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交通的发达和出口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交通运输是社会经济的动脉，沟通经济交流的桥梁。宋代四川对外的交通联系虽然仍要翻山越岭，十分艰险，但水陆交通毕竟已经四通八达。由成都经剑门、利州，而到陕西的川陕陆路和由岷江、嘉陵江、长江而到东南的水路，是四川通往境外的水陆交通大动脉。与这两条水陆交通大动脉相衔接、相汇合的还有由阆州 （今阆中县）、巴州（今巴中县）翻越米仓山而达陕西汉中的米仓道；由达州（今达县）翻越大巴山而达陕西洋州（今陕西洋县）、金州（今陕西安康市）的洋巴道；由夔州通往湖北施州（今湖北恩施）和由黔州（今彭水县）通往湖北、湖南、贵州的道路；由南平军（今綦江县）通往贵州桐梓、遵义的道路；由合江沿赤水河通往贵州赤水和由泸州沿纳溪河、永宁河上行通往叙永的入滇入黔道路；由叙州沿横江河谷上行通往云南盐津、昭通的道路和沿金沙江到屏山、雷波、马边的入滇道路；由雅州（今雅安市）经碉门 （今天全县）的入藏道路；由芦山经汶川、松潘和由永康军（今灌县）经茂汶通往甘肃、青海的道路；以及由嘉陵江溯江而上通往陕西兴州（今陕西略阳）的水路。这些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使得四川各个城市的物资不但能运销四川境内，而且能远销全国各地。当时四川西北的甘肃、青海为吐蕃所有，东南的云南为大理所据，贵州亦非宋朝实际统治之地。位于西南的四川实际上是宋朝西南地区对外进出口贸易的基地。四川的蜀锦、绢帛、药材、土产等西蜀宝货，陆则肩挑背驮，日输月积，远销甘肃、青海和云南大理各族；水则“顺流而下……建帆高挂则动越万艘，连檣直进则倏踰腧千里”，直达华东、华南以至转输海外。吐蕃和大理的战马、海外的香药亦输入四川转销全国，从而更加促进了宋代四川城市经济的繁荣。
（三）
宋代四川城市经济的发展，在地区分布上、经济类型上、发展水平上，都有不少值得注意的特点。
从地区分布上看，经济性城市主要分布在下面三类地区。（一）农业发达地区。成都平原农业最为发达，经济性城市也最为密集。各个州城，甚至一般的县城都设置了商税务，商税和其他非农业税的收入也特别多。（二）商品生产发达地区。蜀州（今崇庆县）、彭州（今彭县）、雅州（今雅安市）、永康军（今灌县）等地的城市经济是在纺织业和茶叶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落后，耕稼不足以自给的陵井监 （今仁寿县）、富顺监（今富顺县）、淯井监 （今长宁县）和大宁监的城市经济，则是在盛产井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据《舆地纪胜》记载：陵井监“家有盐泉之利”，使“郡之盐利冒于西蜀”。富顺监产盐，使得“邦赋弥崇，人是以聚，国是以富”，“百姓得其富饶”，商旅辐辏，成为“奠梁蜀之东，为水陆之会”的都市。大宁监因为“一泉之利，足以奔走四方”，而成为“吴蜀之货，咸萃于此”的都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但商品生产发达地区的州城、县城由原来单纯的政治中心变为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而且这些地区乡村的场镇经济也特别发达。盛产茶叶的彭州的导江镇、蒙阳镇、蒲村场、木头场，雅州的名山场、百丈场，蜀州的味江场；出产井盐的涪州（今涪陵县）的白马津，黔州（今彭水县）的盐井镇，开州（今开县）的封盐场，都设置了商税务。这些场镇的商税收入甚至比某些州城还多。熙宁十年名山场的商税额为一万九千余贯，彭州蒙阳场为一万余贯，蒲村场为六千余贯，味江场为五千余贯，白马津为四千余贯，其商税收入超过了某些州城的商税收入。这些都反映出宋代四川经济发达的城市又往往分布在商品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三）水陆交通要道。这些地区即使农业生产和商品生产落后，但因交通发达，经济性城市仍然鳞次栉比，破土而出。地处四川北部交通孔道“土瘠民贫、城郭庳而居室陋”的利州，长江流域“地无桑麻，每岁畬田”，刀耕火种的戎州、泸州，被称为“峡路天下最穷处”的渝州（今重庆市）、万州（今万县市）、夔州等地都是因地处水陆交通要道而成为当地的经济中心。特别是利州路的利州、阆州、剑州（今剑阁县）、巴州（今巴中县）、蓬州（今蓬安县）、政州（今平武县）等六州，因地处川陕陆路和嘉陵水道，在这六州二十八县中，有二十六县的县城都设置了商税务，成为当时川峡四路中州辖县城设置商税务比例最高的地区。
从经济类型上看，经济性城市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工商业性城市。这类城市通常出现在农业生产和商品生产都发达的地区，它们既可以利用周围农村提供的原料发展手工业生产，又可以吸收周围乡村集市的商品和自身生产的商品来发展商业贸易。成都平原既是当时全国和四川农业及商品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又是历代全国的纺织基地，因而成都就发展为工商业十分繁荣的大都会。地处川中北交通要道和农业、商品生产都较为发达的梓州、果州则发展为纺织兼商业的城市。遂州则发展为糖霜（冰糖）、纺织和商业城市。（二）商业性城市。这类城市通常出现在水陆交通要道。农业和商品生产落后，货物中转和商业贸易发达的利州、渝州、泸州、戎州等城市就属于这种类型。（三）手工业性城市。如陵井监、大宁监、富顺监、淯井监等井盐产地，农业和其他商品生产落后，又非水陆交通要道，则发展为以生产井盐为主的手工业性城市。
从发展水平上看，宋代四川城市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至少有下面两个表现。（一）经济性城市与政治性城市同时并存。在全川四十六个州城中，还有一个即威州（今理县）尚未设置商税务。在全川一百六十三个县城中，还有七十八个包括威州、茂州（今茂汶县）、黎州（今汉源县）、雅州、陵井监、开州、大宁监所属的全部县城尚未设置商税务。这些城市仍然是单纯的政治性城市。 （二）经济性城市商税收入多寡悬殊。以州城而论，熙宁十年，成都府城、梓州州城的商税收入都在六万贯以上，而茂州州城只有一百四十七贯；以县城而论，成都府所属的七个县城的平均商税收入和夔州所属的巫山县的商税收入都在一万贯以上，而泸州所属的江安县县城只有五十贯，万州所属的武宁县 （今万县武陵场）只有十三贯。多寡相差几百倍，近千倍，实在惊人。
