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指导学生写论文，有学生论文拟名《俞曲园传考略》。洪说：“汝所定此题，大可不必，汝试往清华大学叩询俞平伯教授便知底细，何劳多事为之考略乎？”
洪业常向北平海甸（淀）旧书摊收购残缺线装书，然后分装纸袋，发给选修生，命各就所得残籍阅读，利用两节课时间入书库，究源溯流，考究手中残本性质、作者咐代，写成报告。
吴宓主张毕业论文不必多花心思考虑，而看书要紧。他在学生作业上批注：君毕业在即，转瞬服务军中，相聚之日无多，盼多置疑问难；毋负师生相迎之因缘也。
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及“硬看”学习法：“学外国文须每日不放下，记生字和文法是不够的，要硬看。比如一本书，拿来硬看，一面翻生字，记文法；到看完，自然不大懂，便放下，再看别的。数月或半年之后，再看前一本，一定比第一次懂得多。”
许地山曾向学生传授写作秘诀，他称之为“三宝”的是：智慧宝，乃天赋；人生宝，即生活经验；美丽宝，说的是语言技巧表现的思想美。
武汉大学徐天闵教授古今诗选课，一日讲曹操，说：“无怪今人之爱讨小便宜了，操云：‘生子当如孙仲谋’，曹操还讨孙权的便宜呢！”讲到王粲，又说：“王粲长相很丑，可是名粲，那只好顾影自怜了。”
朱希祖在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时，特别提倡断代史研究，要每个研究生以自己兴趣选择某一朝代史为研究范围，然后分别开列文献目录，规定要循序读下去。
汪胡桢就读南京河海工程专校时，其师李仪祉要大家为古书的“陂”、“塘”和英文reservoir（水的储存处）取一个适当名词。其他学生多哑口无言，只有汪思索片刻即提出“水库”。汪并口占一绝：从来米粟聚成仓，而今雨水也入库，蓄潦济旱能发电，五谷丰登百工富。李仪祉听了欣然同意。
顾颉刚赠语学生史念海：“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然后乃有事业可言。”史念海视为座右铭，并以此薪传勉励后辈。
马宗融在大学开讲第二外国语--法语。他以为先生讲、学生听，效果是不行的，而采用会话的方法。教书的进度，求其人懂，不求其快；学生求其精，不求人数多；平均在每小时上课时间内，得有半小时是问学生的。所以听他上课的人，不用功的也要用功了。
李青崖上课，常责备女学生化妆太浓。他说，要建议学校，在教室门口放个洗脸盆，让爱化妆的学生先把脸上的妆洗掉后，才能进来上课。
李青崖有次上课，要写一个“龟”字，忘了写法。就画了一个长圆形，内绘几个方格，成一个龟形。
华罗庚任教时，训练学生的绝招被称为“把学生挂在黑板上”。他叫学生上黑板演算，学生演算不出，就不许离开。“挂在黑板上”两个小时的，还不是最高纪录。
华罗庚曾对学生说：“我总是反对‘不要班门弄斧’这句话，应改为‘弄斧必到班门’。”
陈重寅在一次学生毕业典礼上，赠送给每个毕业生一把梳子和一面镜子。他说：“当你将梳齿向上，梳背向下，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由繁入简的系统图。无论你遇到多么繁杂的事，最好的办法是分门别类，逐一解析，万流归宗，这就是‘归纳法’。当你将梳背朝上，梳齿朝下时，看到的是由简入繁的系统图。因此，对待一切问题，应循其主干，探其支流，这便是‘演绎法’。至于镜子尤为重要。物欲横流，用镜照照自己，做到明心见性。”
马君武曾任国立广西大学校长，他善于诱导学生，常隐其意而不直言。一次，一个对国文课不感兴趣的学生请他题字。他欣然写道：“则以学。”学生说，您忘了写“文”字。马笑而答道：“你也知道国文课的‘文’字重要啊！”
马君武任广西大学校长时，一日巡堂，见某教授未来，询之，谓得急病，即召医驰治。马又进教室，询知该授有机化学，即按照书本逐段登台说教，竟较原教授讲得更为明晰。
萨本栋博士1937年任厦门大学校长时，年方35岁，所著《普通物理学》、《高级物理学》列为“大学丛书”。他调侃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据说全世界只有7个半人懂得，我勉强算得半个吧！”
萨本栋当厦门大学校长时，每星期六傍晚约请十个学生到自己家里谈话和吃晚饭，听取意见。有次，一个生物系学生反映有本英文参考书找不到，经萨过问，两天后图书馆便通知这位学生，说书已经找出来了。
钟荣光主持岭南大学，办得极有成绩。广州学生群中流行一首歌谣：“法政老（法政专科学生年纪大），高师穷，培正、一中唔中用（都只是中学），岭南大学是英雄。”
