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上，凯恩斯接受了货币数量论，认为它是“基础性的，它与实际的联系并不是针对具体问题的”（第51页）。对我们尤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一建筑在数量理论和交易方程式之间极其普通的混乱之上的接受，所表示的意义比它似乎表现的意义少得多，正如凯恩斯后来承认货币数量论比其表面上的意义要小得多一样。他打算接受的东西是交易方程式——以它的剑桥形式——不管它被界定为恒等式还是均衡的条件，都不意味着在严格意义上的数量理论的任何特有的主张。因此，他认为可以自由地使流通速度或剑桥方程式中对应的“k”——成为货币问题的变量，并把“研究这一问题的传统方法的发展”恰当地归功于马歇尔（第86页）。这就是流动性偏好的雏形。凯恩斯忽略了这一理论至少可以溯源于坎提农，而且忽视了它是由凯默勒发展而来的见凯默勒的《货币与信用工具》第20页。但在《货币改革论》第193页，凯恩斯做了一个站不住脚的陈述：“内部价格水平由银行创造的信用规模来决定。”他永远也没有改变这个观点。直到最后，在一定的经济过程中，这个信用规模对他来说仍是一个自变量，尽管是人为决定的，但不像过去那样由黄金产量决定，而是由银行或是“货币当局”（中央银行或政府）决定。然而——考虑到货币数量是“给定”的——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正是货币数量论的一个典型特征。因此，我在本文中的观点是，他永远也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完全放弃货币数量论。——原注（虽然是概略地），凯默勒说“大量货币继续被窖藏起来”并且“窖藏起来的流通手段的比例……不是不变的”。我们不能研究《货币改革论》中许多精彩的东西，如关于期货交易市场那杰出的一节（第3章第4节）和关于英国的那一节（第5章第1节），这两部分真是堪称经典。我们必须赶赴通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道路上的“第二站”——《货币论》（1930年）。
除了《概率论》这一例外，凯恩斯再也没有写过一本比《货币论》的劝说意味更显著的书。虽然如此，就是在这部书里，而且不限于最末一卷（第7卷），我们能够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所有本质的东西——这是多么非凡的成就！但是毫无疑问，这两部书毫无疑问是凯恩斯耗费心血最多的研究成果，该研究如此杰出而严密，在完全成熟前就过早地“采摘”无疑是千古遗憾！若是他能够从马歇尔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完美”中学到一点东西，而不是在这一点上倒转过来给马歇尔上课就好了！（《传记论文集》，第211~212页）在《货币论》的序言中，那带有半道歉意味的段落显示，他已经意识到他写了一部分没有完全成熟的作品。——原注。而且麦德教授对于那种“盎格鲁—撒克逊的不必需的创造性”的友善的嗤笑，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见岗纳·麦德的《货币平衡》（英文版由布莱斯和施托帕在1939年译自德文版，瑞典文原版于1931年刊于《经济浪潮》杂志的第8页。麦德当然不是为了自己而反对凯恩斯的，而是代表了威克塞尔及其学派的利益。但是类似的反对本来也会付诸实践，代表庞巴维克及其追随者的利益，特别是代表麦西斯和哈耶克。后者的作品已经出版，是在1929年问世的。而庞巴维克的著作用英文写成，陶西格的《工资与资本》问世于1896年。尽管如此，凯恩斯的第6部著作却全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但他在该书中并没有闪烁其词，他是真的不了解。他善意的信任就是他给予他所认识的所有作家的盛誉。庇古河罗伯逊也在其列。）——原注。虽然如此，这部书在当时和在它的领域里是突出的成就。而我所要做的就是去收集指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最重要的路标。这当然对整个作品来说有失公正，特别是对前两卷：很普通但无论如何都很辉煌的开场白（《货币的本质》，第一本书）和关于价格水平的几乎是独辟蹊径的论文（《货币的价值》，第二本书）——其中充满有启发性的主张。必须记住的是——这恰恰是《货币论》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最本质的区别——《货币的价值》宣扬的是对价格水平变动的分析：“价格水平的波动方式事实上发生了变化。”尽管事实上并不止于此。——原注
第一，正如经济过程理论一样，货币理论的概念作为整体已经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完全形成了。第二，这一概念被嵌进关于当时的经济过程情况的看法或判断之中，从《和约的经济后果》起，它从来没有变更过。第三，储蓄和投资决定像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所说的那样，已经完全分离，私人节约已经确立了它反面角色的任务。表彰“J·A·霍布森和其他人”的作品（第1卷，第179页）在这方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还可以看出节俭运动不是使利息率降低的方法（第2卷，第207页）。概括的差异——有时仅仅是在术语上的不同——会使文章支离破碎，但这并不会掩盖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的本质。第四，大部分理解是围绕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之间的脱离来表达的。必须明确，后者不是指利率，同时前者或利润也还没有转变为“资本的边际效率”。但这一理论清楚地提示了这两个步骤。第五，对于预期的看重，对“熊市”的并非由投机动机引起的流动性偏好的强调，以及那种认为在萧条时期，如果通过减少产业循环资金的需求量来作用于利率（银行利率），货币工资水平的回落会重新确立平衡的理论——所有这些及许多其他东西（如香蕉、寡妇的坛子、达那厄德罐子）读起来并不完美，也使第一次陈述《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便感到左右为难。
