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笔名落花生的许地山是以学者型作家嗜名于世的；但在中国社会学、宗教史等领域，他又以作家型学者驰骋于学界。许地山善于掌握图书馆的技能，懂得善本珍本的文化价值、也懂得应用图书目录索引学。
“许真人”的“面壁斋”
许地山爱好读书，从小就养成了自学的习惯。为了学到更多的学问，他甚至千里迢迢从福建奔缅甸。后来他说，那几年在缅甸的日子，就是在庙里跟着一位高僧面壁学习梵文。
1915年，许地山来到北京，进入了燕京大学。这一期间，他成天出没于图书馆，因为爱读书，以致不修边幅，同学送了他一个“许真人”的诨号。他的宿舍住处，满室堆积书籍，由此自命名此室为“面壁斋”。“面壁”即取自达摩高僧面壁的故事，以此表示心无二用，目无斜视。他说：“这样才能专心致志，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广博知识，明析道理。”
五四时期，大学停课，很多学生逛嬉于游乐场所，或无所事事，许地山却成天躲在图书馆里。学校图书馆藏书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就到其它图书馆去。北京城里城外所有挂牌子的图书馆，他都跑过了。他的同学后来回忆说，“北京图书馆，没他没去之处，一去就是一整天。他身上满是书的香处”。因为博览群书，他成为校园里众所皆知的“万事通”。同学称他是一点也不痴的真正的“书痴”。
“我诚恳在牛津做一辈子书虫”
1922年，许地山在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做助教，同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宗教学。大学图书馆藏有不少欧美学者研究道教的著作和调查报告，他后来写就的《中国道教史》，就充分采撷了图书馆藏书的结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的这部书的扉页上，作者特写下“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等字样，以志谢意。
1924年9月，许地山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印度宗教比较学和民俗学。牛津大学图书馆拥有丰富的藏书，吸引着这个异国的年轻人登堂人室，埋头读书。他的同学舒舍予（老舍）曾多次回忆许地山：许地山只要在图书馆中坐下，就不用再希望他还能看看钟表。他到了图书馆，是永远不记着时刻的。伦敦虽大，许地山行迹所在却是两个点，那就是大英博物院和学校图书馆。老舍说，在伦敦要找许地山很容易，“他独自出去，不是到博物院，必是入图书馆，进去，他就忘了出来。有一次，在上午八九点钟，我在东方学院图书馆楼上发现了他。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去唤他，他不动。一直到下午五点，他才出来，还是因为图书馆已到关门时间的原故。找到了我，他不住的喊‘饿’。是啊，他已饿了十点钟。”①
许地山读书充分应用目录学。凡始涉及某课题，他先从有关索引寻找须读图书名称，编制目录，然后按图索骥。这样他对图书更熟悉了。老舍曾一度要读些佛经著作，要求许地山为他开一份佛学入门的必读经书目录，华文、英文都可以。许地山很快就编制了一份目录，介绍了80多种佛学基本用书。他对老舍说：这是最简单不过的，再也不能减少了。这份佛学目录，老舍后来长期带在身边。
在英国期间，许地山以超常的精力充分利用图书馆。1926年，罗家伦在巴黎研究近代中国史，拟建立“中国近代史”课程。他写信给在伦敦的许地山，请其帮助搜集英国在中英鸦片战争时期的文书档案。为此，许地山从牛津大学所属的波德利安图书馆查阅这些80；多年前的文字，整整用了4个多星期，作了有条不紊的抄录。由于这些原始档案大多缺头断尾，因而在抄录过程中，还作了必要的考证和注释，终于比较完整地搜集了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交涉史料，寄交了罗家伦。
在波德利安图书馆搜集原始档案，又引发了许地山对鸦片战争研究的兴味。过去在国内见到的都是中国一方的材料，乃是一方所说，易产生以偏概全的结论，而这正是治学所大忌。因此，在波德利安图书馆搜集档案结束后，他又赴英国其它图书馆寻找，果然天从人愿，得益匪浅。在他回国前夕，关于鸦片战争的英国档案资料，竞抄录了厚厚的一本子。这就是192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的《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
他决心要将《道藏》通读一遍
1927年，许地山学成归国，回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任助教。
他为学生讲授“佛教文学”课期间，讲印度，讲大小乘教的佛文化，也讲授中国传统道教文化。他通过对北平寺庙文化的调查，深化对书本的认知。为此，他多次到齐化门外东岳庙观摩，请学生帮助绘制七十二司泥塑尊神像。他说，这些泥像虽塑自元朝，穿戴却是宋人服饰，而且还多为庶民服饰，这是文献里不易找到的。调查、实地考察，足以帮助解决书本上未有的记载。善于利用图书馆资源的许地山，乃是深知其理的，他获得了成功。
为了筹划编撰《中国服装史》，他还经常从图书馆和私家搜集古人画册及人物照片。后来发表在《大公报》的《三百年来中国妇女服饰》，就是多年来搜集、研究的小结。文中还用了私家除夕祭祀的祖宗绘像，这是从家谱族谱中找来的插图。
许地山任教授后，学院为他设置研究室，配备了得力助手。这时他更多的时间是为研究室完善藏书的结构。他的研究室，很快就变作了图书室，除去进门的那面墙，其它三面墙都被高贴天花板的书架遮住了。其中的两只书架上，摆着的全是他自国外博物院、图书馆所抄录的笔记本。这些本本凝结了他多年的心血。
当时，许地山就想整理这些笔记本里有关的梵文字，还打算编出一部《梵文字典》。可是寻遍学校图书馆、甚至是北平各大图书馆，庋藏梵文的中西书籍稀少，更遑论有涉及梵文的工具书了。这项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因此而夭折。
许地山一生都迷恋于图书馆。他从小养成了读书在于抄书的习惯。读十遍，不如抄一遍，以抄书开拓自己的思维求博求精。1935年，他由胡适推荐给香港中文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教书繁忙期间，仍醉心于从图书馆抄书编书。当时他决心要将巨大的《道藏》通读一遍，曾经常赴图书馆翻阅《道藏》；须知当时与许地山相比肩或有过之的史学大家吕思勉、陈寅恪，以读书万卷，也未通读《道藏》哩。为此，他竞用了两年时间整理了一份《道教编年表》，并编了《道藏子目通检》，作为研究工具书，还打算编辑《道教辞典》。他家中原藏有元刻本《道藏集要》一部，后来发现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将此书重刊，且作了增补和校勘，但当时已处在日本侵略军控制圈里，交通中断，无法购取。许地山求知若渴，托在燕京图书馆的丁汇川，托他请人补录缺遗部分。1941年，他得知该书已抄录了85万字，心中十分高兴。就在此时，疾病袭击了许地山，他尚未见到这部抄本，就与世长辞了。
①老舍：《许地山先生》，《大公报》1941年8月17日。
（上海社会科学院盛巽昌）
链接许地山写小说，署名常用“落花生”，郑振铎问他取这名是什么意思。许说：“不就是落花生嘛，花不美丽，但结的果实却用处很大，很有益”。许地山逝世后，端木蕻良作挽联：“未许落花生大地；不教灵雨落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