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精选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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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我的后半生(我的一生续)(4)

搬到连杉之后,我更加认真地思考盲人的问题。据我来看,有两件最紧迫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如何使每个盲人学会一种技艺,从而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时为了使盲人彼此之间便于联络,也为了使职业调查更易于进行,应该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第二件事是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应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现有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在经过长途跋涉之后,来到我们委员会,并提出了预防失明的方法。他说:“目前,在盲人学院中的儿童大约有三分之二是因为出生时,眼睛受病菌感染而导致失明的。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因此,摩洛博士极力主张婴儿在一出生时,就应该进行眼睛的消毒,而且他还认为应该在法律上明文规定这一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希望我们委员会能积极推动社会舆论。

“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问他。他带点无奈地说:“老实说,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不名誉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这种情形连医生都无法公开说出来,报纸、杂志也都避而不谈,我当然没有办法,因此才来请你们帮忙。”原来是有这种阻碍。当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听了摩洛博士的说明之后,都同意尽力推展这项工作。

但正如摩洛博士所说的,事情可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医生和大众传播机构都成见很深,不肯轻易打破避免谈这类问题的习惯,因此都对我们表示爱莫能助。

这样过了两年,当我1907年前往堪萨斯市时,和一位眼科大夫谈到了这件事情。他说:“这种事情在报纸上宣传效果最佳。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呢?说不定他会答应让你们在报上讨论盲童的问题。”

我立刻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尼尔逊先生,但是他非常干脆地回绝了我的要求。当时我非常失望。或许是我那沮丧的神情感动了他。他很快就改变了语气,说:“这样吧,你们想写什么请尽管写,但是否刊载,由我们来决定,如何?”

我很快写了几个真实的例子送过去,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第一版上面。至此,我们的努力总算取得了初步进展。

同年,《仕女杂志》也刊登了关于同一问题的文章。我又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全国许多家报纸和杂志纷纷进行转载,讨论面由此扩大。此后,《盲人世界》、《盲人杂志》等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也陆陆续续地创办了。

我还受托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了有关盲人的论文。从此,我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稿约不断,甚至有点应接不暇,经常还得出席各种会议和演讲。我的生活节奏也突然变得匆忙起来,常常是我急急忙忙地赶到一个会场,结束后回家,另一项邀请就已经在等着我了。有时,我在同一天之内要连看到五六个会场。

此外,信函也特别多,处理信函的时间也相应增加了。由于过度的劳累,老师和我都有些撑不住,身体也累垮了。虽然我们忙得团团转,可是生活上仍感拮据,有一阵子连女仆都雇不起。于是,莎立文老师每天早上送梅西先生到火车站后,回程时顺道去买菜。这时,在家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间、收拾床铺,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得记住去把风车关掉等等。

1906年,在州长的推荐下,我担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立文老师都要坐在我身旁,用手语为我传达会议的内容。我的感想是,每位委员都喜欢做冗长无味的演讲,那些不着边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更叫人疲惫不堪,因此在担任此职四五个月之后,我便请辞了。

然而,要想真正为盲人谋福利,又必须得借助社会团体的力量,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唤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和支持。因此,我还是必须出入各种公开场合,例如去参加医生协会或其他协会的会议。为此,我必须多加练习演讲的技巧,以期在面对大众时更具说服力。

基于此目标,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理想。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研音乐理论,对人类的发声机能很有研究,我抱着碰运气的心理去请他帮忙。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过对我而言,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我们不妨试试,怀特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于是从1910年起,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住在我们家,星期日才回去。他停留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上课的时间。

我10岁的时候,莎立文老师曾带我去找过豪拉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学习发音。当时,为了让我了解声音响起所引起的振动,豪拉先生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脸上,然后慢慢地发出“arm”

的声音,并要我尽量模仿。我们就这样反复练习,可是我太紧张了,勉强发出来的声音非常杂乱。

“把你的喉咙放柔和些,舌头也不要太用力。”他耐心地指正我,应在练习发音前先使发声器官发达才对,而且应该从孩提时起就不断地练习,如此我的声音必可练得更美妙,同时也可记住更多的单词。因此,我希望聋哑教育能及早教导聋哑儿童练习发声。

