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同善来浙后观感不错，回京后极力撺掇一帮都老爷，向他们讲借重洋人的必要。薛、王、何三人的奏折随后也递了上去，此时恭亲王一班人马已经稳稳把持朝政。
朝廷眼看着太平军节节进逼苏淞杭，终于感到危机临头，不行非常措施已经不足以破心腹之患，加之几位要员均上折备述大、小、轻、重利害关系，说废全身不若断一肢，至此存亡之际，若再不决断，重小节而轻大节，必后害无穷，遗恨终生。朝廷终于下了决心，准薛、何、王之请，命上海道薛焕就近招募合用之才，务求稳住苏淞杭。
其时，苏州已经不保。何桂清身为江苏巡抚，眼看太平军大兵压境，慌了手脚，把平日所念忠义之道一股脑抛到了脑后，逃出了苏州。
苏州陷落，舆论大哗。不过何桂清临行前仍煞有介事，召集地方士绅，说奉了朝廷之命，移地上海，协同办理借师助剿事宜。
冠冕理由，却不能自圆其说。保疆守土，乃朝臣之重任。若在平安年代，巡抚出游，方有可原；然而在兵临城下，疆土不保的节骨眼儿上，匆匆离开，这种行径，如果还要辩解，无异于掩耳盗铃。
王有龄闻听何桂清有此不耻行径，不免也暗自为他感到羞耻。不过念起同窗旧谊，世代恩友，以及自己升迁途上，何桂清对自己的帮助，也就只好屈委大义，先报恩情了。
他起了奏折，一面重申借师助剿，保境安民之必要，一面为何桂清委婉庇护，说值此多事之秋，多一位人才，就多一分希望。士不到不得已不屈就，将不到不得已不轻生。屡败，屡战，终不掩对圣上的一片忠心。
薛焕对何桂清的匆忙撤离稍感意外，不过他还是妥善安置这位愚公，一方面为他在僻静处寻了宅子住下，避免官场之人与何桂清打照面，不让何桂清感到尴尬；另一方面一切与洋人接触的活动，都尽量安排了何桂清参加。
这也是做出样子，一方面哄不明事理的洋人，让他们见见朝廷大员，显示朝廷对借师之决心；另一方面也算给何桂清找了份差事，让他逃出苏州时那句哄人的话不至于落空。同时也好让朝廷知道，何桂清的确是为勤侍王政而动的。
不过花架子再怎么做，何桂清心里也恐慌得很。他深知自己的花招只能骗得了一时，却骗不了朝廷重臣。他一面在上海这么拖着不见官府，一面暗中运动京中同僚旧属，上下运动，巴望着老天开眼，能把他这件事由大化小，由小化无。
人们倒确实暂时忘了何桂清。因为战事吃紧，薛焕租募的洋枪队终于派上了用场。太平军连连出击上海近郊县城，多亏了戈登率领的洋枪队，才使得太平军不至于马上威胁到上海。
祸起曾国藩
湖南方面的曾国藩却早就对何桂清、薛焕和王有龄有了意见。矛盾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军饷。
胡雪岩吃进宝钞，控制整个苏淞杭地区的军事采备时，这一地区的军饷来源已经出了问题。
有清以来，苏淞杭地区一直实行轻徭薄赋。康熙朝颁旨，声明“永不加赋”。
和平时代，这一做法没有问题。因为苏淞杭地沃物丰，人丁兴旺，农工商发达，虽照原有基数征税，仍绰绰有余地保证了清廷用库。
但是战事一开，这一办法就行不通了。大片面积被太平军收去，原来土地上大量人口卷资逃亡上海。这样一来，原有的人口不在原地了，整个人口管理就出现了混乱，新流动的人口又无法按原来的标准征税。
本来战事需要更多的税源，可是原有的税源却已经被大部分破坏。
苏沪松一带，自从战事发生后，已经接连四五年没有入员了。朝廷考虑到战事吃紧，管理混乱，也就只是下文严征，却并没做太多实际的动作。只要苏浙协银能保证南北大营的军事供应，朝廷已经感到满足了。
