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们在这里看见了现代停滞论的起源——这有别于李嘉图的滞胀。我们也在这里看见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雏形。社会经济实体的每个综合性“理论”都包括两个补充性的完全不同的组成部分。第一个是理论家关于这一社会情况的基本特征的观点，即在给定的时间内，为理解社会生活，哪些事物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让我们把这称为理论家的看法。第二个是这位理论家的技巧，即通过一种工具去概括他的视野，然后把后者变为具体的主张或“理论”。在《和约的经济后果》的这些章节里，我们找不到《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理论工具的任何迹象。但我们看到了关于社会和经济事物的整个看法，对它来说，这种工具是技术的补充。《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长期奋斗的结果，它使得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个经济更易于分析。
四
对于“科学型”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凯恩斯当然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展现的凯恩斯。为了对由《和约的经济后果》引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直线发展，以及由《货币管理短论》和《货币论》所标志的它的主要阶段过程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我不得不大刀阔斧地删去许多应当记载下来的东西。但是《和约的经济后果》的三个立足点在下面的注解中提到了这些立足点是：他与威廉·贝弗利奇爵士合著的关于人口及相关争论的文章（《经济学杂志》1923年）；他的小册子——《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1926年）；他的《德国赔款问题》（《经济学杂志》1929年3月号），该文最终驳回了俄林和路耶夫的批评。他运用马尔萨斯的灵魂去捍卫（在大量食物和原材料不能销售的时代的门槛上！）这个主题，因为大约从1906年起，自然对人类的努力开始不那么慷慨了，人口过剩成为严重的问题，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可能是他的所有尝试中最不恰当的，显示出他有些粗心，即使是最爱戴他的人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一点。最应指出的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中我们找不到标题所暗示的相关内容。它根本不是韦伯斯在书中所写的与凯恩斯文中所对应的那些内容。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文章揭示了他性格的另一面。他确实具有最丰富的动机和准确的政治智慧。但它不是一个好的理论，俄林和路耶夫发现对付它很容易。很难理解凯恩斯怎么会对其论点中的弱点视而不见。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在情况紧急时他有时会不拘小节。熟读文集《预言与劝说》（1931年）可能是研究他著作中的非专业部分推理的特征的最好方法。——原注，另外，必须提及他在1921年发表的《概率论》。我认为概率原理对凯恩斯的作用不会是很突出的问题，尽管他对它有浓厚的兴趣，并且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我们感兴趣的是：概率理论对于凯恩斯的意义是什么。主观地说，这似乎是他的思维能量的发泄口。因为他不可能对他投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的公务和兴趣爱好感到百分之百的满意。他对于经济学的纯粹知识的可能性并不抱有很大希望。每当他学习高深的概率理论时，他不会求助于纯粹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他是哲学家或认知论者。他对于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很有兴趣。凯恩斯是这个卓越的思想家的挚友，但维特根斯坦英年早逝——弗兰克·拉姆齐为了纪念他，立了一座富有魅力的纪念碑。但是仅仅接受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不会使凯恩斯满足。他必须有一套自己的观点。他的思想构架深刻地揭示了他选择概率论的目的——概率论包含逻辑上的细节，但并不缺乏独到的内涵。他那坚忍不拔的意志毫无疑问将会创造出——正如我极力要去弄明白的——辉煌的成就。不管专家，特别是非剑桥的专家可能说些什么，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会创造出毫无疑问可以称为卓越的成就。
