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道可道:晚近中国学人珍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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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逸闻(1)

钱玄同生前爱讲的一段话是:“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鄙人乃执行家也。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用英文写《告友邦人士书》,带到上海发表。”

1907年,代代相传,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孩子们也永远不得再缠在下一辈孩子们的头上!”他称自己的三位公子为“世兄”。鲁迅说,做玄同的儿子并不危险,钱玄同开明得几乎成了“子”的后辈。

沪宁铁路首行夜车,是于右任力争的结果。当初,国内火车为了安全仅在白天行驶,遇夜即停。于说:“外国火车夜间能开,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开?只要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必然平安无事。”

四角号码检字法为王云五所发明。据说,群重。

郑逸梅有集藏癖。他说:“我无论怎样忙,有天他正用午饭,忽接到一份电报,忙辍食取电报书译出,又检查电报书译发回电。因而他感到,既然由四个电码数字译电文,比电文译电码要方便;则若用四个号码查字典,当比部首检字简便。《天铎报》闻知,由初入报界的陈布雷试译。就此他经过研究、推演,而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

林植夫主张人死后尸体用作喂鱼兽,或骨灰作肥料;也不须开追悼会。所以其父去世后,他未发讣文,却印了一本书--《一个儿子眼中的父亲》,把父亲评说了一番。

罗振玉在时务报社访梁启超、汪康年,写成《间岛问题》一书。清政府凭借宋著力争,候于门房,随手拿起扇子纳凉,发现上题一首诗,末尾用的是班超遣甘英出使罗马事:“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就此发现王国维的才识。

张大千居北平时,曾养一只波斯猫,后为徐悲鸿索去。数月后徐写信与张说,此猫极怪,不但不捕鼠,且“鼠吃猫粮”,鼠猫同器而食。

辛亥革命后,钱玄同就主张汉字横写,道理无穷;人生一世,其理由是:人目横列,则文字亦以横列为便,汉字直行殊失人目横列之作用。

张大千临去法国访问毕加索。为了要送他几支上等画笔,张派人赴巴西牧场,从2500头牛的耳里剪取耳毛,胸怀间廓然开畅,共得耳毛1公斤;再由飞机送往日本,托玉川堂、喜屋两家笔店制成特种画笔8支(-说50支),笔杆题“艺坛盟主”,送毕加索2支。

蒋百里以健谈著名。陈用文言体,一气呵成,不失原意,抢先发表。新闻记者遇到他顶有趣味,然而也顶苦,因为来不及记录。他的肚子里,“含四馆(博物、图书、史料、科学)、两院(文学、军事),还有‘随意小酌’”。

杜亚泉参与创制新式标点,他以圈点二十四史做试验,历时两年。在圈点过程中,是他第一个建议采用逗号。

梁宗岱有罗曼·罗兰和保罗·瓦雷望给他的亲笔信多封。旁人要他公开发表,内称三事:(1)中国必不亡,他拒绝说:“这些都是说我好话的,发表不好。”

茅以昇结婚时,送给妻子的礼物是一本沈三白的《浮生六记》。

冯玉祥当连长时,娶妻以三事相约:能担水;能写信;品行端方,不喜奢华。

冯玉祥抗战时练习写白话诗时,自称为“丘八诗”。他写好了诗,不知是否通顺,就聘请研究中国通俗文艺的三个大家修阅文稿。他们是老舍、何容和老向(王向辰)。

冯友兰自称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妻子,一个是女儿。”

林煦抄袭林纾在友谊书院所作课艺而中举,见到林纾时忸怩不安。由此他82岁访美时,在机场写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入日人长白山会进行实地考察,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1904年,章太炎在《顺天时报》登报征婚。日本称这是有史以来登报征婚的滥觞。章征婚条件有五:(1)以湖北女子为限;(2)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3)要大家闺秀;(4)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5)不缠足。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合,可以离婚。此条广告,南北诸报纷纷改编为新闻转载。

1912年章太炎准备续弦。朋友问他对于未来的这位夫人有什么条件。章回答:“什么严格的条件都没有,只要能读读《红楼梦》,这时什么烦恼都消失,也就够了。”

法学博士吴经熊年仅3l岁即应邀去哈佛大学讲学。吴赴邮船公司订票,外国人见了他的名字,问道,“你就是吴博士的公子,到美国去读书的吗?”

