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精选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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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我的后半生(我的一生续)(5)

邀请我们去演讲的有城市里的学校、妇女团体,也有乡村和矿区的组织,有时也到工业都市去对劳工团体演讲。如此深入各阶层后,我对人生又有了一番不同的认识,而且觉悟到自己过去的想法过于天真了。过去我总是这样想:虽然我又盲又聋,但仍然可以过上相当幸福的生活,可见天下无难事,只要你愿意努力去做,那么所谓的“命运”也不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损害。然而,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之所以能克服那么多困难,都是因为有别人的帮助。我是如此的幸运,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有疼爱我的父母,后来又有莎立文老师以及许多好朋友的帮助,我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可是我起初并没有深切地体会到这些。现在,我深深懂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地达成自己的愿望,环境的影响仍然很大。在看过工业区、矿区中那些贫苦的劳工后,我尤其深刻地体会到环境对一个人所造成的压力。

这种想法逐渐变成了一种很深的信仰,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悲观,只是更加强了认为人类应该自助助人的观念。现实环境固然可怕,但人类应该保持希望,不断奋斗,至于那些处于顺境的人更是有义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914年1月,我第一次有机会横穿美国大陆。这次母亲和我同行尤其让我高兴,也给我带来了不少方便。母亲很喜欢旅行,而我也终于有机会让她饱览东起大西洋海滨、西至太平洋海岸的美国大陆风光了。

演讲旅行的第一站是加拿大的渥太华,然后是俄亥俄州,中途曾转到英国伦敦,再回到密歇根州,随后是明尼苏达、艾奥瓦,就这样一路向中西部前进。母亲在旅行中的兴致一直都很高昂,只是不时担心我会太劳累了。我们能到加州也令母亲欣喜异常,因为她特别喜欢加州,尤其爱上了旧金山的海滨,经常在黄昏时徜徉于沙滩上。她一再对我表示加州的气候是如此迷人,海边风光更是令人流连忘反。

我曾和母亲一起坐汽船出海,于是她又喜欢上了那些尾随在船后飞翔的海鸥。她拿出食物来喂它们,引它们停下来。母亲还是一个天生的诗人,她用吟咏诗歌般的语调为我描述了落日余晖照射之下的金门大桥。她以崇敬的口气告诉我,美国杉是“自然界之王“,因为它的庄严肃穆比山川大海还要令人折服。

我现在一面写作,一面重温当时的愉悦,那一点一滴的快乐又浮现在眼前。我仿佛又看到“崖之家”,看到我与母亲在用过早餐后走出“崖之家”,来到奇岩林立的海边嬉戏,足迹踏遍

那些长满蓝色、黄色小花的可爱沙丘。当我站在双子海岬享受大自然的清新空气时,母亲将我拉到她身边,无限感慨地对我说:“看到如此宜人的景致,我过去的悲哀和不快全都不复存在了。”由这个海岬,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市,以及从海岬沿着海岸延展着的繁华街道。我们还可以从海岬上望见街市上的钟楼,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一班渡轮从海港中鸣着汽笛缓缓驶出。

我第二次横越大陆的演讲旅行是在1914年10月开始的,这一次是由秘书汤姆森小姐陪着我。秘书的工作一点也不轻松,演讲的联系、预约,甚至于修改日程、处理善后等等,事无巨细都必须由秘书操办。这些事情有时非常麻烦,车亏汤姆森女士很能干,她做起事来干净利落,处理问题也很有条理,还有余力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整理内务。假如没有汤玛森女土的帮忙,我真不敢想象我们将会面临什么境况。虽然我们之前从卡内基先生那儿得到—笔款项,但仍不能放弃自己认真工作的原则,再说我们的开销也相当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随便便地去各地旅行演讲了。只要一想到正在发生的战争浩劫以及它愈演愈烈的趋势,我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轻松地说出慈善的话来了。在这段时期,我经常因为梦见流血或残杀而惊醒。与此同时,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纷纷向我约稿,希望我写一些比较时尚有趣的文章,然而,我满脑子都是枪声和军民遭受杀戮的惨状,又怎么会有心思去写这类文章呢?

当时,我觉得最遗憾的是,我收到数千封来自欧洲的求援信件,可是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说得难听点,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己还要靠四处旅行演讲来糊口。我们所属的团体在这段时期,展开了热烈的反战运动,希望能阻止美国加入这场世界大战。可是也有与我们持相反立场的团体,他们为了促使美国参战不遗余力,为首的就是过去的老罗斯福总统。

莎立文老师和我都是坚定的反战人士,我们认为应该竭力避免让美国卷入到战争中去。因此,从1916年开始,我们就到堪萨斯州、密歇根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地进行反战演讲。但是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这实在太可惜了。

我们前往每一个可能的地方去表达我们的想法,有时在临时搭设的帐篷里,有时在最豪华的大礼堂。可喜的是我们引起了不少听众的共鸣,可遗憾的是,当时的报纸却多半不支援我们的立场,其中某些报刊态度的转变令人感慨万千。过去他们总极力夸大其辞,赞美我是“盲人的救世主”,或称我为“时代的奇迹”,可现在,只要我的内容稍有涉及社会或政治时,他们就大肆抨击,视我为左翼走狗。这真是让我感慨万千。

再加上社会正在热烈地传播战争思想,听众中当然也有人不赞同我们的反战观点,因此,全美各地参战思潮正在迅速弥漫。当时,我真是对这个世界失望透顶了!