让我们将目光从著作移向本人，利用这个机会更仔细地观察他。他回到皇家学院后，恢复了他战前的生活方式。但此时他的生活方式有了改进和扩展。他继续做一名活跃的教师和研究员，继续主编《经济学杂志》，继续使自己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然而，尽管他通过接受学院财务主管这个重要且费力的职位，与国王学院加强了联系，位于高登广场46号的伦敦住所不久还是成了他的第二个总部。他对《国家》周刊产生了兴趣，并成为它的主席——这一杂志在1921年接替了《发言人》，吞并了《科学》杂志，并于1931年与《新政治家》合并（更名为《新政治家与民族》）——他给它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稿件，这对别人来说需要投入全部时间来工作。并且他成为全国互助人寿保险协会的主席，其间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建立了一个投资公司，并从这种商业活动中获取了可观的收益。没人对他评头品足，特别是对他的商业活动和获利行为。他坦诚地赞美一所漂亮住宅的舒适，并常常同样坦诚地说（在20世纪10年代），他绝不会接受任何教授的任命，因为这样他无法维持生活。除了这一切之外，他积极地服务于经济顾问委员会和财政与工业委员会（麦克米伦委员会）。1925年，他和一位杰出的艺术家莉迪亚·罗波科娃结婚，她终生是他情意相投的伴侣和忠实的配偶——“无论是在生病中还是在健康的时候”。
集所有社会活动于一身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但真正不寻常的、值得注意的一个奇迹是：他对于其中每个活动所投入的精力之多，就好像那个活动是他唯一的一个活动一样。他高效工作的欲望和能力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专心致志于手头工作的能力是非常惊人的。无论他做什么，都能全神贯注，置其他一切于九霄云外。他明白这样做十分累人，但他似乎无法接受没有快乐的时光和摇摆不定的目标。
对于企图鞠躬尽瘁的那些人，上苍常常施以两种不同的惩罚。凯恩斯无疑受到了其中一种惩罚。他的文章的质量随着数量的增加而下降，而且不仅是在形式上：他的许多二流作品表现出来仓促的迹象，他的一些最主要的作品也表现出不少不连贯的中断。没有认识这一点的人，即没有认识到他们所看见的作品还没有来得及成熟，还没有最终完成，对于凯恩斯的能力将永远不能做出公正判断。但另一种惩罚凯恩斯被赦免了。
通常来说，殚精竭虑的工作狂会有点不近人情。这种人几乎都待人冷漠、心事重重、难以共事。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工作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他们并没有其他兴趣，或者只有一些不甚重要的兴趣。但凯恩斯正好和这一切相反——他总是那样快乐、友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与没有任何志向、以将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付诸行动为一贯原则的那类人一样。他感情很丰富。他慷慨大方，而且不仅仅是在金钱方面。他善于社交，喜欢交谈，并且在这方面很出色。与广泛流传的意见相反，他很有礼貌，甚至追求那种古老的拘泥于形式和细节的礼貌。例如，他的客人因英吉利海峡的大雾而迟到，尽管已在电报和电话中做了解释，但凯恩斯在下午四时他的朋友到来之前，仍不肯坐下吃午饭。
他的业余兴趣很多，对于其中的每一项他总是欣然投入。但这不是一切。那些也专注于自己的爱好，但只是消极被动地享受娱乐活动的人也是常有的。凯恩斯的特点是，他的娱乐方式具有创造性。例如，他喜爱古书，喜欢文献中论战部分的细微之处，醉心于有关前人的性格、生活和思想的各种细节。许多人也有这种嗜好，这可能是他们的教育中的古典因素对于他们培育的结果。但每当他沉醉于这种爱好时，他总是拿它当做工作而毫不放松。有关文献史的几项极其重要的分类，还得归功于他的爱好最能吸引他的是哲学文献和经济学文献。在这种追求中，皮埃罗·斯拉法教授成为他志同道合的盟友。我能提供的最好的例子是，休谟的《人性论》的精简版本在1938年重印时，是由凯恩斯和斯拉法共同撰写序言的。这篇序言是语言学的热情而奇妙的里程碑。——原注。他也是一位绘画的爱好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一位很好的鉴定家；保守地说，他还是一位收藏家。他钟爱优秀的戏剧，建立并慷慨地资助了剑桥艺术剧院，所有去过那儿的人都不会忘记它。曾经有一次，他的一位熟人收到他的便条，上面的语句幽默并且可以看出是匆忙间写的：“亲爱的……如果你想知道此刻什么事情完全占据了我的时间的话，看一看信封里所装的东西。”信中附件是“卡玛科芭蕾舞”的节目单或程序表。
