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庆说：“我洽公时，常有机会接受外国人的招待，我相信外国人接待客人是为使客人感到舒适满意，这一道理应该也是懂得的。在招待当中，我方也好，对方也好，彼此常借此机会洽淡公事，虽然偶尔有某种情形双方坚持己见无法解决而约期另行谈判，但在接待当中的融和气氛下，解决了正事的也不胜枚举。”
王永庆认为平时请客次数不少，谈戏剧，谈打球，彼此礼貌一番，难得谈一次正经事。长久以来，多数是吃吃喝喝，散会结束后必定彼此表面礼貌兼客套，说：“我们谈得来。”这种情形普遍得几乎已成了一个固定模式。当然能否谈得来是非常重要的事，彼此谈得来的含义可以是表示知己，如果说是知己，就绝不只是谈天说地或谈打球之类的，这似乎与知己的程度相差太远。
交谈有主题，提出请教或将个人意见观点贡献出来，彼此知识交流、观念沟通或对平常所思考而有难解之处，大家共同检讨，集思广益，这种“谈得来”才是健康的，才是有建设性的。
也许有人会说工商界各有其秘密存在，难得说实话，王永庆认为这种话“完全是逃避和虚伪的言论”。经营管理所涉及的是多元化的事务，要思考改善的问题多如牛毛。只要有点管理心得，彼此提出一部分就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当然要深入探讨问题，一定要彼此都有心得。一般认为无法谈的问题根源，可能是自我明知对事不太深入，所以常常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借口。
有一种很时髦的说法，就是经营高阶层人员只要指示原则，其余的可由各层人员去执行就够了。这种说法本来是正确的，但王永庆认为问题在于各层负责人员所做的事情是否适当，工作品质如何，如果高阶层人员对事一知半解，无从审查或指示改善，其水准可想而知，更谈不上承担经营者应有的职责了。
王永庆认为，类似的情况在台湾非常普遍。他指出，“既然如此，在和外国人谈判，以至于双方为遵循其承诺而定合约时，大多数是依赖对方提出腹案及其所拟定的合约书，我们拿来审核，这样做法无论如何是不能够深入的，必须是双方各有其立场观点，拟具方案提出检讨，才不致事事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才能争得公平的对待关系。否则，只能言之无物，到时候为勉强维护信誉，只好接受对方的条件了。”
王永庆这种率直个性所展现出的人格魅力，为他赢得了不少朋友。
王永庆说，在企业经营管理的道路上，虚伪处世是要不得的。虚伪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柑橘，虚伪就是吓人的纸老虎，是“打肿脸充胖子”。最终还是自欺欺人，不但误了自己，也误了别人。
为斗气水泥争霸
王永庆直言快语的作风很容易伤害别人的自尊心，实在不值得效仿。但奇怪的是，真正因为这些事记恨他的人却极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的性格中也有柔和的一面，在绝大多数时候，他非常尊重别人，也懂得照顾别人的心情。他跟巨商辜振甫的恩恩怨怨就很能说明他刚柔相济的性格特点。
辜振甫出生于1917年1月13日，只比王永庆大5天。辜家是台湾彰化鹿港的名门望族，辜振甫的父亲辜显荣是日据时代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辜振甫年轻时曾留学日本，攻读工商管理，回台后继承了家族的事业。1954年，“台湾政府”将原来公营的台泥、台纸、农林、工矿四大公司开放民营。在台泥转营之前，“政府”以其股票折合地价发给被收回土地的地主们。辜振甫将从父亲手上继承的大批土地捐出，换回了台泥公司的股票。几年后，辜振甫接任台泥总经理一职，后又担任台泥公司的董事长。辜振甫以其老练的手段执掌台泥30多年，奠定了这家公司在水泥业的“霸主”地位，他本人在台湾企业也具有很高的威望。
王永庆和辜振甫同是台湾工商界的顶尖人物，人生经历却截然不同。论出身，王永庆是贫寒的茶农子弟，辜振甫乃名门之后；辜振甫受过高等教育，素有“才子”之称，王永庆只念过几年小学；王永庆性情刚烈，为人率直，说起话来一是一，一是二，不留情面：辜振甫文质彬彬，其修养和风度在台湾工商界首屈一指。两人就像火与水，虽然处在不同的行业，但都是锋头人物，难免存在明争暗斗。
在台湾，水泥业以辜振甫为龙头，塑胶业以王永庆为霸主，两人各据一方，各领风骚。但每年台湾的纳税排行榜，王永庆都排在辜振甫的前面。纳税额可以作为衡量一个企业成就的指标，若以此而论，王永庆无疑占了上风。也许是这个缘故，王永庆对辜振甫颇有微词，在一个半公开场合，王永庆还把辜振甫主持的“台泥”称为“小公司”。此事传到台泥，涵养颇深的辜振甫也不禁面露不快之色。
