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礼锡10岁时参照《随园诗话》，写一绝句集呈祖父，遭斥责：“烧了你这诗卷，停三年不做诗，再精读汉魏诗及唐宋人专集，你就得救了。”
钱穆12岁时，国文老师顾子重对他说，如果要有进益，必须学韩愈文。故钱一入中学，即时时诵读韩文，后成大家。他说：“余之正式知有学问，自顾此一语始。”
唐文治16岁从王紫翔学，尝自书“毋不敬，毋自欺”于座右。王尝训诫说：“文章一道，人品学问皆在其中。文章博大昌明，其人必光明磊落；文章精深坚卓，其人必敦厚笃实。至于尖刻险峻，其人必恶；圆熟软美，其人必陋。”后来唐也以师训，转教学生。
戈宝权少年时，戈公振曾赠以一盒积木。盒盖上写有：“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建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出来的。”戈宝权说：“我就是按照这句话去做的。”
张伯苓在私塾上体操课，将水师学堂的哑铃和体操用的棍棒，绘出图样，让木匠制作后，给学生练习，有时自己也一起练习。
张伯苓爱讲鲁哀公问政于孔子的故事（“为君难”），并以此训示学生：作业必须战战兢兢，念念不忘困难，随时随地小心。
张伯苓当南开中学校长时，为学生上“修身课”，写三条标语：“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过则勿惮改”；“马路人告之有过则喜”。写完贴在墙上，与学生共勉。
张伯苓70岁寿辰，其学生老舍和曹禺合写一首贺词：“知道有个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是吹，也不是唠（意为吹牛），真的，天下谁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丘逢甲仿杜甫作《秋兴》八首，命学生邹鲁和之。当丘读到邹诗的结句：“英雄心上人间事，芒砀当年岂有云”时，丘惊觉告诫他说：“这便是‘彼可取而代也’之气，须善藏。”
王国维在1906年就将美育列为教育宗旨之一。他提出：“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
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发表演说，以《君子》为题，先后引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坤卦》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学生，尔后学校即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
丁文江讲授地质，利用掌故、小说及戏曲、歌谣等，加以科学解释，使人入胜。但他说：“不常教书的人，教起书来真苦，讲l小时预备3小时，有时还不够。”
蔡元培主持爱国女校时，教科书里常渗革命内容，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无政府主义者）故事等，理化则注重炸弹制造等。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有次他突然问学生：“5加5是多少？”学生以为校长所问必有奥妙，都不敢作答。好一会，才有一学生率直地说：“5加5等于10。”蔡笑着说：“对！对！”并鼓励他们：“青年们切不要崇拜偶像！”
蔡元培对读经有独到的看法，他认为“为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讲一点《诗经》；为历史系的学生讲一点《书经》和《春秋》；为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论语》、《孟子》、《易传》与《礼记》，是可以赞成的”。但是，“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
