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道可道:晚近中国学人珍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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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应试

1895年,杨度与夏寿田赴北京会试,夏录取为榜眼,杨名落孙山。在游陶然亭时,杨写了“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杨衰草”;但夏极喜悦,随即提到:“万顷菰蒲新雨足,碧水明霞相照。”若干年后,杨任四品京堂,在游旧地时又题了“昨夜东风吹梦运,梦里江山更好”;但夏因仕途不顺,即和了一句:“废苑菰蒲风又雨,作得秋声不了。”

1898年,蒋维乔以《沿海舆地形势考》为题应试,费-月之力,成10余万字长文,并以绘图器绘制附图30余幅,因而大受学官赏识,定为经济特科第3名。

冒鹤亭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应考经济特科,答卷时涉及卢梭学说。张之洞阅卷,怒斥之,冒即落选。

江标主湖南学政时,凡是生童考试,在考卷上所做的八股中,只要能插入新名词者均拔置高等;次之如有机器、枪炮、议院、报馆、拿破仑、圣彼得等字样,涂诸试卷者,也一律中式。

俞曲园在河南学政上被参革职,据说是在任上出了如下出格的省试题目:(1)君夫人阳货欲;(2)崔子弑齐君;(3)王速出令,反;(4)国家将亡必有妖。

1908年,丁文江投考伦敦大学医科,有一门不及格。他从此抛弃学医志愿,改进葛拉斯齐大学,专攻动物科,以地质学为副科,1911年竟获双科毕业。

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说文解字》,学生颇不易懂,每次学期考试,都有不及格者。后学生投其所好,乃集资设置酒会,黄欣然光临,于是凡考卷皆及格。蔡元培知而责问。黄说:“彼等尚知尊师重道,故我不欲苛求也。”

陈寅恪认为,对子作得好坏,可以看出一个人读书之多少,语汇之贫富以及思维能力等。因此,有一年的招生考试中,他在国文试卷上加了一道对联试题,上联仅有3字:“孙行者”。结果只有一名考生答对,为:“胡适之”。(原标准答案为“祖冲之”。)

陈寅恪讲学,注重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按学校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考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

梁漱溟报考北京大学,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蔡元培以为是一家之言,破格请他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

费仲深与外甥柳亚子同案读书,后两人同赴吴江应县考,继而至苏州应府考、道考。考试结果,头场是费仲深第一,泖亚子第二;二场是柳亚子第一,费仲深第二;三场又是费仲深第一,柳亚子第二。主考官对柳亚子说,两人名次实难分高下,只是因为你是他的外甥,就得让他一下。

有一次,胡适在北京大学招生委员会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能录取这名有文学天才的考生。”校长蔡元培和在座委员都同意了。可是当他们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竟发现其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也都平平。但蔡、胡两人对所作决定并无悔意。这名被破格录取的考生就是罗家伦。

李长之14岁时,看到南京《东南日报》征聘记者广告:“试稿三次,合则函约”。他经试投,居然被约了。但他投的稿件,大都被改头换面出现在报端。到月终索薪时,却被告以“尊稿全未登载,恕不给资”。

张充和未进过学校,在家延师教诗词,后考北京大学,数学是0分,而国文是100分,被录取。

聂崇岐从未进颐和园,而是凭历史知识和图片,写出长篇文言作文《颐和园游记》,名列北京大学生会考第一名。

李四光主考,往往用若干块石头标本作为试题,要学生写描述答案。

闻一多和梁实秋在清华时,数学勉强及格。梁因补修获得通过;闻以为性情不近数学,何必勉强学它,因此数学成绩始终不好。

茅以昇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任教时,倡导由学生提问,老师回答,据提问题难易度打分,提出的问题使老师回答不出的就给满分。

赵景深1919年考天津南开中学,想插班,虽各课大多优良,但代数考得0分,因此仍作新生进一年级。

李可染以初中学历越级报考国立艺术院。林风眠因其成绩突出,破格录取他为研究生。

朱杰勤靠自学,20岁时报考研究生,为交论文,用半个月写成万字稿的《中国史学研究》,获通过。

史学家张凤留学时,毕业论文为《孔孔雀东南飞之研究》。外国博士问:“孔雀为什么要东南飞?”张急中生智,说:“中国最出名的古诗十九首里有一首说:‘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因此阻碍孔雀,飞不过去,只好向东南飞了。”洋博士听了很满意,给了他博士头衔。

简又文留学美国。年终大考题是:“人常说女子讲话多于男子,从科学上看,是否有理?”简答:“据声学原理,凡声管宽的人发声必低而长,声管窄者发声必高而短;据体功学,女子喉管比男子窄小,发声比男子高、短。由此两个原则,女子发声较短,在相同时间内发声较多,这就是女子讲话多于男子的理由。”

周作人教书时,只管自己在台上念书,下面的学生可任意地写情书、打盹,与讲者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他给学生的分数倒很高。

孟森从未谈过反对白话文,但他的学生中用文言答卷的往往得高分数,用白话答的却得低分数。

丁声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喜欢听钱玄同的“音韵沿革”和“说文解字”两门选修课,且是钱的得意门生。丁的毕业论文,钱先生给了他100分,一时传为美谈。