怀特先生本来是抱着一试的心理来的,但他越教越感兴趣,连续教了我3年,而且其中有两年的夏天他几乎一直住在连杉。怀特老师的训练方式是从训练发声器官开始,然后练习发音,最后才教节奏、重音及声音的音质、音调。如此,经过3年的苦训之后,我终于勉强可以在大众面前开口说话了。

莎立文老师和我先是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做了一次试验性演讲。那次演讲非常费劲,我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我站在讲台上,全身一直颤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早巳拟好的讲稿就在我的喉咙里打转,可我就是发不出任何声音来。最后,终于积存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声来,此时我自己感觉犹如射出一发大炮,可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跟蚊子一般。

从讲台上走下来之后,我忍不住哭出声来,懊恼地说:“对我来说,讲话实在太难了。我这是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情终归是没有办法的。”

不过,我毕竟不是一个肯轻易认输的人,我没有因此真的丧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开始更勤奋地练习。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我的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我已经进步很多了。至此,我的梦想总算实现了一部分。

登上演讲台

由于我刚刚学会说话,还不太熟练,不太敢去外面演讲,因为我经常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不过,由于我与莎立文老师很受欢迎,因此我们才有勇气开始到各处去演讲。

我每次演讲时,总会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听众,有老人,也有小孩,有富豪,也有穷人,甚至还有盲、聋、哑等身体机能残障的人。一想到有这么多听众和我一样是不幸者时,我就会极力想方设法去安慰和鼓励他们。

莎立文老师的演讲通常需一个小时左右,这时我就默默地坐在一旁阅读随身带来的盲文书籍。她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她生动的描述,常令听者深受感动,尤其在听完老师如何苦心教导我的过程后,每个人都不禁为之动容。

莎立文老师讲完之后,就轮到我了。会有人来引导我登上演讲台。我会先将手指放在老师的嘴唇上,向台下的听众证明,我可以通过老师的嘴唇动作知道她在讲什么;然后,我开始回答听众提出来的问题。通常,我都乘机向他们表示,只要有信心、恒心与毅力,人类的潜能往往能达到某种我们难以想像的程度。同时.我也说明人类应该互助合作的道理。

令我着急的是,虽然我已经有了一段时期的巡回演讲经验,可是在说话技巧方面我的进步却并不大。我觉得自己的发音不够准确,导致听众有时候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或者是我说到一半的时候,会突然发出怪声来;有时,我的声音则显得单调而低沉。尽管我一再努力,想加以改善,但终究难以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来。

每当我想强调某句话,让听众们都能听清楚时,我的喉咙更是跟我作对,舌头也变得不灵光,几乎发不出声音来。这时,我当然又紧张又着急,可是越急就越糟,别提有多狼狈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总会想到自己的演讲太蹩脚了,而且相信只要现场有一点儿声音,我的声音就会被完全掩盖,因此感到非常不自在。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我感觉演讲现场有椅子挪动,或者外面有车子驶过的声音时,我就会突然情不自禁地变得焦虑起来。令我感动的是,听众们总是非常耐心地从头听到尾。而且每当我讲完以后,不论听懂多少,总是报以最热烈的掌声。有些人还特地上前用话来鼓励我。我的演讲固然十分笨拙,但是莎立文老师的演讲却非常精彩,大部分情况下她为听众讲述如何教育我的过程。由于她的口才很好,因此每个人都听得入了迷,有时连我都被老师的演讲所打动而忘了鼓掌。

起初,我们只在新英格兰及新泽西州附近演讲,后来就逐渐扩大范围到较远的地方去。

1913年,我们前往华盛顿演讲。当我们抵达华盛顿时,正值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前夕,所以联合通讯社便嘱托我将总统就职典礼的盛况报导给读者们,于是我得以亲历典礼的整个过程。举行典礼的当天,天空云彩漂浮,这是最理想的阅兵天气。这天,华盛顿市区异常热闹,大家都跑到高处,希望能找到一个观看阅兵的最佳位置。

军乐队走在最前面,奏着雄壮的进行曲,这一切是如此热烈。行进中的军队雄赳赳气昂昂,士兵们全都精神抖擞,观众们也都为之精神一振。

我当时不禁想着:“希望这些可爱的年轻军士们不要卷入残酷的战争中,他们只要身着整齐漂亮的军服,对着总统敬礼就好了。”

可惜没过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虽然我反对战争,可我对此毫无办法!是啊!我一个小小的人物有什么办法呢?