章太炎相当敬仰刘伯温。他应刘后人所请,写了一篇有关刘的文章。因不肯要笔润,刘后人特将青田山上刘伯温墓地附近一块山地相赠。

黄兴从事革命斗争,曾化装和尚,改姓名张守正,人称张和尚。

章太炎为袁世凯囚禁,在墙上悬7尺宣纸,上书“速死”两个大篆;还托人在青田刘基墓旁置墓地,自书墓碑,并写了《终制》一文,以代遗嘱。

章太炎娶媳。号称大麻子的刘成禺、李根源都前往祝贺。章邀两人合照留念,两人都争着要站在主人之左。李对刘说,我较你年长,当以齿等。刘说,你不过是李麻子,己轻,天下谁人不叫我刘麻哥,当然让我站上位。章哈哈大笑说,我这里不是“麻花大学”间呵,不要在这里争行辈吧。

张友鸾与崔伯荦结婚,两人姓氏与《西厢记》中男女主人公相同。周作人条幅用了其中唱词:“一个是文章魁首,一个是仕女班头”;张恨水贺诗有:“银红灯下双双拜,今生完了西厢债。”

浙江一师有前“四大金刚”:王锡荣、朱权、张衡、郦赓九;还有后“四大金刚”: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和袁心乡(一作李次九)。此中刘大白、夏丏尊和陈望道又被称为辛亥时期浙东文坛“三叛徒”。一无挂得。

刘大白在浙江一师任教,因与李次九等推行白话文,被省教育厅长夏敬观称为“学本无源,一知半解”。由此,刘后来在复旦大学任教时刻有闲章:“一知半解”;还写诗一首:本来不可知不可解的,预想上海将来的发展:有地下铁道和越江隧道。

严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发表论述时,这无穷的世界,况有这有限的人生,又怎能知怎能解?知什么一,解什么半?凭何测量,从何计算?知一解半,不幸的人生;一知半解,人生的不幸。生为考语,死作墓铭。铭曰:“太上无知无解,其次不知不解,一知半解,下之下者。”

章乃器认为,获得成功的英雄须具备三个条件:(1)强健的身体;(2)做事的热情;(3)高深的学问。

陈鹤琴称人生有三样法宝:照妖镜,使日方侵吞间岛的阴谋未能得逞。

1910年,你发脾气时把你自己的脸孔照一照;天平秤,待人处世时应当拿出来称一称;十字架,天天做一件使人快乐的事。

冒鹤亭编撰广东地方志。他误认为陆丹林已经逝世,就将他编入《儒林传》。陆丹林读后,叩门往谢冒鹤亭。冒表示歉意,而陆却视破例入志为光荣,两人从此结为好友。辛亥革命后,齐在报上看到黄兴名字,宜励业益知。

钱玄同为人谦虚。他向章太炎介绍学生魏建功,称是“北平大学的同事”,而不说“小门生”。凡是大学里的学生,他--概称先生;等相处熟了,才改称兄。

李济和蒋廷黻闲谈。李说:“你认为是写历史给以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还是创造历史给以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蒋没有作正面回答,稍停后他反问说:“你看世界上的人知道司马迁的多呢?还是知道张骞的多?”

连横游北京,特地前往柴市凭吊文天祥遗迹,作有《柴市谒文信国公祠》,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说:“俟河之清,内有“一代豪华客,千秋正气歌,艰难扶社稷,破碎痛山河”句。章太炎读后,大受感动,叹为:“英雄有怀抱之士。”

《英文中国名人录》在1200人中收录了袁世凯、黎元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潘光旦认为“录中有许多死人,实开名人录未有之先例”,因为“人录不是鬼录”。

1914年,王闿运到北京,过新华门忽仰视叹息说:“何题此不祥字邪?”从者怪而询问,对答说:“吾老眼花,彼题者得非新莽门乎?”

