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学习他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著名课程《经济理论的类型》时，难免对于这个事实感到惊奇：他反对那些作者的“假设”不逊于反对他们的“预想”。关于这个问题的每一点他又一次对了：十分明显，根据他的理解，逻辑的图式或模型不是经济学的全部，也不是拯救理论的全部；并且，除此之外，他认为这些模型被建立起来的方式和对于它们来说是极其基本的假定或假设，也有许多有待商榷的地方。但米切尔没有为了用其他假定加以代替而反对全部假定——或整个模型。他反对把它们作为假设，并且对那些关注它们的确定性和一致性问题的人们不屑一顾。他认为“我的祖辈的神学；柏拉图和魁奈；康德、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凯恩斯、杰文斯甚至马歇尔，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类的”。在现在这个时候还详细地研究他在这里所犯的错误，或者确切地指出一个正确方法上的直觉在何地驱使他犯了错误，这是多余的。简单的事实是：建立一门科学需要各种类型的人；而这些类型的人几乎不需要达到彼此理解的程度；并且，偏爱对一个人有益的著作，很容易导致对在评价当时还没有严肃地加以对待的其他著作加以贬损的态度。但这一态度对米切尔的著作及其影响范围所造成的危害，却不是多余的。他反对将自己的理论模式表达清楚，这就使除了最热心的和富有同情心的翻译者以外的任何人都难以看到它们的存在——他的1913年出版的那本书的基本观念可以形成甚至是享有“完整性”优点的动态模型——并且，像他把均衡的静态理论处理为“梦幻境界”的那些章节，很容易使那些不太具有同情心的批评者，显然因为他没有抓住它的意义或一般模型的性质和意义，而不承认他的领导资格。而他从来不会听信这种理论：合理的模式的目的在于描述盛行于和追求金钱利得相联系的一切经济中某种行为方式的逻辑——这是他极其了解的一个概念——并且完全不意味着这一合理的描述的主人翁本身的感觉或行动是合理的。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试图向他表明，他的1913年的那本伟大的书，要只就它的论证的框架来说，是动态均衡理论的一种运用时，他表现出的无言的惊奇。我写这些话不是贬损我热爱并钦佩的人的名誉。我只是想消除各方面的误解，从而使他拥有更多的追随者。
三
我们现在转向他研究的核心。给我们留下印象的第一件事情是它的突出的连贯性。劳陵建议他把“美钞”事件作为他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事情，可能只是一个巧合。但是这除了暗示这个固执的候选人接受建议外，似乎可以有把握的假定，无论他选择什么起点，都能到达目的地。在米切尔的手里，这一题目成了他对“美钞”事件经济过程的研究——关于这种过程反作用于战时财政的冲击方式，以及“美钞”发行本身的影响只是通向这些方式的途径。在劳陵的教导之下，他对于数量理论的评价很差，并很快对其进行了更改。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由这篇论文而产生的两部著作，应注意到的真正重要的方面是他对于货币或“资本主义”经济的看法。一方面，他把货币现象与其他现象统一在了一起，因而预见到它们以后表现出的各种趋势；另一方面，他分析了各种关系，这使他很自然地研究商业周期，以此作为研究今天的货币经济一般理论的起点，这是他成年时期研究的真正主题。
1913年出版的《商业周期》一书，他从1904年就开始酝酿了，虽然他认为就这一题目而写一部著作的想法真正产生于1908年。它是美国经济学史上的一个界标——虽然它对学者的影响远远地扩展到美国之外——并且是极其有价值的。这不仅是他的杰作、一部守旧的行家里手也认为是名作的作品，而且为以后的所有著作树立了典范。1927年，他又出版了该书的缩写本。全盛时期的作品，以及精力未受损伤时期的作品，都是其代表作，他以此证明自己是这一领域的行家里手。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再现于1927年的版本中。即使《商业周期计量》一书（1946年），也只是在更高和广泛的水平上应用了其部分思想，这些思想在1913年首先公之于众。实际上，就连全国经济研究局的大部分作品也是它们引申出来的影子。1913年的方法和研究成果都经得住后来者对它们的大量研究和检验。但是米切尔本人，按照他的献身于真理的单纯思想，总是随时准备修正它们。
在确定了《商业周期》在米切尔个人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之后，现在我要确定它在这门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我很没有信心。首先，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米切尔所进行的创造性努力不单纯是研究周期现象本身，而是指向“在商业波动的研究中所发展出来的观念，所鼓舞的一个新的经济学”——或者像他自己所说的，一个新的经济理论——这使他的作品和大多数商业周期研究者的作品难以互相比较。其次，像大多数创造性工作者一样，米切尔很难领会那些在态度上或方法上与他（或者在他看来与他）相差很远的人的作品。他博览群书，是一个最宽宏大量的人，但是由于他专心致力于自己的研究，并且长时间狂热地工作，所以对于不属于自己的理论结构，他就很难深入到一定的水平之上。为了做到对他的思维能力的公正评价，就有必要借助主观的和客观的占先权之间的区别。在我研究经济分析的历史时，我常常感到这种区别的重要性。再次，人的思维在任何特定时期都易于集中在一些相似的观点上，但由于方法问题，使得研究人员及其学生更清楚地看到相互间次要的差异而非本质的相似点。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例子中，研究人员的印象是不同“解释”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然而，事实是：他们对周期与“危机”问题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借助统计材料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成果——如对我们称之为加速原理的一般形式的强调——的相似性越来越明显。在这一运动中，没有一位著者起带头作用，并且没有一位著者似乎受到其他著者大的影响。但米切尔的著作的产生日期保证了它在这一运动史中的卓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