六
《货币论》的失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得了成功。每个人都看到了它的论点，并且不管有什么样的保留条件，都对于凯恩斯的巨大努力肃然起敬。即使诋毁性的批评，就像汉森对于基本方程式的批评参见阿尔文·汉森的《凯恩斯〈货币论〉的一个基本错误》，参见《美国经济评论》，1930年；汉森和陶特的《商业周期理论中的投资与储蓄》，参见《计量经济学》，1933年。——原注，或者哈耶克教授对于凯恩斯的基本理论结构的批评参见哈耶克的《对凯恩斯纯货币理论的思考》，《经济学》1931年和1932年各期。哈耶克甚至谈到了“巨大的进步”。虽然如此，凯恩斯答复时仍不免愤怒，像他自己在另一个场合说的那样，取悦于作家们是很困难的。——原注，都照例掺杂着应有的颂扬。但在凯恩斯自己看来，它是个失败，而且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没有达到他心里成功的标准。由于某种原因，它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它实际上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此种原因是不难找到的：他没能表达出他自己的理论的基本内容，使得文章为大量的材料所累，这些材料包括物价指数、银行利息率的运用方式、存款创造、黄金等，这一切，不论它们有什么优点，是和现行的理论一脉相承的，因此对于他的目的来说是不具有特色的。他已使自己陷入分析工具的密网之中，每次当他试图把自己的思想像机器一样制造出来时，这些工具就会出现问题。企图在具体方面改进这一作品是没有意义的。企图和批评做论战也是没有意义的，他必须承认许多批评是公正的。除了破釜沉舟，放弃对原理论的忠诚，割断和它的联系，并重新开始之外，他别无其他办法。他很快了解到这一点。
凯恩斯果断割舍了与已被弃置的理论的关系，勇敢地从事另一努力——他生平最伟大的努力。他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抓住了他的理论的主要点，并把他的思想尽可能地用于创造能够表达这些要点而非其他任何东西的概念工具这一任务上。他很满足于他的成就。当他于1935年12月刚刚完成这一目标后，就又披挂上阵，拔出利剑，重新进入战场，宣称他将领导经济学家们摆脱持续了150年的错误思想，进入真理的殿堂。
他周围的人都被他的理论迷住了。当凯恩斯修改他的作品时，在他的讲课中、谈话中、在皇家学院他的房间里经常聚会的“凯恩斯俱乐部”中，他常常提到自己的著作，当然，其中不乏一些振奋人心的活跃的商谈。他说：“我得助于R·F康思先生经常的建议和建设性的批评，如果没有他的建议，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不会呈现出它现有的形式。”（《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序言，第8页）考虑到康恩早在1931年6月发表在《经济学杂志》的《国内投资对失业的关系》这篇论文的所有暗示，我们肯定不会怀疑这两句话言过其实。在同一地方，他也提到罗宾逊夫人、霍特里先生和哈罗德先生霍特里对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而言，只能是一位颖悟的——并且，简而言之，是一位有同情心的——批评家。当然，他从来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从《货币改革论》到《货币论》，凯恩斯是一名霍特里主义者。哈罗德或许一直在独立地向离凯恩斯的目标不远的目标迈进，尽管他在霍特里主义的地位提高后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但不是出于私心。对于这种议论，说句公道话，崇尚凯恩斯主义和不完全竞争的杰出经济学家们，正面临着丧失其在经济学界应有的地位的危险。这里完全有必要谈一下罗宾逊夫人的学术思想，她被上面所提到的研究小组拒之门外（至少在我说这句话时她还未受到邀请）。学术思想界对女性的态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她也涉足其中。这样说的根据在于：她的《储蓄与投资的寓言》一文，使她成为最熟练的后卫，掩护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撤退。她通过其在1933年10月初发表于《经济研究评论》上的《货币理论与产出分析》，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展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原注。还有其他的人——一些最有希望的年青剑桥人也在其中。他们都发表过自己的意见。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新曙光引起了英国和美国的广泛关注。广大学生为之激动，一股盼望已久的热情浪潮席卷了整个经济学界。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最终问世时，哈佛的学生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新书的上架：他们为加快进程，安排了第一批图书的直运。
