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道可道:晚近中国学人珍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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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推举(2)

赵景深以为刘大白的旧诗词是最好的诗,在他集子里,倘使不全是最好的诗,但也寻不出一首最坏的诗。他尤其欣赏刘的佳句:“夜深长抱西湖卧,不及青年福分多。”(《滨湖之夜》)“两岸青山相对坐,一齐看我过江来。”(《雨里过钱塘江》)因此赵景深说,如张先别名张三影,那么刘大白也许可以别名刘二山了。

叶圣陶曾撰文评论曹禺和夏衍,称曹禺“慢工出细货”;说夏衍“浅吟低唱之作风,极配合绝经忧患之中年人胃口”。

曹聚仁称赞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理学》至少可以和章太炎《说名》、《说性》诸篇并驾齐驱;说钱穆治宋明理学之深入,更在章太炎谈儒之上。

林语堂最佩服辜鸿铭所译《中庸》,称之为“此真挖空心血之作,非俗手所可与同日而语”,并编入《大哉孔子》一书里。

赵浩生称全世界大学里的人,只知道中国有两大文人:一是孔夫子;一是学贯中西的林语堂。

陈敬容一口气读完师陀、柯灵改编的高尔基《夜店》,不禁称赞:“改编外国剧本而能如此鬼斧神工,真不容易。”

陈鹤琴称赞陶行知,说他虽继承了杜威的衣钵,但与杜见解不同。杜所提倡的是“教育即生活”与“学校即社会”,而陶却更进一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因此杜威也说,陶行知是我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

林纾最佩服的外国作家是狄更斯。

徐志摩对孙大雨的三百多行长诗《自己的写照》赞赏备至。他在孙赐与自己的《猛虎集》的扉页写上:“大雨元帅匠正,志摩小先锋赠”,然后回赠给孙。

郭沫若写《孔雀胆》附录,有联句称:“返国空余挂墓剑,靳况难觅运风斧。”并有附记:“余与鲁迅素末蒙面而时受斥责,虽当时受之,每有难忍之处,但今实求之而不可得矣。”

郭沫若以几天时间,读完李劼人的《死水微澜》等三部曲,说它是“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华阳国志》”,并称李是“中国的左拉”。

郭沫若曾评郁达夫的旧体诗“颇耐人寻味,真可谓名实相符,‘郁郁乎文哉’(郁达夫名文)了”。

郭沫若称柳亚子为今之屈原,并说他的草书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茅盾则称赞柳的诗为旧瓶装新酒的成功者。

柳亚子推崇屈原,建议改农历五月初五为诗人节,郭沫若致函表示赞同。

翦伯赞作义和团运动的学术报告,他说,我只是“抛砖引玉”。郭沫若却说:“我是搞考古的,根据我的鉴定,翦老的报告不是砖,是一块美玉。”

郭沫若写有《吊聂耳》一诗。陈子展以为是自有新诗以来不可多得之作,称此诗“情文兼至,余尝摘其纠疵,而仍推为绝唱”。

史东山被誉为“中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郭沫若曾用四句话评述他:“虚怀若谷的谦称;开门见山的真率;条分缕析的致密;休休有容的诚恳。”

郭沫若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是“中国文艺史上的双璧”。

鲁迅在清末写有文言小说《感旧》,写他童年的私塾生活,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主编恽铁樵在审稿时认为,此文能处处传神,还对不少句子加上了双圈。

《阿Q正传》最初在北京《晨报》发表时,原是放在“开心话”一栏的,隔7天一节。还只刊载一半时,沈雁冰就发表评论认为它是杰作,说是阿Q并不会真有这样一个人,可是到处可以碰见这样的人,他是个代表人物,就是所谓典型。

田汉认为,写农民典型成功的作品,中国一共两部:写南方农民典型的《阿Q正传》和写北方农民典型的《国家至上》。

田汉改编传统作品《白蛇传》为《金钵记》。此剧发表后一片赞扬,唯戴不凡撰文批评。田汉不以为忤,却连连称赞:“写得好,有胆识,有才华。”他还推荐这位写文章批评他的人。