五
我该言归正传了。如前文所述，我们把《货币改革论》（1923年）作为了解该理论的第一站。因为就凯恩斯来说，实际建议是分析的目标和灯塔，我将让读者首先来了解他所倡导的东西。这对其他经济学家来说，可能被视为一种冒犯行为。《货币改革论》实际上告诉我们，稳定国内物价水平的目的是稳定国内的商业形势，要注意调节外汇的短期波动的各种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建议把由于战争需要而创造出来的货币制度运用于和平时期。这是当时所提供的各种建议中最大胆的一个——凯恩斯表现了很不像他所应当有的明显的动摇——那就是把钞票发行与他愿意保持并迫不及待地强调其重要性的黄金相分离。
在这一提议中，有两件事情值得仔细留意：第一，它具有明显的英国特征；第二，考虑到英国的短期利率和这位提议者是怎样的一种英国人，这一提议表现出清醒的智慧和保守主义没有人会对他于1942年当选为英格兰银行董事长而感到惊奇。——原注。必须强调指出，凯恩斯的建议最先总是离不开英国问题，即使他向其他国家提出的建议也和英国问题有关系。除了他的某些艺术爱好外，他惊人地自我封闭，甚至在哲学上也是如此，但没有比在经济学上更封闭的了。而且他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主义并不俗鄙，而且完全来自潜意识的爱国热情，并因此更加强烈地加深了他思想上的偏见，即他不能充分理解外国（包括美国在内）的观点、情况、利益，尤其是信条。如同老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一样，他总是把在某些时候对英国来说是真理和明智的东西提升为对一切时间和地点都适用的真理与智慧。但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为了找出他据以提出建议的立场，还需要进一步记起他是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阶级或政党，是一个典型的战前知识分子。他正当地宣称，无论是好是坏，他在思想上将永远属于“洛克—穆勒家族”。
那么，这一爱国的英国知识分子注意到的到底是什么呢？他注意的是整体。这一点我们在《和约的经济后果》里已经察觉到了。但英国的情况比文中提到的情况更特殊。英国没有再像拿破仑时代那样从战争中崛起，而是陷入了贫困。那时英国失去了许多机会，其中有些是永远地失去了。不仅如此，它的社会结构也被削弱，成为僵化的了；它的税率和不断增长的工资水平是极不相容的。然而对于这些境况，英国却无力改变。凯恩斯没有陷于悲观失望。他并不习惯为那些无法改革的东西而悲伤。他也不是那种把全部精力倾注于个别问题上的人，如煤炭、纺织、钢铁、造船等问题（尽管在最近的文章中，他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看法）。他尤其不是宣传革新的遵循教条的人。他是英国式的知识分子，有点背井离乡，而且他注意到了最不理想的形式。他没有儿女，他的人生哲学基本上是短期哲学。因此，他坚决地转向似乎留给他自身的唯一的“活动空间”——货币管理。也许他认为它可以恢复经济，但他确信问题能够得到缓解，因为恢复到战前平价的金本位制是他的英国所不能承受的。
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他们也就能认识到强调实际的凯恩斯主义是一颗不能被移植到国外土壤中的种子，在国外它会夭折，并且临死前还会变成有毒的东西产生不好的影响。但此外他们还会理解到，这根幼苗留在英国的土壤里是好东西，将来能够结果和提供荫凉。有一点我可以永远给予肯定：所有这些都运用了凯恩斯所提出的每一点建议。就其他方面来说，《货币改革论》中的货币管理主张没有任何革命性的东西。但是其中对于货币管理有了新的强调，把它看成一种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治疗手段。并且他在序言的一开头和整个第一章参见《货币改革论》第10页中的很典型的段落，还有第8页对“投资制度”的描述，这预示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分析的某些不完整性。甚至那时，凯恩斯仍然自始至终令人惊奇地不愿意去承认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事实，不情愿用一个再简洁不过的语句去表述它，那就是：工业是由银行来资助的。——原注都提到了储蓄—投资机制。因此，尽管作者面临的直接任务阻碍了他对这些事情的更深入的研究，但此书显然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迈出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