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王国维进入京师图书馆任编辑，后为《国学丛刊》起草宣言，倡言“学术无新旧之分，无中外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
王国维未曾将武则天时公布的《大云经》残卷与佛藏传本参校，就说《大云经》是伪托。后来陈寅恪参校后，才知道它与佛藏传本几乎全部符合，从而修正了王的推论。
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讲《仪礼》，以为《周礼》是伪书。
甲骨文卜辞研究，学术界盛称有“四堂”，即“雪堂（罗振玉）导乎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观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表辞例”。
章太炎被称为“地上派”。其治学有四言：不以金文疑群经；不以赝器校古史；不以甲文黜许书；不以臆说诬诸子。
章太炎是近代经学大师。他也深通佛学，曾照《瑜伽华严经》解释《庄子》，著《齐物论释》，又尝根据大乘教理以批评宋明理学。但他受西洋学说影响甚少，于现代社会科学更不了解。他曾附和王小徐引佛法批评马克思主义学说，事实上他连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界限都没有弄清楚。
章太炎曾说，我对于中国学术求进步有三种意见：一是经学以比类知厚求进步；二是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三是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
梁启超规定工作时间不接待宾客，偶有来访者，说话不能超过1小时。其书斋门上还挂有木牌：“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
梁启超强调做资料工作的必要性。他说：“大抵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备有无数小册子和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适其有用者，即刻抄下（短的抄全文，长的摘要记书名卷数页数）。资料渐渐积得丰富，用眼光来整理分析之，便成一篇名著。”
梁启超学识渊博，但也有错误，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其中引用阿拉伯人著作，因未见原文，竟将五朝误为五代，将十世纪的中国写成九世纪。故王森然称，著书求入世界作者之林，真不易矣。
1922年，梁启超为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梁以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相比附，写起中国近代的学术复兴史，几天即草成6万字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且反要蒋为这“序”写一序。
黄侃治学，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他批评某些初学者之病有四：急于求解；急于著书；不能阙疑；不能服善。
黄侃读书，必施圈点，虽然读书数百卷，也必点完方休。死前一天，仍以《唐文粹补遗》末两卷未了，犹力疾圈点完毕，方才卧榻。
黄侃读书必动笔或加批语。他批过的《资治通鉴》，50年代在顾颉刚主持二十四史断句时，曾通过齐燕铭在陆宗达处借去，部分采入标点本。
黄侃称自己读书极快，但记忆力不佳，所以每引用一条材料，即使极熟的书，也要认真核对。在上课时他曾对学生说：“我讲小学比较‘自如’；讲经学，拿着书还怕讲错。”
顾颉刚由欧洲学成归国，拜见老师章太炎。他强调一切事物，必须亲眼看到，才算真实可靠。章说：“那么，你看到你的曾祖了吗？”顾无言回答。
顾颉刚在上海编历史课本，钻研古史，每有心得，必写信与在北京的钱玄同讨论。但钱有久不复信的习惯。一次，顾将写给钱关于讨论古史的半封信，以《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为名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借此逼钱答复。信中第一次提到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一观点，遂引起史学界的轩然大波。
1927年，顾颉刚作《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后收入中山大学图书馆丛书）。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说：“我从事图书馆古籍采购将近50年，即循此途径为收购目标，颇得文史学者的称便。”
顾颉刚自入北京大学前就开始作笔记，直到逝世前未停。朱星曾为编写《汉语史》请教他：周吴太伯何时离家，中经何地，发生何事，定居吴何地？顾略一回想，便从一柜子笔记本中抽出一本，翻开给他说：“这就是吴太伯离周入吴的路线。”
郑天挺提出，研究历史要掌握三点：因果关系不能颠倒；时间先后不能错乱；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用后来的发展附会当时。
郑天挺认为，可用几何学术语解释历史教学：小学时应是给学生以某些具体的历史知识，是一个“点”；到初中，应成为一条“线”；到高中，应扩大为“面”；大学则是让学生了解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这就是“立体”。
陈寅恪从来不以僻书吓人。他引用的书都是最习见的；却能在最习见中，在一般人习而不察中，提出新解，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陈寅恪双目基本失明后，却以20年时间钩稽沉隐，独力完成80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
蔡元培说明读书方法的重要，说，吕洞宾用手指点石成金送给穷人，但这穷人不要。问他为什么不要金子，他说要吕洞宾的指头，因为可点出无数金子。这种想法从道德上来说，固然要不得；但就求学而言，却是最不可少的。
