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期，朱自清完全沉浸在欢悦的海洋之中。在他年轻的感觉里，似乎这个世界在经过五四风暴的冲刷之后，一切都焕然一新了。他对自我更有新的愿望与新的追求，他要做一个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纯洁青年。夜里，他望着漆黑的天幕，一轮明月静静地洒下一片银光，悄悄地笼罩着一丛丛绿树，在地上投下一片片疏影；天宇一色清莹，不见纤毫翳障。他禁不住从心中迸出一声呼喊：“月啊！我愿永永浸在你的光明海里，长是和你一般雪亮！”在这首《满月的光》中，他通过对那光耀环宇的月景的描写，抒发了自己向往光明的心境。
朱自清虽然时时漫步于遐想的天地里，但他绝没有忘却现实的惨状。在年关将至之时，他突然听到安庆蚕桑女校学生为军阀所蹂躏时，心中无限悲愤。
他驾驭着想象的翅膀，先为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充满和平、恬静气氛的景象：在如银的月光里，绿油油的草地上，一群羊静静地睡着，它们雪也似的毛和月光相映衬，十分美丽。接着，一群恶狼悄悄地从山上下来了，于是出现了一幕与前面绝然相反的令人心悸的惨景……
这就是发表于1919年12月18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题为《羊群》的诗。在这首诗里，年轻的诗人把自己对现实的理性认识，孕育在具体可感的形象之中。狼就是军阀，羊就是民众。通过画面前后鲜明的对照，突出了恶狼的凶残和强暴。诗人写的似乎是自然界的弱肉强食的现象，其实揭露的却是现实社会人吃人的惨状，从中抒发了自己对被损害者亲切的同情，对封建军阀强烈的憎恨，表达了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诅咒！
1919年在朱自清生命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他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北京大学日刊》上缺课名单中，也不时出现他的名字；但生活是十分充实的，如白绫一样铺展开来的人生长卷上，多少总会抹上一些鲜艳的色彩，溅上了战斗的征泥。
1919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就要来临。在年终岁尽的一个夜晚，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一首名为《新年》的诗篇。
在青年朱自清的心中，那迎着五四风暴而来的新的一年，是何等光彩动人啊！它已被他诗化为给大地带来光明、给未来带来希望的天使。它含来金黄色的种子，便是祖国崭新未来的象征，新年就是新的开始。这一美丽的形象，包孕着诗人一个美丽的憧憬，即希冀五四运动播下的种子，在时代雨露的沐浴下，绽开出美丽的花，结出丰硕的果。
过年不久，朱自清开始忙起来了，因为大考就要到了。他在3年时间里已经修完哲学系的4年课程，现在要准备毕业考试了。
不料，平民教育讲演团却加紧了活动。3月间，邓中夏为便于开展革命工作，将平民教育讲演团分为4组，朱自清任第四组书记，负起了领导的责任。4月6日，讲演团一清早冒着春寒，从北京出发乘车到通县，10时左右到达，饭后11时许，分组在热闹地方讲演，共讲6次，听众达500余人。朱自清的讲题为《平民教育是什么？》和《靠自己》。结束后，大家到潞河公园游览，并参观了通俗图书馆。
就在红色的5月里，朱自清顺利地通过毕业考试，提前1年毕业了。当他私自庆幸十分高兴时，又接到家书，他的长女采芷诞生了，真是双喜临门呵！6月，他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哺育自己多年的北京大学，整装南归。
【名家小传】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现代著名作家、学者。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江苏扬州。
朱自清幼年在私塾读书，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12年入高等小学，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2月写的《睡罢，小小的人》是他的新诗处女作。他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参加者，受五四浪潮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1920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
此后，朱自清在江苏、浙江一带教中学，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是中国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他是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次年发表长诗《毁灭》，还写过散文《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1927年写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烩炙人口的名篇。1931年留学英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
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宋诗》、《文辞研究》等课程。这一时期曾写过散文《语义影》。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仍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48年8月12日，贫困交加，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嘱咐夫人：“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毛泽东说，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