短暂的爱恋

1916年秋天,我心情沮丧地回到连杉的家中,想安抚一下自己那疲惫的身心。然而,即使在连杉也不能让人觉得愉快,因为梅西先生也因为和莎立文老师分居而离开了,汤玛森女士请假回了苏格兰,只有女仆易安很高兴地迎接我归来。她把房子重新整理、装饰了一下,要我静待满园的花开,可是她哪里知道我连一点赏花的兴致也没有。最后,我想到打电话请母亲来,才多少排遣了些寂寞的心绪。

没过多久,莎立文老师因为长期的疲惫忧愁交加,而再一次病倒了。她不停地咳嗽,医生建议她冬天搬到布拉西多湖畔去疗养。可是如果莎立文老师再离开的话,这个家也就散了。我一直为了这事感到烦恼,以致无心工作,甚至不能静下来好好地思考。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人生乏味。我常常恐惧地自问:“如果老师也像我有这种悲观的想法,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莎立文老师,将会是多么寂寞无趣呀!她不在我身边的话,我一定什么事情也没办法做的?每思及此,我就更为不安。我之所以对一位青年动了感情,就是在这种极端无助的心情下发生的。

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单独在书房里思考问题。这时,那位暂时代替汤玛森女士的年轻秘书忽然走进来,用平静而温柔的态度倾吐了他对我的关怀。我当然感到非常意外,但很快就被他的真诚感动了。他表示,如果我们能结合在一起,他将随时陪伴在我身边,为我阅读,为我搜集写作资料。总之,以前由莎立文老师为我做的一切,他都能做。

我静静领会了对方这一份爱意后,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悦,几乎无法自持地发抖。我从内心里已经打算要把这件事对老师和母亲公开,可是他却阻止我说:“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停顿了一会,他又说道:“你知道,莎立文老师目前正在生病,而你的母亲又不喜欢我,如果这样贸然地就去告诉她们,可以想像得到,一定会遭到反对。我看我们还是慢慢来,以后再找机会对她们说吧。”此后,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相当美好的时光。有时我们肩并肩去森林中散步,有时则静静地坐在书房里,他读书给我听。直到一天早上,我醒来后正在换衣服,母亲忽然火急火燎地跑进房来,问我说:“报纸今天登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海伦,你是不是已经答应和人订婚了?”

母亲说话时双手微微地发抖。这时我一方面由于没有心理准备,相当惊骇,另一方面想替对方掩饰,因此随口就撤了谎:“根本是胡说八道,报纸上每次都登载一些荒唐的消息,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情。”

不仅对母亲如此说,连对莎立文老师我都不敢承认。母亲迅速地辞退了他。我现在想起仍觉得很纳闷,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何要撒谎,以致使母亲、莎立文老师和那位年轻人都感到痛苦。

我的恋爱就这样宣告结束了。

这一年虽然充满了烦恼,但毕竟熬过去了。

布拉西多湖的气候非常寒冷,老师的病情也没有怎么好转,因此12月底,老师就和汤玛森女士一起去了温暖的波多黎各,在那里一直住着。在此期间,她们每个星期都要给我写信,信上常常提到波多黎各的美丽风光、宜人气候,还兴奋地描述她们从未见过的各类花卉。就在这时候,美国参战了!莎立文老师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因此提早在4月就回到连杉。不过老师的健康却一直到次年的秋天才真正完全康复,因此,人虽然回到连杉,但仍有一年多的时间无法四处演讲。

没了工作,我们的存款当然在一天天减少。我们打算卖掉连杉的房子,另外再找一幢较小的房子。然而,真的要离开居住多年的地方,实在是令人难以割舍!屋内一桌一椅忽然间都变得那么亲切可爱,充满了感情。尤其是那张我常常在上面写作的书桌,以及书橱,还有我经常伫立面对庭园的大落地窗、樱花树下的安乐椅等,更是让我难舍。然而,离别的时刻一旦来临,也只有洒泪挥别,而把它们装在我记忆中最值得怀念的一角了。我们带着感伤与无奈离开这幢住了13年之久的屋子,心中惟一感到安慰的是,虽然不住在此地,但这幢可爱的屋子仍将对另一家人发挥它的用途。

