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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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曾国藩的官场进退之智(2)

此时,太平军先于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在南京建都,5月出师北伐和西征。西征军沿江西进,攻占安庆、九江、汉口、汉阳,江忠源向皇帝奏报,请咸丰下旨让湘军出师作战。几次催促,曾国藩皆以水师未成、船炮不齐、编练未就而拒不出战。咸丰几度下旨催逼,曾国藩提出一个三江、两湖数省军队统一部署、联合行动的战略计划,遭到咸丰的斥责。原来,咸丰此时并不知曾国藩的长远谋略,亦不知湘军水陆师的实际情况,催他作战,也只是以为湖南乡勇可用,让他配合绿营。岂料曾国藩不仅不出,反提出数省合防的战略计划,便以为他口出狂言,下旨斥责说:“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曾国藩接旨,既愤激,又惶恐。愤激者,以为两年前自己的犯颜直谏,咸丰仍耿耿于怀,且不理解他编练军队的“血诚”;惶恐者,太平军势力浩大,绿营军三年的惨败,他若率师作战,是否能胜,确无把握,若一旦失败,就真的是贻笑天下了。

所以,越是这么想,皇帝越是催得紧,他越是不出战。

然而不久,自己的师友江忠源、吴文镕先后败死,内外压力和愧疚之心使他再也沉不住气。

吴文镕是曾国藩考进士时的阅卷大臣,是他的恩师。先为贵州巡抚,太平天国进攻长江数省时,又调为湖广总督。西征军攻武昌,吴多次向曾国藩求援,亦向咸丰大力推举曾国藩的水陆师情况,曾竟不赴援。咸丰四年一月十五日(1854年2月12日),吴领军在黄州堵城与太平军大战,军溃,吴文镕投水自杀。

吴文镕死前还给咸丰上疏,认为皖湘数省,只还有曾国藩一军可战,并写了一封遗书给曾国藩,让他好自为之。

后来,长沙有个叫黄冕的人给曾国藩提议道:“长江上下千里,港汊极多,敌船容易藏匿。因此,最好每营都添十艘小战船(即三板),这样就便于在港汊中搜寻敌船。”曾国藩对此非常赞同,于是就开始对水师的编制进行了如下的调整:每营配制快蟹一艘、长龙十艘、三板十艘。人员配制如下:快蟹配二十八名桨工、八名橹工,长龙配十六名桨工、四名橹公,三板配十名桨工。正是这样的水师配制,才能够使曾国藩在日后对太平军的作战中取得胜利。

羽翼未丰莫轻动。

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或在不足以致胜的情况下出兵,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曾国藩早在京城为官时,深研《易经》,对“潜龙在渊”尤为注意。他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抗清廷圣旨,而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击败,见死不救,可以说把事做得够绝情了。

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廷和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战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一时形成“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局面。

其实,清廷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以为湖南乡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绿营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这也是过去常有的事,决非要他充当主力、独力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重任。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处处以四合防为词,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因而,咸丰皇帝再次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此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谕”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人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与座船一起丢失),与咸丰皇帝的“朱谕”一起保存,“同志恩遇”。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接到吴的信函后仍不想赴援,只是由于王鑫誓报江西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积极要求赴援湖北,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后来一接到“武昌解严,暂缓赴鄂”的谕旨,便乘机取消了王鑫赴鄂之行。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皆复函拒绝,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轻发的道理。吴文镕终于被曾说服,虽自度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而出,还特致书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分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

当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亦拒绝出征,仅派刘长佑和江忠睿率一千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江、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这对曾国藩是个沉重的打击。江忠源在曾国藩诸门生中,办团练最早,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概交江忠源指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不料未待出征而江忠源毙命,这无异于砍去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使他明知自己不善带兵而又不得不亲自出征。吴文镕的死对曾国藩打击更甚,吴文镕身任湖广总督,既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是他强有力的后台。若吴文镕仍在,处处有人帮他说话,或许不至陷入后来那样的政治困境。可见,曾国藩坚持不轻易出省作战的方针,虽然使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曾国藩深通天道盈缩、洪荒变换的道理,他常常告诫诸将说:“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决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懦弱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敌人向我进攻,经过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在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

这个世界是凭实力来讲话的,没有实力就没有发言权,这是现实世界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因此,一个人成大事必须懂得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在自己实力不够时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不可锋芒毕露。

曾国藩最讲究谨慎守拙。在军事上,他专在“稳慎”上用心,最戒浪战。而在官场,曾国藩则讲究“藏巧于拙,用晦而明”,避免才华过露,招人嫉妒。尤其是在湘军击溃太平军、名震朝野之时,曾国藩更是战战兢兢,避免因此招致祸灾。