蔡元培主持北大时，请教授不问政治意见，只问真实知识。他请守旧派的刘申叔（师培）教中古文学史、辜鸿铭教英国文学；哲学系的经学通论课同时请崔适（今文家）、陈汉章（古文家）担任，让他们各抒己见，由学生听了相反议论后，自己选择。
李叔同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时，桌上常置明刘宗周的《人谱》。他在书面上写有“身体力行”四字，每个字旁还加一小红圈。
高名凯用英文写清考据家劳格传。当他老师见高为吴昌绶误将“实事求是，多闻阙疑”当做“实事是正，多闻阙疑”的故事作注时，就批了一句：“Why didn"t you to？”高也回了一句：“Why didn"t you do？”纠正老师用“to”之误。
高一涵为毕业学生题字“知之维艰”。胡适见后，在后面写了“知难行亦不易”。蔡元培见到，也写了几个字：“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
邰爽秋任大夏教育学院院长时，讲教育行政学。他说：“荀子说，知易行难；孙中山说，行易知难；胡适说，知难行亦不易；我邰某说，知易行亦不难。”
1917年，辜鸿铭在北京大学开课。他第一天进教室，就和学生约法三章：“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教室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或你们问我话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不能坐下。”学生认为前两条好办，但第三条有困难。但要上课，也只得勉为其难了。
沈兼士和陈寅恪讲课时，总是闭着眼讲；到下课时，才睁开眼睛，走出教室。
陈寅恪在大学讲授历史。他对学生说，凡是他本人没有特殊见解的，不讲。因此他上课可以不点名，而缺课的人很少，是当时清华听课学生最多的一位导师。
陈寅恪讲白居易《长恨歌》，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考证这个“汉”字，他旁征博引，就讲了四堂课。
20年代，清华国学院讲课有三种方式：一如梁启超，不发讲义，也不用讲稿；二如陈寅恪不发讲义，却有讲稿；三如黄节，发讲义，而且就是一部书稿。
马相伯在复旦公学首创演说术列入教育课程，规定学生每次只能说5分钟。
余嘉锡在辅仁大学讲课，据说只发过一次脾气。上目录学课时有个学生在后面讲话。他说：“我讲这种目录学，不但你不配说我不好，就是当代的任何国学大师也不敢批评我讲得不好。”
熊十力在北京大学教授哲学。学生问他死后轮回的事，他说：“你们未有死，问它做什么？照理，死后还是有的。”
陈介石在北京大学讲诸子哲学，讲了一学期，才从伏羲讲到周公。有次学生问：“先生这样讲，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哲学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要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要讲不完，永远也讲不完。”
陈汉章好记忆，过目不忘。师生朋友质疑，随问随答，不加思索。在北大授课时，以笔代口，在黑板上书字，洋洋数百言，从不带抄本，俱出自记忆。学生下课查对原书，无一失误。众人皆以为神，称其“活书橱”。
夏曾佑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民族史，慕名听讲者达百余人。他写在黑板上的字工工整整，可只有洋钱那么小。学生要求他写大些，夏曾佑诚恳地说：“我只能写那么大。”
钱穆在北京大学教书时，送给选读古代史的学生人手一册自著《老子》。他说“老子”无此人，什么“河上丈人”、“荷篠丈人”、“老莱子”等都可以说是老子。
钱穆上古代史课，所列参考书只有《史记》和他自著的《先秦诸子系年》。他提出《史记》要精读，但又指出书中的不足之处。
陶行知为晓庄师范学校造一图书馆，名为“书呆子莫来馆”。他说，此图书琯，专为用书而设，非为书呆子而设也。
陶行知在学校的墙壁上写有一横幅，以示节俭之意：“公家一元钱，百姓一身汗，将汗来比钱，化钱容易流汗难。”