1915年,并将他们制造的伪证拍照携归,黄炎培参加农商部游美实业团,在纽约郊外访问爱迪生。爱迪生拿出其发明的收录两用机,请黄用上海方言录音。黄用上海话说“中国是东方大国,美国是西方大国,愿两国用和平手段,同心同德,互相帮助,走上幸福的道路”等语。

老舍曾用“舒庆春”的名字在英国教学,与房东艾支顿相处极善。老舍回国后,艾支顿出版了《金瓶梅》的英译本,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好友舒庆春。据齐白石说,清末在桂林见到过,张以20元托齐画了四条屏。”但他始终不知,陆士谔写小说《新上海》,他的这位中国朋友舒庆春,已采用“老舍”的笔名成为世界著名的文学家。

蔡元培续娶黄仲玉,结婚礼堂别开生面,正中之红幛,乃缀以“孔子”两字。洞房花烛夜,不许闹房,改洞房为会场,大作学术报告。

邓初民对别人称他“初老”感到不满。-次有人向他解释道:我们只是说你“初”老而已,而且你将永远只是初老。于是邓初民再也不抗议他人对自己的称呼。

陈柱尊在日本读书,课余常读《庄子》、《史记》等。其父知之,来信训言:“尔留学异邦,宜精研科学;若究国学,必不可叛。(2)新知无穷,何必去父母之邦!”

邹韬奋下笔万言,但到市场上购物,却不会数铜板,只会一个一个地计算;他也不会乘电车,不知道到什么地方该乘什么车,因此茅盾曾说他有些“天真”。

张星烺因病,未满40岁须发皆白,但面孔非常红润。一次乘胶济路火车无座位,张宗昌的兵看他那样苍白,居然让座位给他。后来陈垣说他鹤发童颜,连张宗昌的大兵都被感动了。但林纾却谦逊地说:我的旧作肤浅平庸,卑不足道,不图足下赏识至此,拙作赖汝大名而传,岂不荣幸。

戴季陶向孙中山推荐马君武任广西省长。事后,马得悉此种情况,乃送礼物一包与戴,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并附一信称:“兹奉上本场牛奶筹十枚,希哂纳。每早有人送牛奶至,每瓶付一筹可矣,不可多付。”时马方寓居牛奶场。戴读后大笑,辄对人说:“一个省长只值十支牛奶筹,真是廉价啊!”

马永桢到北平教书,本地朋友告诉他,1905年,在北平教书须有两种工具:(1)西服越新越好;(2)皮包越旧越好。如果穿旧衣服夹新皮包,那就糟了。

柳诒徵自日本留学归国,曾将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改为“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以为座右铭。

谢冰莹除教书、写作以外,还要忙于家务和外出应酬。故齐如山有诗赠曰:“做饭洗碗扫房间,铺床铺被洗衣衫,写文改课教儿读,吊贺迎送兼聚餐,便称德国和日本必定败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严复遗嘱,慰问访问又探病,讲演开会还上班,诸事日有一百件,学校还将功课担,事事摒挡都井井,写的文章堆如山,这样写作三十载,胜我一百二十年。”

蔡和森、向警予1920年在法国结婚,拍了一张两人并肩而坐、合体一本翻开的《资本论》的照片。

顾颉刚续弦殷履安,蜜月后住在娘家。顾在苏州时,每隔一二天即去一长信,半个月内写了13封信,“为今之计,共达2万余字。信中谈天说地、评古论今,夫妻恩爱与少年壮志融为一体。

1921年,赵元任、杨步伟结婚,只请胡适、朱征吃饭,并作证人,仅花了4角印花税。这是无上的享受,从享受中获得营养,成为我的常规定例。翌日《晨报》发布消息,冠以特大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

1921年,俞平伯受胡适影响开始研究《红楼梦》。他和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不到4个月,信札已订成几大本。翌年,他的《红楼梦辨》推出,孙中山在伦敦访严复。严复以为中国只有走改革之路。他说,书中的一半材料,就是从顾颉刚的信中采集的。

