是一个在旧社会不同流合污、特立独行的畸人，是一个真正的人。
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季羡林听过吴宓先生的几门课：“英国浪漫诗人”、“中西诗之比较”等。他讲课认真、严肃，有时候也用英文讲，议论时有警策之处。高兴时，他也把自己新写成的旧诗印发给听课的同学，12首《空轩》就是其中之一。这引得编《清华周刊》的学生秀才们把他的诗译成白话，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而又无伤大雅的玩笑。他一笑置之，不以为忤。
他的旧诗的确有很深的造诣，同当今想附庸风雅的、写一些根本不像旧诗的“诗人”，决不能同日而语。他的“中西诗之比较”，实际上讲的就是比较文学。当时这个名词还不像现在这样流行，他实际上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值得后人永远怀念。
季羡林说，吴宓先生坦诚率真，十分怜才。学生若有一技之长，他决不掩没，对同事更是不懂得什么叫忌妒。他在美国时，邂逅、结识了陈寅恪先生。他立即驰书国内，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在清华作为西洋文学系的教授，而一度兼国学研究院的主任。
吴宓先生当时给天津《大公报》主编一个《文学副刊》。季羡林等几个喜欢舞笔弄墨的青年学生，常常给副刊写点书评一类的短文，因而无形中就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曾多次应邀到他那在工字厅的住处——藤影荷声之馆去做客，也曾被他邀请到工字厅的教授们的西餐厅去吃饭。这在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一条看不见但感觉到的鸿沟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名家小传】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今山东临清人。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散文家。
1926年季羡林到山东大学附中学习，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在德国期间发表的论文，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奠定了其在国际东方学和印度学界的地位。1946年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并首任系主任。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东方语文系，培养了大量东方学专业的人才，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对外宣传、外交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学术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季羡林于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大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并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南亚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季羡林始终将学术视为自己的第一生命。他在德国留学时，正值二战期间，在“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背景下专心研究；在“文革”十年中，他历经磨难，偷偷翻译世界瞩目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篇幅宏大的《罗摩衍那》；他还研究、翻译了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年逾八旬后，他开始撰写80万字的学术巨著《糖史》，并出版了《留德十年》、《牛棚杂忆》、《病榻杂记》等多部散文著作。
季羡林创作颇多，著作等身，是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散文、序跋等，以及多个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他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长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通晓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
王锺翰在燕京大学：学史抗日，斗酒抗日
王锺翰严谨的治学之风，其实早在问学燕园时就已形成。他在本科毕业时，为完成论文《清三通之研究》，遍查了能够找到的所有馆藏典籍、私家文集、著述，首次为“清三通”纂修进程勾勒出了大致轮廓；读研究生时，他决心“从实处做学问”，选择清朝各部署律例作为研究对象。为收集研究资料，他跑遍了琉璃厂、隆福寺的大小书肆，自掏腰包收购相关古籍，回去后细细研读，并编纂出《清律纂修奏疏辑录》一书。
多年后，在回忆起这场艰难的“战役”时，王锺翰感叹：“当时我真是穷日夜之精力，进行各类则例的摘录、分类、排比和取舍、提要，眠食俱废，心想，即使3年研究生期间不够，再延长到4年、5年，总能毕其功吧。”
燕京大学里的穷学生
燕京大学成立于1916年，后迁到北京西郊（今北大所在地），校长由美国人司徒雷登担任。经过惨淡经营，燕大声望日隆，跻身于当时一流大学之列。1934年，王锺翰从长沙雅礼中学考入燕大，从这里开始他毕生从事的历史学学习和研究，那年他2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