七
社会分析首次出现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而有关投资机会减少和储蓄习惯仍然维持的经济过程分析，理论上贯穿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始终，并通过三个概念：消费函数、资本效率函数和流动性偏好函数，在理论上加以补充。这些概念和假定的工资单位及同样假定的货币数量一起“决定”收入，并实际上决定就业（如果后者是由前者所单独决定的话），即需要“解释”的重要的因变量。这无异于用贫乏的材料做出绝好的调味品，应该取得优异奖把凯恩斯的成就减至只剩下逻辑结构的基本内容，然后对其评头论足，的确有些不公平。然而，把他的理论体系转化为准确形式的尝试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此外，笔者尤其要提到以下文章：雷德韦于1936年发表在《经济记录》上的观点；哈罗德的《凯恩斯与传统理论》；米德的《凯恩斯体系的一个简化模型》；希克斯的《凯恩斯与古典学派》；兰格的《利息率和最佳消费偏好》；萨缪尔森的《均衡的稳定性》（利用动态方程）；史密斯的《过程分析与均衡分析》（也是对凯恩斯主义概要的动态分析）。在各位作者的笔下，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赞同很少，甚至有些可能已成为尖锐的批评。1944年1月，《计量经济学》刊登的莫德格列尼的《流动性偏好和货币利息理论》尤其如此。——原注。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做的。
（1）使模型简单化的第一个条件，当然是使它所要完成的分析简单化。对于分析方法的简单化，部分靠创造，部分则是愿意为各种不得不从陈述中省略掉的因素付出代价。但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凯恩斯的正统的立场上去，并愿意接受他对于当代经济过程的见解，作为能通过混乱的表层现象看到下面存在的简单要素的天才禀赋，则对于产生他的结构的他的总量分析，就不会引起什么反对的意见了。
因为所选用的变量集合，除了就业而外，都是货币数量或货币表现，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该分析是货币分析；而且因为国民收入是主要变量，所以又可以说该分析是收入分析。我认为，理查德·坎提农是第一个针对综合分析、货币分析和收入分析提出成熟的设计的人。这一分析也就是魁奈在他的《经济表》中所苦心完成的那个图式。这样，魁奈是凯恩斯的真正先行者；并且有趣的是，他关于储蓄的意见和凯恩斯的意见完全是一致的。关于这一点，读者看一看《箴言集》就能够很容易地弄清楚了。但是我们还应当补充说明的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总量分析在现代文献中并不是独立的，它是一个迅速成长的家族中的一个成员了解《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之前的综合分析进展的最快捷方式是阅读延伯根的调查报告，载于《计量经济学》，1935年7月号。——原注。
（2）凯恩斯进一步简化了他的理论结构，尽可能避免了分析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复杂情况。如果使用雷格纳·弗里希创造出来的名词的话，凯恩斯体系的确切结构属于宏观静态学，而不属于宏观动态学。这一局限性部分应归因于那些讲授他的教义的人，而非他的教义本身，因为它包括了几个动态部分，尤其是在预测方面。但他讨厌“时期”一词，把注意力集中到对静态均衡的考虑上却是事实。这排除去一个取得成功的主要障碍——到现在为止一直像美杜沙的脸一样影响着经济学家的差分方程。
（3）此外，凯恩斯把他的模型——虽然不总是他的论证——局限于短期现象的范围之内。在人们共同强调第（1）点和第（2）点的同时，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他的模型在短期上的要求是多么严格，以及这一事实对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整体结构和所有结论是如何的重要。关键性的限制条件是，不仅生产函数与生产方法，而且厂房与设备的数量与质量，都不允许变化。关于这一限制，凯恩斯在他的论证的关键点总是不厌其烦地向读者说明（参阅《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114页和第295页）严格地讲，必须承认机器设备数量上的变化，但在既定的时点上，这种变化可视为很小，从而可以忽略其对现存工业结构和产业的影响。——原注。
模型中也允许了一些在其他情况下不被采纳的简化，例如，它允许把就业看成大致和收入（产量）成比例，这样后者一旦决定了，前者也就被决定了。但它把这一分析的应用限制在充其量只有几年的范围之内——也就是“40个月的循环”的期间——并且，就现象来说，限制在如果工业机器维持不变的话，能够决定其利用率高低的那些因素上。这样，在这些设备上，所有现象都在意料之中发生和变化。那就是说，支配资本主义过程的一切现象，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