（四）
恩格斯曾经指出：“向城市集中是资本生产的基本条件。”宋代四川城市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地区性经济中心的出现，对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和物资交流都起了重要作用，并且在井盐业、茶业、纺织、印刷、造纸、制糖业中促进了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在正常情况下，城市经济的发展必将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条件。但是，宋代四川的城市经济并没有向资本主义生产转化。这是由于宋代四川的城市经济本身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并且受到封建制度的严重束缚。具体说来，有以下四点。
首先，宋代四川经济性城市，是在封建政治中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州县城市是各级封建政权的治所。有的城市的政治、军事意义还大于经济意义，城市里比较薄弱的商品经济又主要是为居住在城市里的官僚、地主、军队等大量的消费人口服务的，它不能把广大农村居民卷入商品货币关系的漩涡中来，乡村居民仍然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因而城市经济对封建势力有极大的依赖性，它的兴衰受封建政治势力的影响极大。
其次，在城市工商业中，相当部分是官营工商业。这些官营工商业中的劳动者是官府征发、招募的工匠、役夫和士兵，而非雇佣劳动者。官府经营这些工商业主要是直接满足统治集团消费性的需要和国家财政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积累资金扩大生产。例如官营成都府锦院和茶马司锦院生产的蜀锦等高级丝织物，主要是满足上供朝廷和向少数民族购买战马的需要；设置茶马司，垄断川秦茶马贸易，则是为了交换战马和增加财政收入；榷盐榷酒，垄断盐酒的产供销，则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或籴粮草，或买绢帛，则是为了保证军需。如此等等，都使官营工商业的发达，不会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创造条件。相反，它却阻碍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北宋初年，宋朝搜刮蜀中宝货转运京师，“言事者竞起功利，以惑人主。成都除常赋外，更置博买务，诸郡课织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日进上供又倍其常数，计司之利，皆析秋毫”，垄断了商业贸易，还引起了“贩茶失职”的王小波领导的宋初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元丰五年（1082），陆师闵主管川秦茶马司，在成都置博买都茶场，客旅无钱买茶，许以金银诸货折博，然后转之市易，牟取暴利。同时还收买绢、纱罗绫布、金银楮皮、钱纸香药、米豆百货，甚至派遣公人、牙人，拘拦民间货物入场贱买贵卖，或径往陕西高价出售，致商旅失业。
第三是官府“崇本抑末”的赋税政策，也阻碍了城市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北宋中期，宋朝在四川的赋税收入，酒课、盐课、茶课、商税和发行纸币等收入已经超过了农业税的收入。这种非农业的工商税的急剧增加，并非工商业特别发达的结果。宋朝为了在四川多征商税，到处设置税场，一种货物要多次完纳商税。“夔州与属邑云安、巫山，相去不远百里，亦有三税务”。还“有一务而分之至十数务者，谓之分额；一物而征至十数次者，谓之回税”。成都地区的麻布，要征收麻皮、麻种、麻枝、麻缉、麻纱等六种税。至于城市手工业者所受官府的掠夺，更为沉重。手工业者出卖产品除依例完纳商税外，如果是国家需要的物资，还要按官定的价格全部或部分贱卖给官府。非官府收买的物资，才允许在市场上自由出卖。成都私营手工业者所织的蜀锦等高级丝织物，必须待官府所需数足之后，始许“民间有织卖者勿禁”。贪官污吏更是“多集锦工就廨舍织造纤丽绮帛，每有所需，取给于市，余半岁方给其直，又令部曲私邀取之”。种种苛重的官府之征、官吏之索，使得私营工商业和城市经济很难得到顺利发展。
最后是官府出于财政需要而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更使城市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宋代四川是一个独立的货币区，并且在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四川纸币是随着城市商品经济发达，信用货币支付职能扩大，大额纸币能占据大宗交易领域，把小额铁钱铸币排挤到小额贸易领域之内而产生的。纸币的产生本会方便人民生活，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大观元年（1107）“较天圣一界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至引一缗当数十钱”。南宋时期，为了解决宋金战争和宋蒙战争的经费和财政困难，每年更是滥发纸币来解决财政危机。到嘉泰四年（1204），“两界书放凡五千三百余万缗，通三界所书放视天圣祖额至六十四倍”，引起纸币大幅度贬值，形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商贾不行，民皆嗟怨”。
总之，宋代四川的城市经济，在封建势力的掠夺摧残下，很难得到顺利发展。特别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宋蒙战争的破坏下，包括城市经济在内的整个四川社会经济一落千丈。元代四川的经济只能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恢复了。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