可是战火东延，太平军加强攻势，南北大营土崩瓦解。这时候胡雪岩已牢牢把握了这一带的财货运度，何、薛、王为了讨好圣上，便把原来供给南北大营的协银，源源不断地押往京城。
后来为了保境安民，办起了团练，度支一下子又紧张起来。那时何桂清还在苏州，一见胡雪岩，便愁眉苦脸道：“雪岩兄，这笔银子可到哪里去筹？”
胡雪岩感到不解：“咦，不是说好地方自筹，办团练保境安民吗？”
何桂清道：“要是只是为了保境安民，倒也罢了，现在的势头，非得学一学湖南的曾相，练出一支可以抵挡住‘长毛’的人马来。”
曾相是指曾国藩。因为他做过协办大学士，相当于入阁拜相，所以称曾相。太平军起事之时，曾国藩正因母亲去逝，丁忧在籍。旧时代以儒家之孝道纲常为本，家中父母去世，做儿女的须守孝三年，就是做官也不能免。
不过大敌当前，朝廷急于用人，也就管不了那么多。守丧日期未满，朝廷就命曾国藩就近招募人马，训练之后，投入战场。
清朝的军队，除八旗兵外，汉人招兵，均是没有定则，谁报录谁的，所以良莠不齐，素质甚差。
曾国藩练兵却极有思路，他以县为单位，专招诚实农民，施行严格训练，投入战场后，又实行重赏制度。因为其编营皆以乡土地域为单位，所以人心极齐；兼之重赏重罚，所以军纪严明。训练出来的人马，称作湘军，作战极为勇猛。
要练出曾相的人马，就得有曾相的手段。能否募到优良的人马，这是下边的事。现在何桂清担心的是，能否募到足够的银两。
原有协银，因为已成惯例，上边也有了定数。何桂清不想在这上面打太多主意，以免几年巴结的功劳付诸东流。这样就只好另外想办法了。
“临时借用，我倒可以先垫支一部分。”胡雪岩对何桂清这样说道。
“不是这个意思，我希望你帮忙出出主意，找个固定的财路出来。”何桂清道。
“那就得开源，”胡雪岩道，“开源之途，无非加征，或者向上要。”
“向上边要，恐怕未必合适。”何桂清道。
“加征税赋呢？”胡雪岩问道。
“这恐怕与定规不合。”
“咳，什么定规？定规不都是人制定出来的？何大人，你听说过曾相的一句话吗？”
何桂清道：“什么话？”
“曾相有一句话，叫‘无非常之手段，无以行非常之事’。”
这个何桂清倒早听说过。这话本来是从一句古语“以非常之志，行非常之事”套过来的。在曾国藩那里，经此一变，却有了新内容。
那曾国藩的新内容，全表现在这“手段”二字上。曾国藩是以读“四书”、“五经”起家的，自他在家乡湖南亲眼目睹了太平军对整个社会伦常的破坏后，心思突然起了大变化。
他痛斥太平军以西洋邪教冲击中国长幼尊卑之秩序。所以他对太平军的镇压，从来毫不手软。曾经有一秀才，因为阅读和藏匿了太平军的告示和“拜上帝会”的宣传小册，为曾国藩所查知，便不容辩解，将该秀才一刀两段。地方乡民，凡窝藏‘长毛’的，一经曾国藩抓获，必杀无赦。一时间乡人见了曾国藩，无不胆战心惊；那地方心慈手软之乡绅，也对曾国藩的做法感到震惊。
不仅如此，曾国藩自夺了九江之后，因为饷源不继，便派人在大小关卡，层层征税。他这么做，并没向江西巡抚打招呼，更没想到通知地方官一下。
有了这两条“非常手段”，曾国藩惹恼了不少人。于是弹劾之文纷纷飞京。其中就有何桂清一位在京同年的弹劾。
咸丰帝倒还明理。他知道在这非常时期，若以一言定进退，必不能得非常之才，也无以迅速靖天下。所以他把劾文一一压下，充耳不闻，一任曾国藩放手去做。
何桂清在京城之时，早已经听自己老同年谈起过这事，所以胡雪岩一讲，他马上明白了胡雪岩的意思。
“你是说加税？”何桂清摇摇头：“恐怕不甚妥帖。”
胡雪岩隐约听王有龄说过，何桂清的同年参劾曾国藩，何桂清当时也是同意的。这么说来，何桂清的白面书生气倒亦属太足。
