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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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曾国藩的官场进退之智(1)

识时务者为俊杰。

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实力,他总是受周围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是一意孤行,最后吃亏的只能是他自己。所以,一个人要知进退,识好歹,明时务,常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来此话一点也不假。

曾国藩凭着自己几十年的仕宦生涯,对封建社会官场的险恶看得最清楚,深知一入仕途人则毫无“自由”,即使是一只猛虎,也只能变成犬鼠可欺的可怜虫了。韩非子《寓言》中就有“伏虎于匣”一节,意思是说老虎在深山、在野兽中称王称霸,一入牢笼就会摇尾巴乞求同情,不论“虎性”是否改变,都不能不屈服于现实。为虎设笼不是为了防备老虎,而是要让虎入牢笼,使那些害怕老虎的人能够制服老虎。但是,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谁能改变得了?更何况,一个有抱负的人不借助权力可以说是毫无作为的。因此,出进官场之局,处居江湖之远,就十分难以决断了。

曾国藩自己对出处之际虽然感到难以决断,但凭他的老道经验还是能够掌握火候的。这里说的是对其九弟曾国荃出处之际的安排,可见曾国藩的韬晦。

曾家兄弟为大清朝把老命搭上了好几条,尤其是曾国荃攻下天京城,用曾国藩的话说是千古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攻坚战。攻占南京后,曾家成为大功臣,按曾国荃的设想,清廷应功高厚赏,自己该做个总督巡抚、享享清福了。可是,清政府对这位敢作敢为的曾九最不放心,曾国荃虽读过几年书,但学识浅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满天下,尤其是他处死李秀成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不放心,欲其速离军营而不令其赴任浙江巡抚。

曾国藩无奈,只好以病情严重为由,奏请曾国荃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以避开舆论的锋芒,解除清政府的这块心病。不出曾国藩所料,这一奏请正合那拉氏的心意。曾国藩1864年9月27日上奏,10月5日即获批准。同时,那拉氏还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关怀。这本来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暂时退避正是为了永久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然而,曾国荃在曾国藩移驻江宁那天,当着满堂宾客大发怨言,致使曾国藩狼狈万状,无地自容。为了开其心窍,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除派赵烈文专门劝慰外,还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据传,当曾国荃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放声大哭,以泄胸中抑郁之气。11月2日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屈和怨愤返回湖南,由于怨气仍未平消,终致大病一场。

是年11月初,曾国荃迫于清廷的压力开缺回籍养病,从南京启程归湘。多年征战在外,此时退隐乡间,本是休养身心的最好时机,但曾国荃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尤其是他对于清廷有意牵制曾氏兄弟的举措表示不满,不时流露出怨恨之情。曾国藩老谋深算,一再嘱咐曾国荃不要轻易出山,时局严重,不必惹火烧身,最好在家静养一年。如他在1865年4月的家书中指出:

“有见识的人士和相爱的朋友大多奉劝弟弟暂缓出山。我的意思也是让弟弟多调养一段有病的身体,在家闭门三年,再抽身而出,担当天下的艰巨大任。”进一步,他又在其他书信中具体安排曾国荃如何打发时光。一是修身养性,不要干预湖南地方事务,“弟弟平素的性情就是好打抱不平,发泄公愤,同时又对朋友情谊深厚,非常仗义,这个时候告病在家,千万不要对地方公事干预丝毫。”二是趁休闲之际补攻讲求诗文奏议之学,“弟弟以不善作文章而为深深的耻辱,……眼下用力于奏议文章的学习,也应当稍稍具备当年发奋拼命的那种精神”。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嘱咐曾国荃趁空闲时间,读些有关文史方面的好书,以加强自身的学识素养。同时,又寄去历年所写日记,希望曾国荃等明白他在外受苦,即所谓“近来衰惫之状”,以使他更加安心在家教育子侄辈读书做人。在曾国藩的耐心开导之下,曾国荃耐着性子终于在湖南老家呆了一年多时间,清政府曾诏谕他出任山西巡抚,他硬坚辞不受。1866年2月下旬,清政府又颁诏命曾国荃改任湖北巡抚,并帮办“剿捻”军务,此时,曾国藩认为时机已成熟,力促曾国荃出而任事:“唯决计出山,则不可再请续假,恐人讥为自装身份太重。余此信已为定论下次不再商矣”“君恩过厚,无令外人疑为装腔做势也。”于是,曾国荃决定再度出山。

裁撤湘军为避嫌。

攻克天京,曾国藩兄弟功勋盖世,为了显示天恩浩荡,天京城内余烬未熄,尸骸尚存,清政府就对这班功臣们颁发了赏赐。曾国藩官封太子太保,授爵一等侯,世袭罔替;曾国荃官封太子少保,一等伯;其他攻城的将领也都有爵尉封赏不等。汉人封侯,清朝仅此一例,兄弟同日封伯侯,可以说是旷古未有的殊荣,曾国藩对清廷感激涕零。