徐特立在长沙一师时，提倡“不动笔墨不读书”，由此改变学生读书贪多求快、不求甚解的读书风气。
徐特立在日记（1940年2月18日）中写道：“遇着陈云峰先生（长沙城内一有名举人），从此以后我走上了读书的道路。”
陈云峰介绍徐特立看两本书，并送他一把扇子，上写道：“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也。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之门径，读此二书，终身受用不尽。”
闻一多于古文字学每有新见。某学生跟他先谈新诗，然后听他讲古文字学，不久该生便有文章发表。每当同闻一多谈后，此人总有文章发表，还说闻一多曾有此说；其实是错的。他人问闻，为什么不揭穿。闻只是一笑，不再往下说了。
吴景超在清华指导课上说：“学社会学的人，最好是做县长。”
章铁民教书有独特的解释，如庄子《逍遥游》，他解释为上海话“自由自在白相相”。
雷海宗讲清朝捐官制度，说补缺取决于二：一是捐钱之多寡；二是仪表之优劣。在仪表方面，当时没有照片，也不时兴画像；他只用8个字作为注释说明：“同（长方脸）、田（圆脸）、甲、曰、用、由（上尖下宽）、申（中宽而上下消瘦）、中”等。讲完对学生说：“现在你们可以互相研究，看自己属于何型。如在清朝，这将决定你们的命运。”有学生说：“雷先生的脸型是由型。”雷不觉莞尔说：“不错不错，我就是由型，做官没有希望，所以只好教书。”
沈士远在燕京大学讲授国文，一学年才讲完《庄子·天下篇》，由此获得“沈天下”之称。无独有偶，马幼渔（裕藻）在北京大学讲授，一年中亦仅讲《天下篇》一篇。两人均为章太炎得意门生。
吕复（剑秋）任燕京大学专任教授，按例不能再兼他校教职。有不知者，往请其担任钟点教授。吕说：“我从前是在胡同口拉散车，谁给子儿（铜元）就拉谁；现在拉上洋大人的包车，恕不另卖了。”
邓之诚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最爱穿一件灰布长袍，外罩黑马褂，头戴一顶红疙瘩瓜皮帽，足登礼服呢布底鞋。每到上课时间，邓必定按时健步如飞地走进教室，双手捧一叠书，目不斜视，走向讲台，把书往桌上一放，摘下帽子，向同学们深深鞠一个90度的躬，然后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开讲。
邓之诚任教时，对学生的学习要求相当严，课后要求学生整理听课笔记，还要用毛笔誊写清楚，再交他审阅。
徐志摩在光华大学授课，有一次领学生至荒郊。他自己坐在坟头，学生均坐荒草间。徐说：“这里是小鸟的歌声，那边是微微的春风；这边是烂漫的野花，那边是潺潺的流水。总之，这便是诗。”
徐志摩有次上课，带来了-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边讲。他对学生说：“中国的东西并不都比外国差，烟台苹果就是好！”
赵家璧念书时，向老师徐志摩求教读书的办法。徐志摩说，“书是一张‘网’。各人都有自己去接近文学宝库的方式与途径。但要记住，你接近的正是一张层层相连、环环相扣的‘蛛网’。”
徐志摩讲演、上课有个习惯，是拿着讲稿当众宣读。他说自己这是模仿牛津大学的方式，并非不会讲演，才照本宣读的。
胡明复历任上海诸大学教授，课程繁重，从无倦意。他说：“一人若能为三人之事业，或一日能为三日之工作，如此，则不啻将其生命延长三倍。若寿至三十而殁，亦与寿至九十岁无异。”
刘伯明主持南京高等师范时，主张哲学和史学应互为表里，人类文化以思想史为核心。
陈则光治学严谨。对学生一万多字的读书报告，他的批注密密麻麻，有商榷论点的，有校对史料的，也有改正标点符号和错别字的，批注的字数同原文不相上下。
吴梅上课，全室满座。他常对学生说：“治学宜口诵笔书；由博返约，诵之熟，则可得古人之同；笔下勤，则能见古人之异。”
任凯南对学生说，你们在30岁以前，应该大胆发表一点东西，好坏没有关系；不然的话，过了30岁就难得有勇气拿出自己的东西来了。他自己就终生没有出过一本著作。
林纤（畏庐）不满学生梁鸿志、黄浚所为，多加规劝。两人亦以恶语相加。且梁自号“非庐”，黄自号“无畏”。林亦不以为然，只说：“吾不怨其叛师，而忧其叛道，终忧其叛国也。”后二人果沦为汉奸、内贼。