曾国藩深知官场险恶,故凡事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有退路,此为其反败手腕之一。他认为平定大功足以“千古”,其他则听之任之,而关键是怎样收场。他认为:“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意思是:我曾观察《易》经中讲的道理,考察盈虚升降的原因,才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缺陷。

激烈碰撞,两败俱伤。虚虚实实,攻其不备,乃为高手所为。曾国藩主张“以虚应实,心神不乱”。积聚心力,放眼红尘,是圣人所为。

君子才华不露,聪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这大概可以形象地诠释“藏巧于拙,用晦而明”这句话的具体涵义。很明显,这里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在名震朝野之时要懂得藏锋露拙,明哲保身,切忌锋芒太露。

“慎独”是曾国藩人生哲学智慧的最好体现。曾国藩一生谨慎处世,藏巧于拙,小心交际。曾国藩曾曰:“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他在给自己弟弟的信中说:“择友须慎之又慎。”

“慎之又慎”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曾国藩在行为上求“稳慎”,在言论上反“不慎”。人世如此艰难,曾国藩不得不处处谨慎小心,避免锋芒太露。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一副名联,也是很好的格言。吕端是宋朝的名宰相,看起来笨乎乎的,其实并不笨,这是他的修养,在处理大事时,也是绝不糊涂的。而诸葛亮则一生谨慎,是学谨慎的一个好榜样。

事事谨慎、时时谨慎,是曾国藩人生的一大特色,特别表现在他择友、说话、为官、处世四个方面。

择友须慎。1843年2月15日,曾国藩在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没有朋友不行,有坏朋友更不行。因此,择友不可不慎,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曾国藩任京官期间,广交益友,与京中名士倭良峰、何子敬、吴竹如、何子贞、江岷樵等数十人交往甚密,获益良多;带兵之后,与胡林翼等人结为至交,世传《曾胡治兵语录》中曾胡并提,也可见二人关系颇好;曾与学生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虽名为师生,实则私交也不错。左宗棠与曾有过矛盾,但曾去世后,左宗棠在挽联中写道:“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这是他们友情的最好见证。曾氏之所以能“武功灿烂、泽被海内”(蔡锷语),与他广交益友是分不开的。

孔子对“朋友”的解释是“同学为朋,同志为友”,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同学的含义有所变化,但他把朋友分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这与今天没有什么不同。孔子说:“同正直、讲信用、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有好处;同阿谀奉承、当面恭维背后诋毁、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便有坏处。”因此,择友应当谨慎。颜之推说过:“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故君子必慎交游焉。”墨子认为人性如素丝(白丝),染于青色为青丝,染于黄色为黄丝,放进不同颜色的染缸里染过后,就成为不同颜色的丝了。不只白丝如此,“士亦有染”,染于良友,跟着学好;染于不良之友,跟着学坏,“故染不可不慎也”。不仅君子择友须慎,一般人也如此。荀子说:“匹夫不可不慎于取友,友者所以相佑也。”

说话须慎。曾国藩要求弟弟要慎于言,并引用孔子的话,让弟弟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情况掌握得不确切时,绝不妄下断语,评头品足。这是曾国藩越过满汉矛盾险滩的一贴妙药。

这段话的背景是:1860年春夏之交,英法两国以“修约”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于4月22日占领舟山,5月27日侵入大连,6月8日侵入烟台,8月1日占领北塘,8月21日夺得大沽口炮台,24日攻入天津,9月18日攻陷北京东面的张家湾和通州,21日进至距北京只有数十里路的八里桥,次日,咸丰帝被迫到热河“避暑”,只留下弟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驻守北京。这次英法联军攻取北京,完全是由于僧格林沁及胜保所部兵败所致。国弱被人欺,马瘦被人骑!僧部在天津、通州各役,虽均惨败,但确是“挟全力与逆夷死战”。曾国荃得知兵败的消息后,对僧王很是埋怨,并称僧王已不被皇上重用云云。曾国藩严厉地告诫弟弟不要乱讲,一则这不利于缓和满汉矛盾,二则曾国荃之言确有不对的地方。细想当时天津、通州各仗,僧部均前赴后继,牺牲惨烈,假若将士们装备稍好一些,必会有另外的景象。今日圆明园的断壁残垣,正是在告诉人们这段历史,不停地警示后人:落后就要挨打!

为官须慎。曾国藩曾对其弟曾国荃说过:“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中外指目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对于功名利禄,曾国藩追求“花未开全月未圆”,不使之盈满,而应留有余地,他又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宜从畏慎二字痛下功夫”。这些话都反映了曾国藩身居高位,但仍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

对于“畏慎”二字,曾国藩说最应该畏惧谨慎的,第一是自己的良心,他说过:“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第二是“左右近习之人,如巡捕,艾什,幕府文案及部下营哨官三属”。第三是公众舆论。畏惧这三者,自然能做到为官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