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吴芳吉在四川江津中学做校长。他在校门口建起一座黄河铁桥式的照墙，墙头四个桥墩上各安置一尊牛儿炮，炮口对准东方，表示抗日。每周他给全体学生讲刘宗周的《人谱》，且亲手楷书部分章节，钤以蓝印图记，发给每个学生。
范文澜在北平中法大学教书时，正值日本侵略军危及平津。他应学界要求，为大中小学生分别开有一份读书目录：小学生读明刘宗周《人谱》；初中生读《论语》、《孟子》；高中生读《韩非子》、《纲鉴易知录》；大学生读《杜甫诗集》。
石瑛在任武昌大学校长时，讲究作好会议记录，记录者必须把自己也当作当场演讲人。他说：“记录人像演员一样，先念熟剧本，不可任意杜撰，自作聪明，不论悲喜剧、正反派，男女角色一定要忘我。”有学生问：“有没有记录范本？”石答：“有，《论语》、《孟子》都是孔孟的学生追记的，这就是范本。”
曾先后担任过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称著书、教书的日子为“守寡”。
抗战初期，李达在大学当教授，他为人幽默。有学生问道：“李先生，平津是不是还是中国的呢？”他慢吞吞从容地说：“这是辩证法，因为是中国的，又不是中国的。”
杨佑之抗战初执教于四川大学，每天步行十几里上峨眉山给学生上课，虽大雪封山之日，亦准时到校。
在昆明西南联大上经济思想史课时，赵迺抟有天宣布，本学期打算点名三次：第一次不到，假定你去了重庆；第二次不到，假定你去了桂林；第三次不到，便假定你已到了滇缅公路。
陈岱孙在西南联大开经济概论课，一听到钟声，即将所讲主题，用英文书写于黑板上，讲述时，一句一义，从无废词。同学伏首疾书，下课略加整理，即为一完整的讲稿。学生认为当时昆明购书不易，图书馆书也少，如能将此笔记熟读，就能通过考试了。
陈岱孙有次讲经济学概论课，突然下起了大雨。因为房顶是铁皮做的，雨打铁皮声把讲课声全淹没了。他就在黑板上写了顶天立地的四个大字：“下课赏雨”。
刘文典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时，有次在课堂上对学生说，要把文章做好，只需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当时没有一个学生懂得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他就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世”，要懂得世故；“音”，要讲究音韵；“菩萨”，即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吴健雄收研究生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跟着她在实验室里呆4年，也没有假期。有人问：“你一年到头，和冰冷的实验仪器打交道，难道不觉得寂寞？”她说：“一个计算如果从早到晚地干十几个小时，就如一个钢琴家练十几个小时，乐在其中，其乐无穷！”
郭廷以指导学生写史学论文。他说：“‘因为’、‘所以’、‘然而’这一类的词汇不要常用，直接写下去就好了。偶然使用一次，有非常的效果；多用语气就会变得软巴巴的。”
雷海宗讲学有吸引力，一次西南联大出布告，由他讲演两汉帝王生活。大家以为讲汉宫故事和旖旎风光，把两三百人的教室挤得水泄不通。雷费了好多气力才挤上讲台，结果讲的是汉代帝王的宫廷分布和一般衣食情形。
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课本、读讲义，讲得激动时，往往走下讲台，挥动胳膊，言词密集。一些坐在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要撑雨伞。”
老舍在山东大学讲课，用语不同于他人。当他讲到皇帝、大臣，或皇宫中人役时，用一种口吻说话；但当讲到贩夫走卒、市井无赖时，口吻就会变为粗野鄙俗。使听者有如身临其境，大有收获。
老舍曾在一个学生的纪念册上题写：“对事卖十分力气，对人不用半点心机。”
30年代末期陈垣在北平辅仁大学讲授“国文”时，为使学生了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提高爱国觉悟，他对学生作文约法三章：一不准作白话文，必须作文言文；二不准用钢笔自右至左竖写，必须用毛笔这样写；三不准写简体字，必须写繁体字。
1942年陈垣在主持辅仁大学“返校节”时，见来宾中有丧失民族气节者，就在致词里巧妙讲了一个故事；说有次射箭比赛前，孔子命令子路宣布：凡是败军之将、投降事敌、亡国大夫、在敌伪做官者，均不得进场。宣布后，有些人只好溜了。有人明知他是借题发挥，也不好说什么，因为他讲的是孔子。
