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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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陈寅恪:读常见书,写非常文

陈寅恪是史学大家。他通过阅读和编制书目掌握图书庋藏信息。正如王起教授所说,陈寅恪所以能有巨大建树,原因之一,就是善于掌握丰富的图书资料。

“读书须先识字”

陈寅恪家学渊源。19世纪末的中国,在省市地方还没有公共图书馆。陈寅恪是在家乡江西义宁(修水)旧宅的私家藏书楼获得知识的。他在童年、少年以及从日本归国后的十几年里,终日埋头于藏书楼上,苦读浩若烟海的传统国学和佛经,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他的表弟、同学俞大维说,“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工。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必求正解。”后来,他人请教陈寅恪治学经验时,陈只说了六个字:“读书须先识字。”

家庭藏书楼,通常就是当时的中国前辈学者最早接触的图书馆。陈寅恪童年和少年时代,就走完了后来读书人从事国学的全过程。

大概因为读书甚多,且是世代书香的义宁陈氏后人和陈三立之子,在陈寅恪首次留学日本归来后几年,即1917年,仅廿七岁,就被当时的京师图书馆聘为图书馆主任,只是因为他已计划赴欧洲留学而作罢。

在德国读原版《资本论》

陈寅恪是从家庭藏书楼走进世界文化圈的。

早在1909年,陈寅恪靠公费资助,考入德国柏林大学,后又到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读书。1914年回国。1919年转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希腊文、巴利文字。1921年离美再赴德国,在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和其它东方古文字学。

他虽周游列国,在很多世界著名的大学读书,但行色匆匆,从未在一个学校修完全部课程毕业,往往是读了一年半载,通过导师指导和图书馆自修,就获得了既定的目标,另找新校了。因而他没有一张大学毕业文凭,更谈不上是硕士、博士了。

欧美图书馆都很注重文化积累,有丰富的藏书,读者查询很方便,可以随心找到要读的图书。辛亥革命爆发时,陈寅恪正在苏黎世大学,他在外国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后,就立刻赶到图书馆借阅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说:“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欧美、日本都走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据说陈寅恪是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第一个中国人。

陈寅恪在柏林大学研究院时,因国内政局动荡,官费支拙,经费来源中止,为坚持学习,他每天早晨购买少量廉价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不能正式进餐。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他在图书馆继续研读西欧各种语言文字,以及各国社会、政治和历史书籍。

陈寅恪对语言文字很有兴趣,在海外图书馆也常找这类书读。当时德国出版了不少语法书,有次他认真地阅读卡鲁斯《古英语文法》,同学毛子水问他:为什么费功夫读这样一部老书?他却回答说:正因为它老,所以才要读。在他看来,无论哪门学问,都有几本传世的老书,它出自大家手笔,虽然过了好多年,仍有发人深思之处。

陈寅恪在欧洲留学期间,为了多读书,读好书,逐渐养成了编制书目的习惯,根据书目按图索骥,有计划、有系统地读书。近年发现他在20年代初期留学德国时所作的64册笔记,从中可以窥到当年他在图书馆读书的部分记录,也可认识他于书目的重视。

做学问,书目是入门之路。从书目编制也往往可推理出作者对图书的熟悉程度和应用的熟练。因此季羡林教授在整理这些笔记后,颇有感触地谈陈寅恪:“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学钻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门学科的文献目录,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这些目录是十分齐备的。”

这也是陈寅恪走进世界文化的轨迹和记录。

学者写作只能口述参考书目

如果说童年陈寅恪于经学背诵如流,那末察之他于中国旧史也毫不逊色。读书破万卷,对于史书,有人说陈寅恪读了多遍二十四史。与一般读史有别处,他尤其注重各史中的志书。他也推崇《资治通鉴》,它是备课的始点,以此与其它史书对照、比较、鉴别真伪和价值大小。

抗战伊始,由于文献、资料寻找困难,为避免走入低谷,陈寅恪斡旋于人们常见的史书中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别具慧解,且破译千百年来积淀的密码。

这时,陈寅恪主要研究隋唐制度和文化。他在香港闲居,校读《新唐书》,这已是第二遍了。据记载,1943年春,他还赴桂林广西大学图书馆查阅日本《东方学报》等书刊有关研究唐朝租庸调论述,写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此后,他又把精力放在明清士大夫研究方法。在广东中山大学教学生涯的20年中,陈寅恪着意于明末社会文化和柳如是的研究。

早在30年代,陈寅恪就开始酝酿这个课题。在上海他多次赴合众图书馆查阅钱谦益诗文集和钱曾所作《牧斋诗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写作只能口述参考书目,提示助手和他人帮助查书。据中山大学周连宽称:“我曾协助他做资料收集工作,前后达十年之久,他每天把所想到的问题若干条记录下来,交给我去图书馆查找有关的资料。”陈寅恪为这部《柳如是别传》,旁征博引各种典籍,多达六百余种。其中诗文集(包括戏曲)约240种,史书、年谱约170种,方志约50种,如果包括看过而未引用的书刊,当有千种。这都是他凭记忆制作口述目录的轨迹。

他终于以坚强的毅力和非凡的思维方式,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这部有80万字的巨著。

陈寅恪学贯中西,治学一生,得益于图书馆甚多。文化大革命中,他屡遭迫害,终因心力衰竭而去世。后来,他的家属将其在广州的图书全部捐赠给中山大学图书馆,10年后,图书馆特辟陈定陈寅恪纪念室,以激励后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盛巽昌)

链结陈寅恪认为,作对优劣,可窥出一个人读书多少,语汇贫富及思维力度高低。因此某年招生,在国文试卷上加有一道对联试题,上联仅三字“孙行者”,结果只有一名考生答“胡适之”中选,其实它的原答案乃一古人:祖冲之。

余思请谈谈你对“读常见书,写非常文”这句治学名言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