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是近现代中国的人文荟萃之地，涌现了很多书香世家，东台戈氏就是其中杰出的一门。
徐家汇藏书楼是他去得最勤的地方
戈公振名绍龙，字春霆，生于1890年，东台戈氏的后人。他是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所著有《新闻学撮要》、《新闻学》、《中国报学史》等书，代表作是《中国报学史》。此书拓宽了新闻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为后来者继续深入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中国报学史》自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久销不衰，多次重印，并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以后日本人编写的《中华新闻史》、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白瑞华所著《中国报业》，以及林语堂用英文所写《中国报业及舆论史》等书，都是据《中国报学史》为蓝本写成的。
《中国报学史》最受人推崇的特点之一是材料的丰富详实，这些材料的得来无一不凝聚着戈公振多年的精力和心血。1912年他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从那时起，就像蜜蜂采蜜一样，一点一滴，辛勤积累，十余年来，孜孜不倦，广泛搜集各种新闻史料，在他书房兼卧室里的4张高大的书架上，全都堆满了有关的新闻书籍和各种稀有报刊与剪报。这种如痴如醉的治学精神，使同事和朋友们都大为惊叹。某日，邹韬奋参观他的居所，看见房内满箱满架堆满中外新闻书籍和各种报刊，墙壁上也贴满各国的日报、周报，不由连声赞叹他“报迷程度之深”。
1925年春，戈公振应邀为上海国民大学报学系的学生讲授《中国报学史》，这使他趁机将多年积累的资料作一番认真的梳理，并开始着手撰写《中国报学史》。为了证实史料的可靠性，他多次写信虚心向别人求教。为了觅得第一手文献资料，还在《时报》上刊登“访求旧报”的广告，并不辞辛劳，频频出入沪上各家图书馆，其中，徐家汇藏书楼是去得最勤的地方。这所属于天主教耶稣会修道院的藏书楼创办于1847年，是上海最早的一家图书馆，拥有丰富的中外文书刊。这家教会图书馆平时很少对中国人开放，尤其是教外人士。当时主持藏书楼日常事务的是徐宗泽修士。徐是徐光启的后裔，本人也是一位学者，著有《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等书。他和戈公振以学会友，一见如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戈公振也因此得以自由出入藏书楼，像鸟人深山一般，畅游书林，充分利用藏书楼丰富的馆藏，尤其是上海开埠以来外国人所办的早期报刊。这使戈公振得益匪浅，也丰富了《中国报学史》一书的内容，日后还曾多次对侄儿戈宝权提起过徐宗泽和藏书楼对他著书提供的帮助。
“花了最少的钱，走了最多的路”
1927年1月，戈公振将《中国报学史》的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后，利用为《时报》工作15年后获得的休假，自费出国考察报业。这次考察历时整整两年，足及英、法、德、意、美、瑞士、比利时和日本等8国，别人曾形容为一次“花了最少的钱，走了最多的路，看了最多的东西”的环球之行。考察期间，戈公振仍念念不忘报学史写作。他在大英博物馆的东方图书室发现了清嘉庆年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道光年间出版的《东西考每月统计传》，同治年间出版的《旧金山唐人新闻纸》等原件。这些都是戈公振在撰写《中国报学史》时只知其名而未见其书的珍稀文献，这些发现，弥补了以前的遗憾。他据此写成《英京读书记》一文，作为对《中国报学史》的补充。
戈公振在海外考察期间，发觉国外大报大都设有自己的图书馆和剪报室，有专人负责，平时勤加积累，一旦有要事、急事发生，马上就能提供相应的背景材料，十分迅捷方便。他对此大加赞叹，并对各报图书馆、剪报室的特点、设备及其工作方法作了详细了解，还写有《报馆剪报室之研究》的论文探讨。他在文章中指出：“世事极繁，千变万化，忽有一事之发生，一人之出处，足以引起社会之兴味者，欲借记忆之力，则事多辄致遗忘；若欲翻检旧籍，则正如大海捞针，何从觅得？而新闻记者又安有如许功夫！有此剪报，早于平日预为储蓄，则纲举目张，一检即得。其利之可言者，约有四端：一、可以省时间。二、可以得要领。三、可为新闻保存之便利。四、可为事物本原之考查。”他还在文中介绍了世界各国新闻界的剪报情况，然后详细解剖了美国《世界报》剪报室的工作方法和剪报分类。他认为，剪报之法，简而易行，因而对其在我国的推行寄予厚望：“吾国报馆，有起而行之者乎？”
1929年1月，戈公振自欧美考察后回国，应史量才之聘出任《申报》总经理助理，负责调查研究、机构调整和报纸内容改进等事宜，使他有机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5月，他创办成立了“申报图书资料参考部”，收集各类图书和报刊资料，开始剪报工作。他不惮烦琐，每天埋头于各类文献资料的剪贴、分类、统计和编目工作，忙得不亦乐乎。有人认为，干这种工作劳而无功。戈公振却认为：“有功无功在人，肯劳不肯劳在我，只要我肯劳，就不管有功无功了。”由于戈公振的努力，申报剪报室有一整套资料积累和管理的科学制度，成为当时报馆中惟一科学完备的资料室。
颇有特色的藏书
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逝世于上海，逝世以后，当时有报纸建议：“戈氏三年中在外所搜寻之新闻事业书籍，闻有一千余种之多，将来或拟赠图书馆。愚意此图书馆当与寻常有别，地址宜在戈氏服务最久之上海。宜勿附属于任何图书馆，而特创一全国新闻事业专设之图书馆，以纪念戈氏。”这个建议为多人的赞同，但因时局转紧，很快又爆发了抗战，此事被耽搁了下来。
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军队进入租界，戈氏亲属考虑到这些书存放在家不安全，就把它装成几个藤箱和麻袋，藏于戈公振的儿子戈宝树就读过的徐汇公学（现上海徐汇中学）仓库里。
1955年，三联书店重新出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宝权在《前言》中谈到戈公振和徐家汇藏书楼的关系，戈公振的藏书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上海徐汇中学分别写信给戈宝权，征求他的意见。戈宝权接信后和姑母戈绍怡作了郑重研究，认为这些藏书对新闻史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不宜由戈家收藏。考虑到戈公振在写作《中国报学史》时和徐家汇藏书楼结成的密切关系，决定将这批书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接受捐赠后对戈公振的藏书进行了整理，并编制了《戈公振先生藏书目录》。根据这份目录，可以确切地知道，这批资料共有1533册之多，其中有不少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如清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申报》创刊号，1881年出版的《新报》，1882年出版的《沪报》、《时报》和宝记照相馆签订的合同等；还有戈公振两次赴国外考察保留下来的众多票证、门券，留存至今，有不少已成为罕有的历史见证；还有不少戈公振的手稿及与文化界名人的来往信件，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上海图书馆为戈公振的藏书辟了专室。今人编著的《上海新闻现代史》等专著，有不少章节就是借鉴了戈氏藏书。
（上海图书馆张伟）
链接戈公振曾送给侄儿戈宝权一盒积木。盒盖上写有“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建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出来的”。戈宝权后来说：“我就是按照这句话去做的”。
余思新闻工作者关注的对象是当下，图书馆藏书的价值在于其保存了以往；两者的关系如何？请结合戈公振的成就谈谈你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