沈兼士教授文字课,学生颇感头痛,因为常考冷僻篆字,稍不留心就有得零分的危险。

林语堂在寻源书院、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均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他的理由是:不论做什么事,一生都不愿居第一。

郭廷以在教中国近代史课时,有次考试出4道题。两个小时里,有个学生只答了两道半年,得了86分。郭说:“答几道题我不管,我只看你的程度和研究深度。”有个学生按书本4题都答全了,却不及格。郭说:“你上课不记笔记,末了拿别人理论答题,当然不及格。”

吴祖光以《正气歌》被上海剧艺社评定为剧本第一名,第三名系《复仇之门》(公演时改为《大鹏山》),空缺第二名,因为评审者以为第三名与第一名距离太远的缘故。

朱湘在清华英文班读书,课上将他得意之作《咬菜根》一文译成英文交卷。外籍教师史密斯给他的成绩是E加花(最优秀),叫他不必来上课了。连莎士比亚作品课也不须上,只要大考时再交一篇作文就是了。

1927年,田汉主持上海艺术大学招生工作时,主张“投考资格不论,唯以有天才者为合格”的标准。陈凝秋既交不起学费,又交不起伙食费,因具有诗人的气质,田汉当即决定免费让他入学。

钱钟书30年代在牛津,论文预试考版本和校勘,要能辨认15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结果考试不及格。

1930年,臧克家以数学0分、国文98分的成绩考入青岛大学。当时闻一大批国文卷,一般人得个60分就不容易了。据臧回忆,一定是他的三句杂感打动了闻:“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灯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

赵罗蕤1932年报考清华大学研究生。陈寅恪出考题,上联为“墨西哥”,但她未对出(后来听说可以对“淮南子”)。她的英语考100分,法语却考了0分。但吴宓说,尽管第三国语言是0分,但英语100分,可以破格录取,并发给奖学金360元。

上世纪30年代,顾随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有次试题,为体会某首诗意: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依,到地一无声。而其作者,则要学生自猜。时学生周一良虽很优良,但到90年代初,方知是唐人绝诗。

吴组缃1934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曾在《六朝文》的代考论文里贬斥骈体文,说它是涂脂抹粉的娼妓文学,惹恼了考官,少给了他1分。这正好勾销了他每月30元的研究生津贴。吴只好辍学。

余嘉锡对学生极为客气,考试时再坏的成绩也可得D(及格)。但全班同学的成绩都差不多,要想得C(良好)很难。

熊佛西不重分数制,凡学生无不成绩优良。有一次,熊照例给学生G(良)以上成绩。教务处要熊更改,熊取消原分数后,一律改为E(优)。

贺麟教授哲学概论。有次大考,他发现有人要作弊,即郑重宣布:“大家不要作弊,否则给我看到的话,哼!决不客气。”稍停又说:“多则零分,少则扣分。”

1939年,中英庚款公费留学招生,定额20名,报名者超过3000人。钱伟长报了力学专业。该专业原拟录取1人,但因他与郭水怀、林家翘考试成绩并列第一,由是破格决定,3人均破录取,被录取的留学生因而增为22人。

李继侗在西南联大开生物学课。考试中为防止学生作弊,凡考卷上都有暗号。他站在椅子上,居高临下,看得一清二楚。

方东美讲课深入浅出;但学生害怕考试,尤其怕方教授的逻辑学。当时流传有一首歌:方东美,谁说不美;Logic(逻辑学),如何能克?

方东美讲课颇有条理,考试严格,因此学生要获得高分大为不易。他还规定指定的参考书必须阅读,并须作札记;听课要笔记,且经常抽查。

冯牧考鲁艺文学系,主考何其芳要他一小时写出一篇人物速写,冯即写了干字文《自画像》。何其芳大为称赞,说:“行了,你考上了,你的题目选得好,以后考生的作文就都用这个题目。”

何炳松讲授史学通论,不搞考试,而是出题目写文章。一次,他以《文学与史学之异同》为题要学生写作。学生卢克宜写后交何。何看后,说:“这篇论文做得很好,可即投登《学灯》。登出来,记100分;登不出来,就记95分。”后来刊登出来了,何即批卢以100分。

顾颉刚在五大学会开讲演会时,谈及他担任高考典试委员,出历史试题有“中国交通始于何时,盛于何时”和“诸葛亮治蜀”两题。答案竟有“始于元,盛于唐”和“始于18世纪,盛于28世纪”者。最妙者,一卷中竟有“诸葛亮枪毙马谡”之句。

北京师大文学院长黎锦熙以《书目举要》为测验题内容,事前测试答题所需最低程度时间,请国文系主任钱玄同为被试者。钱15分钟即交卷;但由于答不上杜威图书分类法一题,仅得90分。

1947年,北平各大学考试后,纷传染题。成舍我在《世界日报》还写了《老爷没有错》。胡适忙向新闻界辟谣,举出许多例子,说:“今年题目合理,故大部都能猜得到。”指明走漏试题纯是谣言。

陈垣教学很是勤勉。他给学生出题目后,自己也写一篇。发还试卷时,他把学生试卷择优张贴在走廊壁上,同时也贴出自己写的那篇。学生对照寻思,收获很大。

苏步青任复旦大学校长时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对于学生的高考成绩,除了总分必须达到录取线以外,他特别强调语文成绩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