1984年，台湾“经济部”组成“产业咨询委员会”，由辜振甫担任主任委员，5个小组召集人的头衔王永庆一个也没捞上，仅担任一个委员角色。所以说，辜振甫在政治方面是很有优势的。
为了平衡两人的关系，台湾“行政院长”俞国华任命王永庆为“经济革新委员会”产业组召集人，任命辜振甫为贸易组召集人。没想到此举反而令王、辜二人的矛盾公开化。每逢“经革会”开会讨论，两人都针锋相对，后来王永庆干脆在辜振甫发言时，借故上厕所表示抗议。而在产业组开会时，王永庆居然公然向记者表示：“经革会”的涵盖范围较广，“产咨会”应该并入“经革会”，云云，令“产咨会”主任辜振甫十分不快。
不知是为了开拓新事业，还是为了意气之争，1983年7月，王永庆突然宣布，计划在花莲设立崇德工业区，兴建一座岛内最大的现代化水泥厂，年产水泥600万吨。
王永庆这项计划等于向辜振甫下了一道战书。一旦这座现代化的水泥厂真的建成，辜振甫的“霸主”位置大概就坐不稳了。对此，辜振甫不敢掉以轻心。试想，台泥公司不仅是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岂能容忍王永庆涉足此行，分一杯羹？
辜振甫知道，以王永庆的经营才华，一旦尽情发挥，别人将很难阻挡他的势头。因此，辜振甫必须阻止王永庆进入水泥行业。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为防患于未然，辜振甫曾召集台湾14家大水泥厂的老板共商对策，决定利用当地群众的环保热情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势力，向“政府”及有关方面施压，令王永庆投资水泥厂的计划胎死腹中。
结果，王永庆的花莲水泥厂计划出炉后，当即遭到当地环保组织的坚决反对，并引发了一场持续了一年多的争论。
最后，还是“行政院长”俞国华出面干预，宣布：“花莲县的自然景观不但是地方的，而且也是‘国家’的宝贵资源，应该加以珍惜和保护，因此崇德工业区的大水泥厂不得设立。”对此，王永庆没有提出异议，有关此事的争论也偃旗息鼓。后来，王永庆谈到此事时说：“守法很重要，政府的命令一定要遵守，大水泥厂如果政府不准设立，我绝无异议。”
至此，轰轰烈烈的“水泥争霸战”似乎以王永庆的失败而告终，有些人认为，也许王永庆并非真的想涉足水泥业，不过是吓唬吓唬他的老对手而已。他一句话就让对手们坐立不安，吓唬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高压之下不低头
王永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拼搏，虽然建立起了完备的石化工业中下游原料生产体系，号称世界塑胶王，但是，他并没有抓住自己事业的命脉。
乙烯是石化工业的上游重要原料，也是王永庆经营塑胶业的命脉所系。没有乙烯的充足供应，台塑公司就会顿时瘫痪，南亚公司及其下游众多二次、三次塑胶加工业也会因此遭殃。
早期，台湾生产乙烯的轻油裂解厂由台湾“中国石油公司”（简称“中油公司”）垄断，生产规模小，不能满足岛内台塑公司及其他相关企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为此，王永庆希望建立一座轻油裂解厂生产乙烯，改变台塑公司原有的“电石”方法，以解决企业原料不足的问题。就是这一有利经济发展的远大抱负，却得不到台湾当局的回应，即便一次次的申请被退回，王永庆也为此苦苦追求了20年，可谓“痴心不改”！
1968年，台湾“中油公司”设立台湾第一座轻油裂解厂（简称“一轻”），日产乙烯150吨，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小的轻油裂解厂之一。其产品除供台聚公司制造日产100吨的低密度聚乙烯（LDPE）外，另外由官方硬性分派投资设立台湾氯乙烯公司，生产氯乙烯（VCM），以消化“中油公司”所余每日50吨的乙烯。台氯公司是一家股份制企业，王永庆也有股份。
台塑公司是当时一家规模较大的塑胶原料生产公司，但仍采用不经济、落后的电石法生产乙烯，虽无法得到公营“中油公司”的乙烯来源，却能克服困难，将成本控制在产品售价以下，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相反，台氯公司虽有方便的乙烯来源，却经营不善，不能有效降低成本，这种情况不利于塑胶原料聚氯乙烯（PVC，俗称塑胶粉）与石化工业的发展。王永庆经过评估之后，于1972年3月17日向“经济部工业局”提出承包台氯公司构想。王永庆是第一个在台湾提出企业承包经营模式的人，但却因为“工业局”不愿让民间企业承包而遭到拒绝。