现在,这栋房子已经换了主人,成了波士顿约丹士马狮百货公司女职工宿舍。虽然如此,但我对它仍然怀有主人的爱,因为装载了我人生中最精彩的10年,有太多值得我回忆的往事了。那里有我的欢笑,有我的泪水。更重要的是,它那是我生活过的地方,它的痕迹必定刻在我的生命力。

电影人生

离开连杉,在国内旅行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后,我们最后决定住在纽约市郊长岛的佛拉斯特丘陵区,这地方风景优美。

我们买下这里一栋外表不俗的小屋,它到处是凸出的棱角,有着类似古代城堡的外貌,我们替它取了个名字叫“沼泽之城”。

当时的家庭成员包括:莎立文老师、汤姆森、我,以及一只名叫吉兰的小狗。

经过长期的旅途奔波,我们都渴望过上安静的生活。我亲手在院子里种上了树。房子的二楼被隔出来一间,作为专属于我的小书房,房子的四面都有窗户。我开始学习意大利文,以便能读但丁作品的原文。可是,我们的新居还没有完全安顿妥当,就接到了一封十分意外的信。

信是法兰西斯·米拉博士所写,他表示有意将我的《少女时代》拍成电影,而且希望我参加。我接到信后满心欢喜,因为我认为把自己个人的这段经历拍成电影,一定可以鼓舞那些不幸的人,而且能在这个互相憎恶、充满暴戾之气的世界里引起深省。如此好的机会我怎能放过?改编后的电影名为《救济》。

现在想起来,我当年千里迢迢、不辞辛苦长途跋涉跑到好莱坞去拍电影的那股劲儿,真有点不可思议!或许是我当时太天真了,满以为自己的故事非常感人,观众在欣赏这部电影时必然会全神贯注,连呵欠也不敢打。正是那种过分的自信和自大,才使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电影公司的邀请。

奇怪的是,我当时怎么没有想到,像我这样一个身有残缺的人,又怎么能担任电影的主角呢?一般的女明星莫不身材健美,如花似玉,而我呢?又肥又胖,长得又不好看,根本无法跟一般女明星相提并论。而且我又缺乏能赚观众眼泪,或者逗观众发笑的演技,凭什么去演戏呢?不过,撇开这些不谈,我在好莱坞的那段日子倒过得多彩多姿。老实说,我对于那段拍戏的经历一点也不觉得后悔。

那段时间,我经历了许多以前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事情,那种刺激的生活总是经常给我带来惊喜,甚至从来不知道走出大门后将会遇到什么事情。每当我漫步在开满天竺葵的小路上时,可能会有一位骑士突然从斜刺里冲出来;或者是当我走在马路上时,会遇到一辆卖冰的车子猛然四轮朝天;或者是在远处的半山腰上,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一栋小木屋被熊熊烈火包围着……

总之,来到此地以后的所见所闻都令我感到新奇有趣。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头顶炎热的太阳,坐着车子到沙漠里去,阳光下的沙漠上稀稀落落地长着仙人掌和灌木丛。当我们来到一个小小村落的拐角处时,忽然有人惊呼:“看啊!有印第安人!真正的印第安人……”

大家都很兴奋,立刻跳下车想看个清楚。果然,一个印第安人正站在那儿,边上没有任何其他人。我身旁的向导迈上前一步,请求印第安人让我摸摸他头上的羽饰,因为他的头上插了色泽艳丽的鹰羽,看上去非常神气。我惴惴不安地走上前去,并再次用手语和他打招呼。

可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印第安人以流利的英语开口道:“让这位女士尽量摸好了,多少次都无所谓。”

这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后来我们才弄明白,原来这是一位演员,他正在等摄影师,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印第安人!

汤玛森女士和我经常是天还没有亮就出去骑马。在露珠晶莹剔透的草原上,能闻到麝香草和尤加利树的清香。早上的微风是如此宜人,令人感觉非常舒畅!就这样,我在比佛利山的小路上度过了许多令人愉快的清晨。

《救济》一片终于要开拍了,导演是因《青鸟》一片而闻名的乔治·郝斯特·普拉特先生。首先进行片头摄影,普拉特先生以敲打桌子为信号与我沟通。我们工作的过程通常是:汤姆斯小姐看过剧本后,并听取导演的指示,然后把这些写在我手上,等我完全了解后,再听导演敲桌子指挥进行。

有时候,导演也会亲自在我手上写几句话,例如“不要害怕,关在笼子里的不是狮子,而是一只小金丝雀。知道吗?好的,请再来一次。”然而,导演越是这样关照我,我就越觉得紧张不安。说实话,要想在摄影机前自然地表演真的不容易,因为不论是站着还是坐着,强烈的灯光总是会聚集在身上,所以总让人觉得全身热烘烘的,汗如雨下,可是还必须注意脸上的化妆不能被汗水弄花了,否则不是鼻尖太亮,就是额头反光,那样的话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表演当中要经常补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