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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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韦斯利·克来尔·米切尔(3)

诚然,在所有这些中,克雷蒙·朱格拉毫无疑问是先驱者,可以说是他创立了现代商业周期分析。就米切尔来说,在理论和方法上朱格拉都是他的先驱者。他不仅写了一部“伟大的事实论据充分的书”,推进了当代的理论,并弄清了由“恐慌”过渡到“周期”的必然性,甚至他还以真正的米切尔式的含蓄指出了重要的证明原理。他认为这一证明原理根源于观察,并登峰造极于一个著名的断言:萧条的唯一原因是繁荣。如果我的理解正确的话,那么他是说:萧条是对繁荣中发生的情况的反映。我认为尽管这一论述不完整,却是对该理论的最早的系统阐述,经济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产生下一个阶段,繁荣阶段在这一系统中集聚起来的压力导致经济衰退(而衰退又产生了下一轮的繁荣)。米切尔独立地采取了相仿的模式,并毫不犹豫地称它为“理论”(参阅《商业周期》第583页,或伯恩斯的摘要,第25页),并且这正是它的本质,如果我们采取这个词的有用的意义的话:在用它来说明经济行为的不断消长之时,一个图式一定会引出正当的理由来。这引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周期理论的其中之一。有这样的“理论”,即经济过程基本上是不波动的,因此必须从特定的环境(货币的或其他的环境)中去寻找扰乱经济过程的平稳流动的解释。马歇尔在代表这一“假定”的一大群人中处于突出的地位。也有这样的“理论”,即经济过程本身基本上是波浪式的——周期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形式。米切尔赞成后者。在我看来,说他在此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也不为过: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利润经济,在这一经济里,经济活动取决于影响目前或将来的利润的因素——我认为这等同于凯思斯的资本的边际效率,所以他宣称利润是商业波动的“线索”,这似乎不仅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第22章里所描述的“理论”基本上相符合,而且也与一派商业周期研究者的“理论”基本上相符合——他们的队伍几乎和把周期看做内生于资本主义过程的那一派同样大。除此之外,米切尔也没有什么主张。特别是他没有进一步说,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利润显然总是密切地与投资过程联系在一起。但即使如此,我们眼前仍有一个明确的模式在支持米切尔的实证研究。如果这一模式在他研究的最后阶段显得证据不足,那是因为结局使他进退维谷,也就是说,他陷于研究工作的“实证”阶段,在他能够完全协调劳动成果之前。

与1927年的那部著作完全相同,米切尔的1913年的这部著作也是从对现存的各种解释的简短考察开始的。在这两本书里,他以简洁的并令人惊异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将它们叙述了出来。米切尔认为它们都是“表面上讲得通的”,但又都是“纠缠不清的”。他对它们加以分类,但没有企图系统地批评它们。虽然他在这里或那里提出反对的意见,但读者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他认为它们是关于局部真理的许多说明,其中每一个都难分伯仲,有待于事实的检验。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也揭示了上面所提到的米切尔的方法学的特点之一:对他来说,解释性的假设和事实之间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尤其是一个理论在经过事实检验之前,没有任何逻辑标准可以排除它。但是由于米切尔不相信“新古典”经济学,所以这种不偏不倚还是有它的优点的。并且正如一再说明的,这为他在统计材料的海洋中航行提供了指南。

同样与1927年的著作完全一样,1913年的著作让人们了解了米切尔对货币经济的观点。这只是对一般经济理论做出的初步论述,它们结构严谨,未加渲染,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但未加修饰并缺乏有效的概念化,正因为此,它们从来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有多少人知道,这些章节所启示的而不是陈述的货币流通理论,预见到现代收入计算和总量分析中很多精华的东西呢?当然,在这里我们掌握了当时的很多批评家所没有的,但在1913年这部著作的第三部分里曾加以进一步发展的“理论背景”,毫无疑问,这一背景叙述需要扩充,同时还需要一位专业理论家的编辑工作。但无论如何,它也是伟大的成就。

但是1913年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不需要任何的编辑整理。它是一种珍品,是拓荒者的成就。米切尔不仅知道如何使用统计资料,并且也知道如何发展它——如何取得他所需要的资料,即使它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的。洞察在全面观察后产生的一种需要,然后识别满足这种需要的可以利用的手段,最后解决所发现的问题——这些事情在1908年和1913年之间,一定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接连发生的。许多人具有全面的看法,许多人热衷于细节。但是用观察能力服务于细节研究、对细节的关注服务于观察能力的人却很少见,而米切尔就是这样的人中的一个。

关于米切尔的1927年的著作我们无须赘述。1908—1913年间的辛勤工作使他认识到:他试图完成的艰巨任务,单凭个人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在以后的若干年里,他积极进行价格和生产指数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他由此认识到,他(很少有人这样)天赋异禀,足以承担领导一个团体的任务。在这一团体里,虽然他知道如何进行领导,但他总是以一个普通研究人员的身份亲自参加工作——他全心全意投入期间的工作,并发扬知识界互相协作的精神。这样,极其自然地,在1920年,他就进入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他是这一研究局的创始人之一,并且一直到他逝世,他都是其中最活跃的和平易近人的领导。他领导人从不强制,鼓舞人从不破坏同事的积极性。这种“勇敢的实践”是一种自我的流露,它的巨大成功是他的智慧和品德的不朽功业。