“何大人，如今圣上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何桂清不解道：“圣上宿夜忧虑的，就是‘长毛’何日得除，天下何日太平。”
胡雪岩笑道：“这就是了，你若帮圣上完成了这一大业，圣上还会在乎你的小节？”
何桂清左右思量，此理也对。于是他沉默了半晌，才慢悠悠地问道：“那要加征，应该怎么个做法呢？”
“增设厘局。辖内水路要口，增派税员，把可能漏掉的税额收上来。我还有一个主意，就是在与‘长毛’交接地带，层层设局。凡与‘长毛’做生意的商人，都课以辖内各境六倍之税。”
何桂清却道：“那与‘长毛’通商的，却该没收才是，怎么可以征税放人？”
胡雪岩心中暗笑何桂清不明就里，便道：“何大人，与其杀鸡取卵，不若养鸡接蛋。”
那何桂清却沉默不语了，胡雪岩见说他不通，也就起身告辞了。
过了两日，胡雪岩办完事情，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回杭州，却有人匆匆忙忙上门投帖，说何桂清何老爷有请。
何桂清盘桓了这几天，扳着指头算了算，觉得如果按照胡雪岩的办法去做，新开的税额十分可观，不仅可以保证筹办乡勇，还可结余，用做向上提解的饷银。这等于政声有利的事情，何桂清着实放舍不下。
不过要做就得联络了薛焕、王有龄一块儿做。何桂清请胡雪岩来，就是委托他绕道上海见一见薛焕，商定这一大事。
其实那薛焕倒不必劝，一听胡雪岩出此上好主意，一口应承照样施行。不过何桂清要他和王有龄一起，三人先联名出奏，待皇上批准了再照办。
薛焕笑着对胡雪岩道：“我看何大人这倒是过虑了。我们先征了上来，圣上不会不准奏的。”
果然，税卡增设增加了一大笔收入。朝廷见有实效，也就准如所请。不过再三叮嘱，要征有所用。
三位老爷的想法倒也没有大的分歧，除留作团练装备和饷银费用外，多余之数，均如实押解。
这时却出了岔子。那曾国藩在西边战事正紧，饷银需费大增。现在听说何、薛、王有了辟财新法，就上请直接押解湖南，以充军需。
朝廷对曾国藩早已十分倚重，但朝廷惯例，对汉人大臣从来不委以要职。现在战事吃紧，没有办法，才依了曾国藩，由他扩展。其实朝内早有非议，担心曾国藩尾大不掉，难以驾驭。有此担心，在饷银分配上，朝廷总是有所保留。
现在曾国藩要求饷银直接押解，那朝内有看法的大臣是断然不肯的。朝廷再三考虑，眼看着太平军势头正炽，恐怕因小失大，就准如所请。
这薛、何、王三人和朝内大臣本就是沆瀣一气的。现在自己辟的财源，白白用做湘军扩充的费用，这样岂不是帮助湘军从西边把太平军往东追赶？这无异于引狼入室。所以他们心照不宣，迟迟不肯押解。
后来曾国藩上了折奏一本，说这几人不听圣命，延误军机。朝廷下旨严辞指责薛、何、王。这时他们才慌了手脚，公事公办。
曾国藩对这三人从此有了看法。借师助剿一事，朝廷考虑到此事关系重大，曾下旨征询过各位重臣的意见。曾国藩上书说，虽我帝国断无惧怕夷人之理，却万不可有引狼入室之举。
在曾国藩看来，薛、何、王三人的做法，就好比不谙事的孩子，只知野果味甘，一味贪吃，却不管可能腹泻以致中毒。
待到何桂清弃城逃走，朝野上下一片非议。以曾国藩之做人原则，断不容这等事体发生。他上书朝廷，称“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就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守土有贵，自古乃为臣之必然”。
因为这句话，何桂清不久便被朝廷下旨拿办，押往京城，在秋后斩于菜市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