台氯公司仍在权力操作下将其产品氯乙烯按各公司投资比例分配使用，且一律依照生产成本计价，较市价行情高出一至二成，年年如此，对台塑公司等造成重大损失。
氯乙烯是制造聚氯乙烯PVC的重要原料。台塑公司生产的氯乙烯产量有限，台氯公司生产的氯乙烯成本又偏高，台湾不得不从外国进口氯乙烯。随着进口量的不断增加，进口地区也从原来的日本扩展到美国与欧洲。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市场瞬息万变，供需无常，价格波动剧烈，一旦氯乙烯供不应求，后果不堪设想，台湾塑胶二次、三次加工业将受到致命打击。
为了能够掌握主动，稳定原料来源，王永庆吸取上次承包台氯公司失败的经验教训，申请自行建立轻油裂解厂，以防后患。
1973年1月10日，台塑公司与美国斯坦福研究所（STA.FORD RESEARCH I.STITUTE）签订协议，由美方提供轻油裂解等一系列产品的生产可行性研究报告，至此，台塑公司正式向台“经济部”提出建设轻油裂解厂的申请。但官营的“中油公司”表示自己会再建立年产量23万吨乙烯的第三座轻油裂解厂（简称“三轻”），此举导致台塑公司的计划案被撤销。王永庆别无选择，只好从命，放弃参与上游原料生产的计划。
1979年，王永庆三度提出扩建轻油裂解厂建议，请求“中油公司”考虑实际需要，增投较大规模轻油裂解厂，同时多次上书“政府机关”与“中油公司”，仍无法求得认同。
最后，在企业界的强烈要求下，王永庆再次提出议案：若“中油公司”同意扩建轻油裂解厂，如果将来生产的基本原料超过市场（石化业中游厂商）需求，台塑公司愿将多余部分全部采购。这是何等的气魄！
1980年，王永庆又一次提出台塑公司兴建一座轻油裂解厂的计划，这时，“中油公司”又自己建立了两座轻油裂解厂，王永庆申请的工厂只能称为“五轻”了。然而一切依旧，他依然得不到主管机关的积极回应。
王永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决定直接拜会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孙运璇。
孙运璇，山东蓬莱人，1913年出生，毕业于哈尔滨大学电机系。身材魁梧，性格厚重，作风稳健。1945年11月，他来到台湾接手台湾电力工作，并为台湾电力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亲自参与成立台湾电力公司并逐渐升至总经理，后历任“交通部长”、“经济部长”与“行政院院长”，是台湾经济起飞的重要人物之一。正当他官运亨通之时，一场脑溢血使他退出政坛。
王永庆情深意切地向孙运璇说道：“台湾石化业上、中、下游一贯体系已经建立良好基础，有所成就，未来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也是指日可待，为了所需原料必须图谋自给自足，台塑希望有机会为政府分担兴建轻油裂解厂。”
孙运璇听了王永庆的陈述，觉得颇有道理，表示愿意考虑。不料几天之后，他一改初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媒体表示“政府”不鼓励扩充设置，应加强与产油国合作生产产品，这就等于是间接地否决了王永庆的要求。
孙运璇为何从当初试图允许王永庆兴建轻油裂解厂到后来极力反对？其中有着极为复杂的政治背景。表面上的理由是“政策限制”，即石化上游只能由“中油公司”独家做，民间一概不准。事实上，出现这样的结果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担心王永庆经营有道，生产的汽油成本会比“中油公司”低而泄了“中油公司”独占庞大利益的底；二是为防止王永庆坐大，形成超级大资本家而垄断经济。据知，当时蒋经国亲自出面过问此事，并言说王永庆是台湾首屈一指的大资本家，影响巨大，对其向上游石化工业发展应有所限制，否则让其坐大，将对其难以控制。
当时，王永庆想买私人座机，购奔驰豪华汽车，甚至想花5000万元做“文化大王”，支持《联合报》王惕吾大规模发展新闻事业等，都被蒋经国暗中派人劝阻或直接封杀。
在这种情况下，孙运璇自然会改口进行反对，限制王永庆向石化上游扩张。
可见，孙运璇不过是蒋经国的“传话筒”。王永庆既然认定了石化工业这条不归路，他就得走下去，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今天不能做，明天做；现在不能做，将来做。一位学者讲：“台塑高层想念他们的王老板，不管是台湾两岸或太平洋两岸，反正搞不到世界石化王国的最上层，他死不瞑目，他事业上的‘真正祖国’就是他的石化王国，终其一生也要念兹在兹，绝对搞到最后一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