郑振铎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革命文学，革命翻译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郑振铎成为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生代表和福建学生联合会领导人之一，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参加了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及李大钊同志组织的专门研讨社会主义的秘密组织；并与茅盾、叶圣陶、耿济之等人一道，发起成立了早期有影响的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
考取铁路管理学校
郑振铎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一个穷苦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作为长孙，他出生时，他的祖父非常高兴，办“三朝”那天，祖父请了算命先生来，算命先生说其孙子“五行缺木”，祖父就给他起了个“木官”的小名，大名为“振铎”，有摇铃发出号召，一呼百应的意思，希望他将来能干一番大事业。
郑振铎童年时，他的祖父和父亲相继亡故。他依靠母亲做针线女红活计维持生活，勉强读完了高小。
他很小的时候就特别爱听人家讲故事，也爱摆弄一些小玩意儿。他有一位表舅好讲《三国》和《聊斋》，他很喜欢听；而母亲讲的“蛇龙哥”等许多美丽的民间故事，更让他心驰神往。他那时无钱买任何玩具，不知怎的，却养成了一种收藏癖，什么破铜烂铁物什常常摆满了他床边的角落。他最爱收藏的，是大人们抽烟后丢弃的烟纸画片。
郑振铎读高小时，国文课老师黄小泉先生对他的影响很大。他曾在《记黄小泉先生》一文中写道：“到了高小的第二年，我才跟从小泉先生读书。我第一次有了一位不可怕而可爱的先生。这对于我爱读书的癖性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假如我对文章有什么一得之见的话，小泉先生便是我的真正的‘启蒙先生’，真正的指导者。”
高小毕业后，郑振铎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昂贵的学费是他母亲很难承担的；有几次因缴不起学费，郑振铎竟被校方勒令停止参加考试。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发愤读书，成绩居然很不错；尤其是他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他自己买不起书，就向人家去借，有时是整部整部地抄。一次，他向别人借了一部《文心雕龙》，利用整整一个暑假，把它抄了下来。
1917年夏，郑振铎靠着亲友的帮助，来到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后来成为交通大学北京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求学，课余读了不少西方社会学著作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思想上、文学上都受到启蒙教育。不久结识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们各自成为所在学校的学生代表，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
风云变幻的1919年
这是暮春的一个星期天。郑振铎午饭后感到倦倦的，躺在床上翻了几页新出刊的《新青年》，便昏昏然睡去了。不知睡了多久，忽然院外嘈杂的人声把他惊醒，只听有人说：“着火了！着火了！”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跑到附近一个空场去看个究竟。只见空场一角的“巡警阁子”后面，浓黑的烟夹着血红的火焰，正突突地向空中冒着。
“是哪一家着火呢？”他正想着，只见一个巡警头上裹着纱布，由两个同伴扶着，进了那“巡警阁子”。又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一个穿着蓝布大褂的学生模样的人，飞也似的跑过来，几个巡警在后面紧追不舍，在空场的一角，终于把他抓住了……这一天的日历上写着“西历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五月四日”。
第二天，郑振铎看到报纸才知道，原来北大等校学生因得悉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便有3000人到天安门集会，高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会后又到东交民巷去示威，被军警拦住了。后来学生们便转到赵家楼的曹汝霖家。曹是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他紧闭着大门，拒绝接见学生们，于是他们便冲了进去。曹汝霖仓皇从后门溜掉，而北洋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学生们找了出来，痛打了一顿。后来，大队警察来了，抓走了二三十名学生，其余的纷纷散去，不知怎么的便起了火。
当天，郑振铎赶到学校，校园里已经沸腾起来，同学们都在议论着昨天发生的事。下午，在操场举行的全校自发集会上，郑振铎和另外几个同学发起成立了学生会；郑振铎还被大家推举为本校的学生代表，参加各校的联合行动。当他们打听到，一些在天安门演说的同学被军警关押在天安门的两个门洞里，便去送铺盖和食物，受到军警的阻拦。
当晚，他到午夜才回到寄宿的叔叔家。为怕惊动叔叔和婶婶，他便翻墙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在如豆的油灯下，想起当天发生的事，既气愤又激动，整夜未眠……