郁达夫敬佩鲁迅的学识渊博。有次他听了鲁迅讲故事后,曾对他人说:“鲁迅厉害。他讲的故事,我翻了许多书,都找不到出处。不像钱武肃王还有方志可查,这回是大海捞针,更加不着边际了。”

郁达夫最喜爱鲁迅的七绝诗“洞庭木落楚天高”,称是鲁迅七绝中的压卷之作。他准备请鲁迅题写装裱,挂在书房里;但后来鲁迅写给他的却是另一首律诗。

1933年1月19日,郁达夫为鲁迅作诗一首:“醉眼朦胧上酒楼,《仿徨》《呐喊》两悠悠。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并将书就的条幅亲自送赠鲁迅。

鲁迅逝世时,郁达夫曾说:“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破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片微红的新月。”

刘大杰称,鲁迅和郁达夫是“五四”以来在旧体诗方面最有成就的。

许寿裳评鲁迅诗有四长:使用口语,极其自然;是解放诗韵,不受拘束;能采取异域典故;时常讽刺文坛短少。

鲁迅有“东方高尔基”之称,日本人比之为二叶亭四迷,而赵景深说颇似俄国契诃夫,更有人尊之为当代施耐庵。

夏衍曾称,鲁迅之后,中国杂文当推聂绀弩为第一人。

1938年,蔡元培为《鲁迅三十年集》作序称,鲁迅的学力“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然欤否欤,质诸读者”。其中“然欤否欤”原为“是否有当”,因余天民建议改写。

1927年,许钦文去杭州商科中学任教。学生们都迷恋包天笑的小说。有次上课一同学问许:现在中国的大小说家要算是谁?包天笑怎样?许钦文良久始答:“现代中国可以说没有大小说家,勉强说只有鲁迅……等几位。”

梁实秋曾说:“如果作家可以按民族分类,三百年中满洲人有三位杰出的小说作家,可称为满洲三杰:第一个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第二个是《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第三个当推老舍。”

福建《民报》记者曾在报上征答“我所喜爱的文艺读物”。郁达夫的书面回答是:鲁迅《野草》、茅盾《子夜》和沈从文《阿丽丝漫游中国记》。

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晓庄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向街巷贴出招生广告,末了有这么一行颇为别致:“学费无,膳宿杂费详简章,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小政客最好不来。”陶的办学极受陈鹤琴称赞,陈曾称誉他是“近百年来的大教育家”。

晓庄公祭陶行知。罗隆基发表演说:“孔夫子教育,一切是往后走的,目的在于恢复周朝的天下。而陶先生的教育,一切是向前走的。”

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金岳霖在《哲学评论》和《清华学报》上发表过哲学论文多篇。张申府撰文赞扬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金岳霖先生当是哲学界的第-人。”

冯友兰说,金岳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懂得近代逻辑学的人,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现代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个人。

1930年,萧友梅称赞赵元任的《新诗歌集》是十年来最有价值的,并称呼他是中国的舒伯特。

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笔调奇特,文字清新俏丽,为人性格开朗。郁达夫颇为称赞,曾赠以杜牧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郁达夫《沉沦》出版时,攻击者甚多。只有周作人为他辩护,将此书定为艺术品,与《留东外史》有异。经他评定,众论翕然而定,而郁达夫声誉为之日高。

刘海粟认为,郁达夫的诗,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除鲁迅、田汉外,能与之抗衡者寥寥;郭沫若作新诗是一代巨匠,但说到旧体诗词,却稍逊一筹。刘并称郁达夫虽无意做诗人,“但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

郁达夫熟谙龚自珍,集龚诗题《城东诗草》:“秀出天南笔一枝,少年哀艳杂雄奇,六朝文体闲征遍,欲订源流愧未知。”

周作人曾说,旧文学中有许多字在现在仍有利用的价值。好像一串“朝珠”,我们把它拆散,仍可作新的装饰。现代作家中的俞平伯就是最善利用拆散的朝珠。

周作人说:“我所见三个具有天分的诗人:一个是俞平伯,一个是沈尹默,一个是刘半农。”