山西大学教授张贯三任文科学长，主张不读秦汉以下的书。每次到校讲课，必自备汽车。但开始时，却严禁学生骑自行车，于门前高悬一木牌：“不准手足并行车进门。”
林迪臣在杭州办了三座新学堂。他规定三校学生，人人必读由他编撰的《求己录》一书。此书搜集中国自古以来的殉道精神，以劝学生明于责己修身。
赵锡雷为学生开讲会计学，十几门课程由他一人包。上课时即使带书，也只是放在桌上，最多用一张纸片，写着要讲的章节小标题。他规定学生必带书，但平时不许打开，只有讲到整页表格时，才与学生一起打开书，对照着讲。
柳诒徵为毕业生张其昀纪念册题“守约”两字，认为读书不宜广，而宜专，免得浪费时间。他说：“重要的书宜分精读与浏览两类。对精读者，必须自始至终，丝毫不苟，一字一句加圈加点，虚心涵泳，融汇体察，如此方能贯通领悟。至于浏览者，仅系供参考之用，庋藏储备，随时调阅，能提要钩玄，明其大体即可。”
数学家何鲁任中国公学校长时，常有女生收到男生表示爱情的信。于是他召集学生讲话：“男女双方的不自重和不应该，这是必须注意的。”但又说：“校长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曾写过‘妹妹，我爱你’的信。”
林纾在闽学堂上课，有次讲授韩愈《祭十二郎》。他以凄楚哀抑声调，朗读头一句，“呜呼，余少孤”五字，很多学生情不自禁哭泣。此事轰动全校。讲解这五字，历时l小时还未结束，连上4堂课才讲完这一篇。
吴世昌治学注意创新，从不写无新意之作。他要求学生：“你所写的论文，如果是在现有的100篇当中，再加上你-篇，成为101篇，那就没多大意思；你所写的论文，应当是某一方面的第一篇。”
刘盼遂对学生谈读书时说：“第一是经书，第二是史书，第三是小学。”还说：“历代关于经书的注释浩如烟海，我们没有古人那么多时间，所以读书只要能读懂原文，就不要逐条看注释，不然．头发白了。一部书还没有读完。”
冯文潜教授西方哲学史，要学生张世英熟读柏拉图《理想国》和梯利《哲学史》。每读完一章或一节，都要合上书本，用自己的话把原作的大意写成读书报告，个人的评论则写在正文一侧，这样原著就记牢了。
陈子展教授国文，发现全班学生套用通用之文章公式，即戏制横额“呜呼”和联语“人生于世何也盖；由是观之岂不哉”榜之于门。并诫学生，凡作文犯此16字者，罚令重做，再犯须自打手心。全校大哗。但此后，学生亦相戒而不敢复用文章公式。
“五四”后王任叔（巴人）当小学教员，讲究设计教学法。他说：“这确实叫我演了不少猢狲戏。一个猢狲，带着一群小猢狲，这么那么的，一天演到晚，倒也十分快乐。”
吕思勉早年在青云中学教书时，每逢轮到他上课，从不叫学生去买教科书，也不专门印发讲义，全靠口述，内容处处引人入胜。学生都感到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
吕思勉在大学开宗教课，他只用3小时就把佛教大小乘教义、中国佛教主要派别在理论上的异同、得失，讲得清清楚楚。
萨孟武在南京教书时，有学生故意提问：“萨氏出自何处，何以不见于《百家姓》？”盖以其姓氏特别，来源不详。萨教授闻之说：“萨氏出自蒙古，来自元朝，不见于《百家姓》者，因萨姓高出一般百姓之上也。”某生知为所嘲，大惭。
胡适教授伦理学，主张学生多看侦探小说，因为侦探需用科学实验方法。
胡适在中国公学毕业典礼上对学生说：“你们现在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中看10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3600多页；20年可读7万页书。7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为一个学者了。”
洪业任燕京大学教务长时，为培养学生的历史感，每每第一课让学生以“我是谁”为题作报告，考查自己的族谱、历史渊源及出生地背景。
洪业在燕京大学开史学方法课；他说：只要你掌握了5个w，你就掌握了历史。5个w是（who）（谁）、when（什么时候）、where（什么地方）、what（什么事）、which（哪些）。但学生后来听到陈寅恪讲课，感到洪业还缺第六个更大的w，即why（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