陈垣博览群书，记忆力超众。早年在辅仁大学任教时，其他教员都把他当活字典使用。有人比喻说：“他如知道某处地下有伏流，刨开三尺，定然能有鱼跳出来。”
陈垣某次讲述《史记·刺客列传》，在谈到荆轲刺秦王时，自己像是荆轲似的，在两尺见方的讲台上“逐秦王”，绕着讲台，转了两个圈子；在讲到荆轲被秦王砍断了腿，靠着铜柱向秦王扔出匕首时，他举手作势，也脱手扔掉了自己手中的粉笔。
陈垣治学严肃，对待备课极为认真，曾对学生说：“我对学术上某些问题研究已一两年之久，而对你们讲授时不到一两小时便完了。”他主张教师应该一面教书，一面读书。
40年代初，来新夏受教于陈援庵（垣）。一次，来在作业本上写了一个“夺”字。陈先生在批改作业时，在该字旁划一红杠，眉批道：“本无钩”。
陈垣对学生撰文写作，常告诫要注意“开头便错”，使学生无不兢兢业业。
陈垣曾对学生云，学者为了某专题到书丛里去找材料，如果只注意一点而不及其余，其实是很大的-种浪费。
陈垣曾对某学生说：“君常混用‘臭’、‘嗅’两字，何故？”学生说：“此两字仅有一口之差，甚难辨别。”陈垣说：“吁，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男女间亦不过仅差一口，而分别大矣，不可不察矣。”
1945年西南联大等校举办“五四”纪念会。会开了不久，大雨如注，秩序将乱。闻一多在台上讲话：“今天是雨洗兵，武王伐纣那天，陈师牧野的时候，也是同今天一样下着大雨。”学生们被他演说说服，顿时秩序井然。
王学文在延安窑洞讲课，讲到生产力三要素，以《兄妹开荒》作比喻，说有劳动力、生产工具，但没有劳动对象（没有种子和土地），仍是打不出一粒粮食的。
谢六逸上课，见学生有张口瞠目状，就很不高兴地说：“英雄的口多数是闭着的。你们见过张着口的拿破仑照片吗？未曾见过罢，因为他是个英雄啊！”
伍启元教经济政策课，学生因他的广东官话而难记笔记。有次，听他连续讲了“作死”多次，谁也没懂，直到他把“匠师”写在板上才弄明白。
滕茂桐上经济课，为说明新古典学派大师马歇尔的无所谓曲线，在黑板上算了很久，照理是相等的，结果算出来不等了。他自己也感到突然，好在急中生智，说：“刚才在家里算过一遍是相等的，现在怎么不等了？”
汪辟疆指导学生做旧体诗，有应熟“六山”之说。所谓“六山”是：白香山（真挚）、李义山（缛丽）、韩玉山（字渥，凄咽）、王半山（深婉）、陈后山（孤往）、元遗山（精明）。
杜宣说，老师教给他读书的方法是将书分为四类：一是心治之书，这类书要记在心头；二是目治之书，这类书浏览一遍就可以了；三是口治之书，这类书要大声读出来；四是手治之书，这类书要抄下来。杜宣认为这个读书方法是好的。
林语堂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读书，说学校专读教科书，而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书。读一部小说概论，不如读《三国》、《水浒》；读一部历史教科书，不如读《史记》。
林山腴著作从不发表。他常对学生说：“多读书，少发表；先读书，后发表。一辈子读书，终身不发表无碍。最怕老来不读书，喜欢发表。不是发表，乃是发疯。”
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时，规定新生入学后，必须有两个学期国文课读《孟子》全书与《史记》选本。
傅鹰有次上课，在黑板上写了“爱死鸡、不义儿”6个大字，学生都不解。原来他发现许多学生写名字很随便，就仿照他们写法，把艾思奇、波义耳（英国化学家）的名字分别写为“爱死鸡”、“不义儿”，以此教育学生不能乱写。
汪静之在暨南大学开课，一篇应该教一个星期的课文，他却在40分钟内教完了。没有办法，只好说些文坛掌故来填补。
巨赞任武林佛学院院长，采用开放式教学，鼓励学员多读《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他认为不读这些书，就不知道什么是世间法；不懂世间法，对出世间法的理解也就无从下手。
朱光潜曾对学生说：“博学终须能守约，先打游击后攻城。”学问“有如金字塔，要铺下一个很宽广笨重的基础，才可以逐渐形成一个尖顶出来。如果入手就想造就一个尖顶，结果只有倒塌”。
语言学家王力上课从不多讲一句废话。学生说，王先生讲课，句句都是学问。
朱德熙开汉语语法课，有时一上课就先宣布：上次的课不算，有毛病。于是重新来过。
黎锦熙认为，大学国文课的课程，除了目录学和音韵学需要老师讲授以外，其余的学科学生都可以自学。
黎锦熙在西北师院为学生开读书指导课，以张之洞《书目答问》为教材。他将原书所列的经史子集四部分别划归于图书十大类，并将书按价值高低分类，在书名上分别划圈，三圈要精读，两圈要略读，一圈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