卡内基先生的支援

洛奇先生以前会定期寄给我们生活费,老师结婚之后这笔费用就减少了一半。本来我们希望稿费能弥补一些的,但也不能如愿。因此当我们结束长途演讲旅行,疲惫不堪地回到连杉之后,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困难了,我和莎立文老师对未来都不禁感到茫然不安。

我们的贫困并不是秘密,有人自动表示要帮助我们,钢铁大王卡内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不知从哪里听到我们的事情,他曾对我的朋友法拉表示可以赠给我们一笔款项。法拉把这件事转告我,但是我请他在不失礼节的情况下替我婉言谢绝。那时的我年轻气盛,心想即使不依靠别人,我也能生活下去。不过,虽然我拒绝了,但卡内基先生仍然非常客气地请我认真考虑此事,说只要我觉得有需要,他随时愿意赠送我一笔款项。

又过了两年,有一次我和老师去纽约,卡内基夫妇请我们去了他们家。卡内基夫妇都非常和蔼可亲,他们的宝贝女儿、人见人爱的美丽少女玛格丽特小姐当时还只有16岁。我们正在谈话时,这位小姐跑进房中,卡内基先生又爱又怜地望着爱女,笑着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小慈善家,一天到晚就在我们耳边嘀咕着,告诉我们要如何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一面喝着红茶,一面轻松地聊天。忽然,卡内基先生问我道:“你现在还不愿接受我过去提的赠款之事吗?”

我笑着回答道:“是的,我还不肯认输。”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有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想想呢?如果你能体会到对方遭到拒绝的感受时,你还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吗?”

他这些话使我感到很意外,因为我从来没想到大富翁也有他的义务。而他这么重视家人的感受和快乐,更是令我感动不已!随后,卡内基先生再次强调说,只要我有需要,就不要客气,随时可以向他开口。他又谈到我与老师的演讲,问我们要说些什么,入场券一张多少钱等等。

“我打算以‘幸福’为题发表演讲,人场券大概是1美元到1.5美元。”我这么回答他。

但是他却说:“啊!这太贵了,我想如果是50美分一张的话,将会有更多的收入。对了!就应该这样,票价一定不能高过75美分。”

我和老师仍然在继续过着演讲的生活。那年秋天,由于老师做了一次大手术,身体太虚弱而不能再继续旅行演讲了。幸好我在夏天写了五六篇文章,因此在短时间之内还不必求助于人。就这样苦撑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不得不面临投降的困境了。那是隔年的4月,我们前往缅因州演讲。我们自己开车进城,天气忽然间变得很冷。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觉老师生病了,而且相当严重。这个地方我们第一次来,人生地不熟,附近又没有朋友,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好不容易才想到请旅馆的人派车送我们回家。一星期之后,我只好写信给卡内基先生求援。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同时还附带了一张支票。他在信上说:“说实话,我觉得命运对我太优厚了。你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如此崇高而善良,竟愿意给我这种机会,使我觉得无比幸福。施与比接受更加幸福。因此,应该说感谢的是我,而不是你。”

这样一来,我和老师暂时不必为经济而发愁了。可是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令我痛心的事情,梅西先生和莎立文老师分居了。梅西先生确实也有他的苦衷,但凡事都不是那么简单,导致这种结果的,当然还有别的一些原因,对此,我也就不便发表任何评论了。

反战运动

1913年秋,我们又开始忙碌于访问和演讲旅行。在华盛顿,我们乘过摇摇晃晃的乡下电车;在纽约州,我们搭过第一班早车,这班车子每经一处农舍就停下来收牛奶,一路上不知停了多少次;我们到达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时候,刚好是洪水过后,所以路面上还有不少积水。我们乘坐的那列火车,车头上拖着一株连根拔起的树木,竟然走了好长一段路。虽然是坐在车里面,但我们仍然能感受到滔滔洪水拍打着车厢。许多死牛死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看了令人难受。忽然,一声巨响传来。乘客纷纷伸出头朝外看去,原来是一根浮在水面上的粗木头撞到了车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