该局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以对国民收入的规模和分配的著名研究为起点。这些成果从表面上看似乎远远超出了商业周期和与商业周期密切相关的问题,但是米切尔的现象概念涵盖了整个经济过程,从而使经济过程的所有现象都与商业周期“理论”有关。方法和机会仅仅决定各个项目的时间和顺序,但所有这些个别的计划都应在他的全面计划中占有它的地位。要对伯恩斯和米切尔的《商业周期计量》(1946年)进行任何评价,一定不能忽视这一点。

这部著作的著者们并不承认他们写了一部关于商业周期的论著,而只承认提供了一个“商业周期测量方案”,或者确切地说,提出了“动态经济过程”的方案。这个“公布出的宗旨”对于前八章比其余四章(它们研究结构问题而不只是测量)更适合一些。但我更愿意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系统阐述本书的内容:此书的目的是使这一现象在我们面前显现出来,并且借此让我们了解这本书要解释什么。这一努力是出于一些经过分析的结论的考虑,这些构成了我们对于1913年那部著作里所见到的那些说法的改进,但它们难以被叫做定义。它们是这样的:“商业周期是各个国家总的经济活动中的波动形式。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主要在企业中进行。商业周期包括与经济活动同时发生的扩张、总的衰退、收缩、复苏,复苏后又进入下一周期的扩张阶段;这种变化经常发生,但不一定呈现周期性;周期的长度从一年到十年或十二年不等;它们不能划分为较短的周期。”除了预见到几个随后发现的事实以外,这当中还包括许多“理论”。特别是最后一句勇敢地采用了单周期假定,这使得不同种类的波动难于区分,而这些波动的存在不是进行假定的问题,而是直接观察的问题。但是这一论点和其他论点,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出于个人判断和叙述方便的考虑,我们将不进一步深入讨论它们。

根据米切尔的观点,分析国家经济研究局能发现并处理的所有时间序列是正确的、恰当的。商业周期被看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势,是相互联系的现象的积累与其发展过程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即使能想象出一种与周期无关的因素,仍然有必要调查其受周期活动影响的程度,尽管如此,并不需要理会所牵涉到的理论方面的一切谴责,但事实证明必须做出选择的话——就像在《商业周期测量》的最后四章里——那么,这是对于可以运用的手段的局限性的让步,而不是原则问题。但是米切尔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是最完整的统计材料也无法使自己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为了检查和进一步阐明其统计材料及从中得出的推论,他提出搜集他称为“商业编年史”的资料的想法,并且年代要尽可能久远,国家要尽可能多。W·L·索普所编著的众所周知的书(1926年)就是它的结果。在一个统计时代里,这一承认非统计的历史资料的重要性的方法学上的优点,无论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米切尔对于这一信息来源的信任似乎是减少了——虽然从一开头它就被不恰当地利用了,它还是把他的著作从威胁着要淹没这一领域的统计主义里拯救出来。

现在每个人都熟悉了今天被称做“国家局方法”的内容。然而,我们应当把构成这一周期行为的表述基础的天才观念再复述一遍。一方面,每一个在季节性波动中得到修正的序列都由经济自动调节,在它自己的扩张和收缩过程中,一般规律是:每一个这样的周期通过识别出商业低谷和顶峰而被分为不同阶段,该序列的值以其在每个周期中的平均值的百分比来表示,然后就可以用这些比率的平均数画出这一序列的典型的循环图。另一方面,为了表示出每一个序列在整个经济制度中扩张和收缩期间的行为,可以根据商业周期的共性和非数据信息推断低谷与顶峰的出现日期,然后研究每一个阶段或间隔中每一个序列的活动。这种“参考周期”被划分为九个阶段,参考周期的每一阶段的“时间”以整个参考周期的平均值的百分比来表示。典型的参考周期是通过对所有周期的每一阶段的时间加以平均而得出的。每一序列的具体周期与参考周期的比较可能最有启发性。每一统计材料的双重描述被设计得特别严谨,以便揭示出商业周期的真相。即便如此,还必须快刀斩乱麻。陈述事实的目的是使与其相关的理论有可能给人留下全面、深刻的印象。

当然,这一部著作只是一个开头。即使米切尔能够完成他的未完手稿,这仍然只是一个开端。这种性质的研究工作没有自然的止境,而必然总是指向一个未知的世界。这对于米切尔生平的整个工作来说也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他变得十分伟大,并由此确定他在现代经济学中的独特地位。他是这样一个人:与我们其余的人不一样,他有勇气说自己并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他按部就班地进行他的工作,既不操之过急,也不停滞不前;他不喜欢摇旗呐喊;他对于人类的命运充满着同情,超然于尘寰扰攘;他用实际行动而不用言语来教导我们一位学者应当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