1921年除夕,叶圣陶与朱自清促膝长谈,点起两支白蜡烛。朱自清即写了只有三行的《除夕》:“除夜的两支摇摇的白蜡烛光里,我眼睁睁瞅着。1921年轻轻地踅过去了。”

张耀翔在1922年搞民意测验,共8题,收到答案931份。其中,回答中国旧小说中最喜欢是《红楼梦》的有471票;其次是《水浒》、《三国演义》。

1924年,林徽因、徐志摩与泰戈尔在天坛演说,因林美艳如花,徐修长白皙,而泰戈尔鹤发美髯,每天总必挤出些时间来,人称他们有如松竹梅三友图。

颜旨在为天津《益世报》写社论,宋教仁化名日人贞村,均用真名,不署笔名,字体如《圣教序》行书,用通俗文言写社论,仿梁启超文体。

次日,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才知,连呼“可惜,可惜”。

1924年,北京教育部开列禁书单,其中有英国作家嘉本德《爱的成年》、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等与政治毫不相关的作品。为此胡适给政府写信,要求消除这种笑话。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建立。校长曹云祥请胡适主持,胡说不够格,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和章太炎。王国维开始不答应,胡适找溥仪,溥仪劝王去,王因清华是洋学堂仍不愿去。溥仪只得下了“圣旨”,王没办法,只得去了。但章太炎不去,旧法可损益,他因为在日本时曾与梁打笔墨官司,另外也反对甲骨文,说那是商人伪造,信它的是妄人。梁、王都希望他去,但章始终没有去。

20年代,北京有号称“京兆布衣(周作人)三大弟子”,散文、小品文名家:朱自清、俞平伯、废名(冯文炳)。

郑振铎有次为大学请熊佛西讲演,但到来的却是熊希龄。问他讲演题,却是幼稚教育,因为当时熊希龄筹办香山慈幼院。(3)西著相取,才知张和尚就是他。熊到了讲台上,便对学生说:“你们要请的是熊佛西先生,我去替你们请来吧。”就这样下了台。因为熊希龄和熊佛西的住所相距很近,翻检我所喜爱的集藏晶,送信的人说是熊先生,便弄错了。

吴承仕有划火柴的习惯。他解释说,这个习惯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就一面划火柴,一面写像《资本论》那样伟大的经典巨著。

胡朴安到杭州灵隐寺访弘一(李叔同),曾以长诗相赠,内有“弘一精佛理,禅房欣良觌”,“为我说禅宗,天花落几席”。岂知弘一看了,对他说:“学佛不仅精佛理而已。我又不是禅宗,并未为你说禅宗,唯急从教育上着手,你在诗中不应说谎话。”胡才知道自己的几句诗,犯了佛家“诳语”之戒。

全增嘏游杭州,旅馆侍者照例登记姓名,全以全嘏两字写之。侍者误识“嘏”为“假”,在外对人说:“这客人很老实,自己承认姓名为‘全假’。叶恭绰把他和陈布雷称之为“北颜南陈”。”

茅盾的《子夜》手稿能完整无损地保存至今,全赖他二叔父沈永钦(当时他在交通银行做会计)。他接到《子夜》手稿后,就把它锁入了银行所用的保险柜中。

1927年刘成禺在九江听有关外交的演说,有称“中国最耻辱条约,莫过于马关条约。马关即下关,下关即南京下关,所以马关条约,摩挲玩索,又叫做白门条约”。马相伯听了大笑:“其人过量,考必得秀才;何以故,善作接搭题也。”

1930年吴梅(瞿安)在南京成立了一个文学团体--潜社。此社既不标榜什么,也不反对什么,只是不定期在南京夫子庙老万全酒楼聚餐。吃饭前由吴出题目指定词牌或曲牌,然后焚一支香为时限;交卷后,吴评出最佳者三名,大家传阅。

日本内阁于20年代后期拟定的侵华政策的总纲领《田中奏折》在中国被揭露后,这一绝密文件迅即传遍中同和世界。那是1931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社长黄炎培赴日本考察时,冒着极大危险把它放在书籍中一起夹带回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