艾青长诗《吴满有》中有一句是“皱纹里也充满阳光”。李又然说,这是他见到的现代文学史上写皱纹的最好的三句话之一。另两句是鲁迅的写孔乙己被打后“皱纹间时常夹些新的伤痕”;萧乾的“彼此数不清额上的皱纹”。

郑鹤声撰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年谱,乃以司马迁为中国的希罗多德,班固为中国的修昔底德。后撰《杜佑年谱》,说:“环视西洋史学家中,其地位学问与史著之价值,唯希腊史家波里比阿最为相似。”

1931年,李仪祉提出治黄河“宜注重上游”的建议。张含英却在报上撰文说,治黄河只注重上游欠妥,应上中下游并重。李读后非常称赞。两年后李出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时,即请张任秘书长。

1934年,上海某杂志征答“1934年我所喜爱读的书籍”,唐弢提了两本:威尔斯的《世界文化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

汪静之说陈望道享有三个第一,即:《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专著《修辞学发凡》的著者;中国第一本简明美学理论《美学概论》的作者。

美国学者裘斯曾说:“赵(元任)是不犯错误的。”为此,81岁的赵元任特地为裘斯的纪念论文集写了《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

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仅写了上古部分,但吴晗极其推崇。他在西南联大讲通史时,还将它列为必读参考书。吴说,这本书不仅是历史,且很有文采,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后来书中的《子产治郑》章,被选进中学国文课本。

吴晗用3天时间,一气读完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说:此书“质量不在《水浒》之下,甚至比它高。”

蒋剑人有七律《咏田横》:“五百英雄尽国殇,海云岛树郁苍苍。身无尺寸齐难霸,死有头颅汉不王。西楚灭亡项羽纪,南蛮春老尉陀乡。韩彭地下羞相见,烹狗功名事可伤。”徐悲鸿读后大为欣赏,尤称诗的前两句为最佳,由此启发创作其著名油画《田横五百士》。

40年代《春秋》杂志曾载文称,现代国内作家创作,使人读之忍俊不禁的只有两人:张天翼和老舍。老舍的作品使人笑是由于幽默,张天翼的使人笑则是由于讽刺。

40年代,《人物杂志》上M·M著文《黑格尔其人》,说:世界上最著名的研究黑格尔思想的专家只有三个半人;这半个人是中国的张真如。

黄岳渊把他数十年栽培花木的心得和经验写成数十万字的《花经》。该书问世时,包天笑,郑逸梅、周瘦鹃等十余人自告奋勇替他写序。

邓拓与袁鹰谈旧体诗。邓说现代诗人写旧体诗,他最喜欢、最佩服三位:一是毛主席,二是柳亚子先生,三是田汉同志。袁鹰认为柳诗奔放沉雄,田诗清健绮丽,而毛诗兼而有之。

李季在三边民间收集“信天游”、“二人台”,创作了《王贵与李香香》。因此孙犁称他“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生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

邓之诚专心致力于《中华二千年史》(200万字)。该书初印为燕大讲义,后为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之一种,最后在195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洪煨莲称此书:“其以正史纠稗野之诬,以稗野补正史之阙,犹万斯同季野之遗意也。”

朱光潜与沈从文是挚友。朱光潜曾说:“从文不只是个小说家,而且是个书法家和画家。他大半生都在从事搜寻和研究民间手工艺品的工作;先是瓷器和漆器,后转到民族服装和装饰。我自己壮年时代搜集破铜破铁、残碑断碣的癖好,也是由从文传染给我的。”

周振甫编辑钱钟书的《谈艺录》,原稿无目录,他便加了364个条目。因而书出版时,钱赠书扉页题字有:“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书蒙振甫道兄雠勘,得免于大舛错,则赐良多矣。”

曹聚仁初读房龙《人类的故事》,从下午一直读到天明,并说房龙对他的影响比王夫之、章实斋还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