罗家伦和傅斯年有两个相同处，一是看外国书，一是都很自负。很多稿件到他俩手里，被删改得面目全非。其中傅更严格。罗说，这使我对于自己写的稿子，也有戒心，不能不先慎重一点，才敢交出来。
陈鹤琴由美国留学回国，带回两个大箱子，一箱是大大小小的石头；一箱是形形色色的生物标本和书籍。这是他学地质学、生物学到野外实习时采集的。
陈序经以自己几十年的治学经验，认为治学首先要勤奋，要博览群书，然后就志趣选择，作专攻的准备。这也是苏东坡主张由博返约的意思。切忌太杂，不能专一，因为容易浪费时间，到头来难有成就。
黄际遇于学问别有见解，他说：“有直线之学问，有平面之学问。泛滥各科，以求广博，平面之学问也；设为专题，深入研究，登峰造极，直线之学问也。”
钱基博谓文学与哲学、科学不同；哲学解释自然，科学实施自然，文学描写自然。
朱冼认为，求学求知的要道不外三端：第一是模仿，第二是记忆，第三是练习与综合的检讨。
商承祚治学严谨，数十年按自定原则进行研究：不识之字不妄释，不明之义不妄言，不轻言音韵，特别是通转旁转之类，引用二手材料必查对原文，以免失实及断章取义。所以每有文物资料出土，商发表的研究文章往往在最后。他说：“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熊十力长期不和家属住在一起，为的是集中精力研究学问。他每天清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书桌边贴有“说话勿超过3分钟”的字条。
元史最难。故屠寄、柯劭忞的元史著作，均因疏于地理考证和蒙古语知识，未尽人意。冯承钧认为编修元史，须要：（1）了解北方、西方若干语言；（2）明了汉字古读音，尤应知元人读法；（3）名从主人。此三条缺一不可。
沈刚伯认为“通史”一定要通，从古至今都要看，而西洋史更要读。因为，研究中国的史实，有很多的问题，仅就一个国家分析是不够的。
魏金枝对婚姻学也有研究。他说，中国的结婚礼仪太复杂，而离婚却是十分简单。离婚也是人生大事，为什么离婚时就那么鬼鬼祟祟地签个字就完了呢？
吴功正把自己的治学门径概括为8个字：横征远取，水纹扩散。他说：“所谓‘水纹扩散’，就是不断扩大成果，犹如击石潭水，形成波纹扩散，涟漪荡漾；所谓‘横征远取’，即横向--门类贯通，纵向--古今贯通，把多种知识拧成一股绳，形成合理的优化结构，发挥集束型知识的优势，把哲学睿智、史学深邃、文学精美三者结合，以形成统一的论述格调。”
苏雪林自称，他一生的写作与研究，大都得之于教书所启发的灵感，如《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乃是在东吴大学教李商隐诗选而撰成；《天问》的整理，也得之于一篇上课用的笔记。
陈垣以故宫元刻《元典章》等，校勘流行本《元典章》，发现误植12000多条，由此写下了《校勘学释例》。
陈垣常对人说：“一篇论文或专著，作完了不要忙着发表，要给三类人看：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他以为这样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
陈垣校补《元典章》，在万余条错误中，选出十分之一，寻求改误之由，归纳为42例，撰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并总结为“校法四例”：一为对校法，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二为本校法，以奉书先后互证，抉摘异同；三为它校法，以它书校对本书；四为理校法，依事理而作出判断。
钱钟书对自己要求严格，每写一篇文字，必改了又改。他的《谈艺录》手稿，有人第一次看时已很精彩；谁知隔天再去看，却被涂抹得面目全非，以后不知又删了多少次才付排印。据说他还得在校样上润色文字。
钱钟书只发表类似札记、随笔性质的书和单篇论文。他在几十年前，就决定不轻易写“有系统的理论书”。有的同学劝他写部文学概论之类的书，他拒绝了。他说，那种书“好多是陈乏加空话”；即使写得较好的，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只有“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
余嘉锡17岁时得张之洞《书目答问》，读之不厌。遇有疑难，即检家中藏书分别考证，将有关文字写在《四库全书提要》书页上方，1年后遂录为l册。其后50余年岁月，写完《提要辩证》490册。
余嘉锡以为《全唐诗》是官修的书；要查唐朝李贺的诗，不如去查阅《艺文类聚》等书。他还认为，学生初学诗不宜即学李贺，称“宜从杜工部入手”。
卢嘉锡经常向人介绍老师张资琪教授所总结的“有趣化学结构式C3H3”，即对科学工作者的3条基本要求：清醒的头脑，灵巧的双手，洁净的习惯。
张舜徽批注线装本《说文解字钩注》，每页上用蝇头小楷写满，力求对每一个字提出见解。原书仅9千余字，张著却达200余万字。仅誊抄此稿就费时3年半，大小毛笔秃了50多支。
张舜徽73岁才动笔写《中华人民通史》。它打破王朝体系，以事物记载为中心，全书分为地理、社会、创造、学艺、人物等6篇。
沈钧儒看书极为细心。他曾读蒋百里名著《军事常识》，虽然本人从不习军事，但看出书中误植30余处，即列表并加说明，寄给了蒋。蒋百里复信，表示“感谢之至”。因为他不仅改正了排错的地方，连作者用语不当，及引用日文书时译文与原文有出入的字，都被更正了。
罗根泽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后来编集出版。其编制方法别开生面，他是第一个采用外国文学史的编写体例，先分类别，再依时代来论述，因而定名为《中国文学史类编》。
曹聚仁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富有戏剧性的时代：魏晋之际、唐末五代、北宋末年、南明，都是因“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士大夫在死亡线上挣扎，加上外患来矣，闹出了亡国的悲剧”。
周叔弢嗜藏书。他上课指定的课本极为难觅，不但图书馆里找不到，书坊里也不一定有。一天讲楚辞的“九歌”，他就指定戴震的《屈原赋注》为教材，学生听后都束手无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