然而就在殊荣背后,清醒冷静、目光深邃的曾国藩还是看到了自己危机四伏。

曾国藩出身贫寒,只是汉族的一个中小地主。这在重满轻汉的清朝,其地位是相当低下的。他之所以后来能平步青云、跻身六曹,除了有自身的努力外,主要是靠穆彰阿的举荐和提携。道光皇帝死后,穆彰阿被罢,曾国藩也就失去了靠山,所以在整个咸丰年间,他一直都很不得意。创建湘军之初,就不断受到某些大臣的攻击,在攻克武昌之时,又失巡抚一职,后来一直没有得到他梦想的封疆大权,致使处处碰壁,这使他心灰意冷,几乎愤然不问世事。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瓦解,清廷不得不转而依靠湘军,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慈禧掌权以后采取了更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外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迅速扩军,其嫡系部队由两万速增至五万,各路湘军总数三十万人,曾国藩能够直接指挥的就有十二万之多。三千里长江无一船不挂曾字旗。这就不能不使清政府心生疑惧。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历代君王都是如此。

其实如今贵为甲侯、权绾两江、声动四海、名重五岳的曾国藩也不是没有想过做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赵匡胤。但就条件来说,无论是政治条件还是军事条件,他当时都不具备。首先是政治上,他虽然因为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而获得地主阶级人士的一致赞扬,但其威望远没有达到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程度。其次在军事上,虽然眼下湘军兵力在苏、浙、赣、皖南等地,占绝对优势,但官文、冯子材、都兴阿都环伺四周。尤其是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虎视眈眈,只要湘军稍有反叛端倪,他们便会四面包围。还有湘军内部的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位列督抚,战功显赫,对曾国藩的不满情绪早已暴露,而朝廷又竭力笼络他,有意扩大内部裂缝,从而达到分化湘军的目的。李鸿章虽然与曾国藩的关系亲密,但他对曾国藩并非一片愚忠,他只会与其共荣,不能与其同辱。一旦曾国藩起兵,李鸿章只会按兵不动,坐观战局,一有不利,立刻便会倒戈。

对于这些情况,曾国藩看得比谁都清楚。尤其是他也看清了自己的九弟曾国荃,即使起兵能侥幸成功,黄袍加身也难保这个心高气傲、倔强狠恶的曾老九,不会做烛光斧影千古之谜的赵光义。

因此,考虑再三、权衡得失之后,曾国藩只能走自剪羽翼的道路,以清除清政府的戒心,保住自己功臣之名、侯爵之位,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为此,曾国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裁撤了一部分湘军;其次,又奏请朝廷停解厘金;接着又陈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这三项围绕兵权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大大消除了清政府的戒备,缓解了他与清政府的矛盾。

这样,曾国藩在占领天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将自己嫡系五万人裁撤一半,仅留下两万人驻金陵(天京,今南京)、芜湖、金柱关等地。为了重振封建教化、笼络江南士子,曾国藩又下令修复江南贡院,并于当年举行乡试,得到了江南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拥护。

湘军共同创造的,也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全力配合、双手奉上的。历史的教训,正寓于其中。

筹建水师保湘军。

如果把湘军作为一个总体或者集团来对待,那么,湖南新宁应该是湘军的发祥地;如果把范围缩小到由曾国藩创建、并由他指挥的那一部分湘军,那么,湖南衡阳则是它的发祥地。从曾国藩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衡阳的那一天开始,到他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从衡阳出征的时候结束来计算,他在这里待了整整五个月。

咸丰三年(1853年),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支新式地主武装湘军产生了。按最初的计划,曾国藩只想编练一万人,但因他的号召力很强,军饷发的也高,很快湘军人数便超过了这个数字。

陆师的编制是:塔齐布、罗泽南、邹寿章、周凤山、储玫躬、曾国葆、朱孙诒、邹士琦、杨名声、林源恩各领一营,每营五百人,共是五千人。王錱一人原领六营,约二千四百余人,曾国藩命其缩编为三营、一千五百人统带,王錱不服,率军投湖南巡抚骆秉章而去。

水师的筹建稍晚于陆师。1852年底,太平军进攻益阳、岳州,得到大批船只,遂建水师。后由武汉攻南京,千船万舸,蔽江而下,控制了千里江面。迫于应付太平军的水师攻击,咸丰三年,清政府饬令湖南、湖北、四川造船练兵。湖南巡抚骆秉章自认建水师困难,没有进行,而郭嵩焘亲见太平军的水上作战,往来迅捷,遂建议江忠源再度上书,要求清廷拨款造船,编练水师。咸丰准奏,命令广东购置洋炮,两湖、四川造战船,建立水师,对抗太平军。

咸丰三年(1853年)冬初,曾国藩奏请拨款四万两,在衡州建立造船厂,日夜赶造战船。他请来广西同知褚汝航、岳州守备成名标督造船只,从广西速购大批木材。到咸丰四年初,湘军水师成军,共有战船三百六十一号,有拖罟(gǔ,大纲)大船一号、快蟹四十号、长龙五十号、舢板一百五十号、改装渔船一百二十号。船上共装大炮四百七十门,新式洋炮三百二十门。