但次日一早，为他担惊受怕了一夜的叔叔婶婶便跑到他的小屋里，严厉地责骂了他一顿，并不许他再出去“惹事”。他默默地低头听着，但乘他们不备，又悄悄地溜出大门，去了沙滩的北大。
这时，几乎所有北京的大学和部分中学都行动起来了。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他们，也分别代表自己的学校参加了联合行动。
与故乡人民心连心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郑振铎成为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代表和福建学生联合会领导人之一，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福建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福州，各校学生曾先后两次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追悼被反动军警殴打致死的北大闽籍学生郭钦光；在厦门，青年学生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后来又发展成为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闽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先后派军舰到厦门、福州，实行武装威胁，在福州甚至开枪逞凶。
在北京的郑振铎闻讯后，就积极参加组织旅京福建省学生抗日联合会，成为该会领导人之一。他参加编印《闽潮》，奔走呼号，声援故乡的反帝爱国运动，始终和故乡的人民心连心。原籍福建长乐的著名女作家冰心，当时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她就是在这次声援活动中认识郑振铎的。直到60年以后，冰心对他的爱国爱乡热情和感慨激昂的发言，还有深刻的印象，并在文章中回忆。
参加北京市学生联合会
5月初的北京，夜凉如水。但是，6日那天夜晚，在马神庙北大第二院的一间大教室里，热气腾腾的，挤满了北京各大学及一些中学的学生代表。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他们都参加了这个集会。他们挤坐在一个角落里，听着一些学生代表的演讲。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以后，每逢开会的时候，他们这几个“小兄弟”总是在一起行动，用郑振铎的话来说是个“小集团”。
在这个“小集团”里，郑振铎热情有余，却经验不足，有时较冒失；而瞿秋白却老练得多，以他出众的辩才赢得了各校同学的赞赏。于是，瞿秋白便成了他们这个“小集团”出色的天然领袖。由于他的足智多谋，使他们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天才。
他们的活动是十分艰难的，不断遭到军警的镇压，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因此开会的地点也时时在变更。起先，他们多数在北大和北高师活动，后来只能转移到东城根僻静的汇文去了。会总是在晚上进行，他们一个个悄悄地溜进去；散会后，再一个个悄悄地溜出来。
但即使这样，也还是有好几个同学被抓走了。原来，那些侦缉队也是很狡猾的，他们常常埋伏在学生们进行活动的必由之路上，突然叫一声什么人的名字。这时，只要谁回头一答应，那么就马上会被他们抓走。这使郑振铎想起了儿时听母亲讲过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书生在古庙里读书，忽听墙外有人喊他的名字，他答应了一声，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美丽女子的脸露在墙头上。原来，这是个人首蛇身的美女蛇，时常出来喊人的名字，只要一答应，那么这个人晚上就会被她吃掉。幸亏庙里的老和尚识破了诡计，这书生才没遭殃。“这是个民间传说，但是，狡猾的鹰犬们使的就是那‘美女蛇’的毒计啊！”郑振铎这样想。
然而，瞿秋白却总是很能随机应变，从未上过当。据说，有一次，一个密探跟了他半天，跟上了电车，又跟上了洋车，瞿秋白和他转弯抹角兜圈子，转得那密探晕头转向，终于被甩掉了。由于郑振铎、耿济之他们几个总是跟瞿秋白在一起行动，因此他们谁也未被抓去过。在斗争中，他们更加亲密了。
参加研讨社会主义的秘密组织
北京故宫北门偏东的沙滩，当时是北大的所在地。这是一条颇有些书卷气的小街，街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的行人多是些穿着长袍、腋下夹着厚厚的线装书或精装外文书的大学生或教师。街的两旁，专为学生们开设的公寓、茶馆及廉价的小饭铺鳞次栉比。在靠街的西北头，有一座崭新的4层红砖大楼；这就是著名的、人们习惯地称之为“红楼”的北大一院。当时，除了校部和文科外，藏书丰富的北大图书馆也在这座楼的一层。
也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年初秋，李大钊在他任馆长的这个图书馆里，组织了一个专门研讨社会主义的秘密组织。郑振铎和瞿秋白他们，也都抱着对社会主义的热烈向往，参加了这个组织。成员里还有张国焘、郭梦良等二三十人。李大钊的警惕性很高；每次开会前，他总要到外面巡视一下，看看附近有没有可疑的人。
1919年11月，他们在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提倡社会改造。12月，《新中国》月刊上发表了郑振铎翻译的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次年夏，他又和耿济之共同翻译了《国际歌》歌词。8月，他们又创办了《人道》月刊，仅出1期，即被迫停刊。
这个组织建立不到1年，便因白色恐怖的日益严重，更主要的是在他们内部发生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分歧，很快便解散了。这时，瞿秋白的思想已渐趋成熟，而郑振铎等人仍处在“朦胧”之中。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