邹韬奋对学生很严厉。上他的英文课，学生第-次答不出问题，罚在原位站；第二次答不出，罚上讲台站；第三次答不出，罚上讲台上的桌子上站。
缪钺鼓励学生看课外书，要把熟读和深思结合起来。他说，“深思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探微索隐，一是高瞻远瞩”，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微观和宏观。
1926年，复旦大学聘请夏丏尊上中国哲学课。夏第一次进教室，就板书：“夏丏尊，不是夏丏尊！是教书先生，不是叫花子。”原来有些书报一再将其名误刊为“丐尊”。
1927年，王力由梁启超、赵元任指导撰写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由于时间不足，只写了两章。梁读后写了总批：“精思妙悟，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第三、四、五章以下必更可观，亟息快见。卓越千古，推倒一时。”但赵元任作眉批专找瑕疵，其中最严厉一句评语：“未熟通其文，断不可言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王读后大受感动，后六字竟成为其座右铭。
1930年曹聚仁在持志大学教授历史研究法时，凡学生选此课者，每人都赠送将出版的他写的《中国文学通史》一部。他在白纸上写了此书名，还盖了自己印章。他说，等到该书出版后，可向群众图书公司领取。然而到了1933年，因书未能出版而未兑现。
作家陈翔鹤30年代初在济南一师教书时，为了给学生提供习作发表的园地，编辑《春潮》周刊。他规定了三条选稿标准：第一稿件要干净；第二内容不许肉麻；第三所写的东西不管是怎样的浅薄，或者孩子气都可以，但至少要有点真挚的感情。
冯友兰在清华大学教书，从没有说过一句引人发笑的话，也没有闲话。抗战初，山海关告急，很多教授上课就谈时事，只有他仍若无其事地说：“上次我们讨论墨子的……”
冯友兰教学采取讨论方式，先指定读参考书，然后在课堂上提出问题进行辩论。他从不发火，或说一句轻率的话。有次某学生不谈自己意见，一再用胡适的话，冯开始不理，只驳他的话，因为那人不断“诉诸权威”。冯最后也只说了一句话：“你就说你自己的意见怎样好了，不必再提胡先生。”
冯友兰上课，用他自己写的《中国哲学史》。他每每将书后金岳霖所做的“审查报告”念一遍，又解释一遍。但他从未念放在一起的陈寅恪写的“审查报告”，因其中多有赞美之语。
冰心家的大门上贴着“医嘱谢客”四个字。但它只“谢”过一个人，他就是冰心丈夫吴文藻教授的学生费孝通。有一次费来访，走到门口看到那四个字，踌躇了一会就走了。
钱钟书少年时爱读张船山、黄仲则的近体诗。陈衍对他说：“走那条路子不仅做不出好诗，更严重的是会‘折寿’。”从此他改弦易辙，去探索风格高的诗路。
杨石先在南开大学理工学院讲授普通化学课时，身上至少带三只表：一只是背心左侧小口袋里揣着的金壳怀表，表链系在背心纽扣上；一只是戴的手表；还有一只是无链的怀表。他上课时，把无链怀表放在讲桌上看时间，但有时也看看有链怀表，有时又伸长手臂看手表，说是为掌握讲课节奏。
徐玉诺最爱和学生讲泰戈尔诗，每讲到得意处，就接连上两三节课。
徐玉诺上作文课，在学生作文簿上批：“写出来的。”他说：“作文必须写真情实感，千万不能矫揉造作。”
艾芜告诫学生：写文章不要拾现成诗句和生僻词语，而要用自己的话说出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写出自己独特的感受，这才能打动读者。
朱自清对教学十分认真，他对学生作业格式有具体规定：作业本第一页要空下来，把一学期作文题目依次写下，并注明起讫页数，以便查阅；就像一本正式出版的书的《目录》一样。
陈望道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时，曾提出，“七分学者气，三分才子气”。即应该读书时就得老实地读书，应该活动时便猛烈地活动。
陈望道反对轻浮、呆滞，因此他要学生“含蓄中活泼”，“活泼中稳重”。他还将自己的办公室交与学生管理，让他们玩闹和读书，给以充分自由，只要不触犯校规。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第一部修辞学专著，他选定此书作为教材。上课时，他首先对同学们说：“凡已买了《修辞学发凡》的都上来。你们买书时，在定价中有一小部分是出版社付给作者的版税，现在我把版税退给你们。我不收学生的版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