水师成军之初,人数与陆师相等,也编为十营,官管由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彭玉麟、杨载福、龙献深、邹汉章、诸殿元十人担任。水营的招募从时间上看虽不太迟,但招募过程却很曲折。本来湖南之衡州、郴州、桂阳、永州一带多有习水性之人,也乐于应募,但曾国藩却不愿在那里招募。其原因一是陆师多在湘乡一带招募,水师也想在那里招募;另一原因是湘南一带多次发生起义,会党势力很大,曾国藩也不敢在那里招募。湘乡的壮丁多已参加了湘军和地方团练,又不习水性,所以不愿受招。但曾国藩利用各种关系,日夜说服动员,正好湘乡一带发生旱灾,百姓受灾生活困难,湘军的待遇又好,所以才纷纷投军,使水营也较快成军。

水师的营官招募也很困难。在刚刚开始创立的时候,曾国藩并不知道筹措水师需要做哪些工作,于是就四处咨询,幸赖彭玉麟、杨载福出为营官,才使水师成军,而二人终成湘军名将。

彭玉麟是清末的一个传奇人物,年轻时被传为刚直而又多情的“奇男子”,投军之时被称为“不怕死,不要官”的名将。

彭玉麟,字雪琴,衡阳人,即衡州西北蒸水之滨的衡阳县人。幼年丧父,家贫,随舅父去安徽芜湖读书。外祖母有一养女小梅,与玉麟年龄相仿,舅父无子女,玉麟与小梅犹如亲兄妹,深受长辈的喜爱。玉麟与小梅虽辈分有别,玉麟称之为小姨,但全家上下只此一对小男女,并无辈分之别。玉麟与小梅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处甚洽。玉麟每天上学,小梅都给他准备好文房四宝,送出门外;每天放学,小梅总去接他;晚上玉麟读书,小梅为他掌灯,添油;玉麟爱画画,小梅为他研墨、铺纸。

时间一天天过去,玉麟和小梅一天天长大,纯真的情谊在这对小男女之间坚实地、一点一滴地滋长起来。他们虽都知道双方并无血缘关系,可是名分上的小姨与外甥怎好成亲呢?爱情的力量太不可思议了,玉麟17岁那年,衡阳传来凶信,祖母病故,他是长孙,必须回去尽孝。就在那苦苦分离之际,爱情之花抽蘖而出,小梅羞面如花,赠给玉麟一个鸳鸯荷包。玉麟紧握小梅的双手,吐出了藏在心里好久的爱慕之情,坚定地说:“等着,我回来娶你!”

可是,彭玉麟回到衡阳,家境贫苦,母亲靠纺线供玉麟读书,无法拿出返回芜湖的川资。一别七年,直到外祖母病故,他才得以再次去芜湖,而这时小梅已经埋骨斗笠岭很久了。

彭玉麟在外祖母和小梅的坟前呼天抢地,悲痛欲绝。他以泪水和墨,写了悼念小梅的诗,其中一首是:

“少小相亲意气投,芳踪喜共渭阳留。

剧怜窗下厮磨惯,难忘灯前笑语柔。

生许相依原有愿,死期入梦竟无由。

斗笠岭上冬青树,一道土墙万古愁。”

此后,他誓不再娶,母亲每逼问,唯一语:“男儿功名未成,何谈婚事。”好在弟弟已成家,并生有儿女,母亲遂不再催问。但是,彭玉麟仅在十几岁时即中了秀才,以后再未赴考。他开始在衡阳绿营副将手下充掌书记,又为一富商看守仓库;有空即读《公瑾水战法》,又最爱画梅,几案箱笼,所处皆满。到曾国藩练湘军那年,彭玉麟已三十七岁了,仍是单身汉。

咸丰二年(1852年),耒阳地区发生武装暴动,情势危急,守城官募兵无以应,当时彭玉麟仍在耒阳富商家受雇,他当机立断,发主人库存募勇守城。事息,城官保之为绿营把总,彭玉麟一笑置之,并不受赏,被传为士林中少见之英杰。

曾国藩打听到彭玉麟的为人处世,尤其是得知此人熟读《公瑾水战法》,生在蒸水之滨,水性好,跑马射箭、枪法、拳术也都有功底,曾临战之功而不受奖赏,于是派人请他参加湘军,做水师将领。曾国藩几次派人去请,彭玉麟也不受命,后来曾国藩就仿效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亲往彭玉麟处相请,曾国藩见这位年近四十的汉子,依然长身玉立、英迈娴雅,十分敬佩,乃温言相劝,多方激励,方请得彭玉麟出山,做了水师的一个营官。

杨载福,又名杨岳斌(投军后因避咸丰之名载淳讳而改),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祖、父皆行武,有战功,父为游击官衔。居湘江滨,水性极佳。早年入行伍,参加镇压李沅发起义,升为千总。曾国藩办水师,把杨自长沙绿营中调为水师营官。

彭玉麟、杨载福入水师,为湘军水师的建设大出其力,成为湘军水师齐名的两个统领。彭、杨等水师营官每日抓紧指挥兵士练习水战,至1854年2月,湘军水师终于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