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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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曾国藩与人合作的智慧(2)

1860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由温处道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三千,进驻兵家必争之地徽州。至徽州不满十日,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及至他回到祁门大营,也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这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参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

后来,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辗转波折,欲复归至曾的门下,曾国藩则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他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与效率差,这两个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正是因为曾国藩用真诚来打动对方的心,所以他才既有邵蕙西、李鸿章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这也是他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交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这几句话,不愠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处世交友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待人以诚,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改正自己的过错,并且从不苛求于人,那么他就能够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他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而使自己取得成功。而那些不能够待人以诚的人,就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就会成为飘流孤岛之上的“鲁宾逊”,事业的发展就会失去许多良机,成就伟业就只可能是一种妄想。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的“待人以诚,天下归心”的关系绝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借别人的力量成就自己。

历来有远见的智者都认为,为官治政,以善用人才为大学问,因为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终究有限,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才能成就大的事业。荀子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善借助于物力尚且绝江河而致千里,何况善于借助人力呢?曾国藩则是以借人之力为力,并放到自己的用人学问中。

曾国藩对于个人在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明确的认识。他说:“细想古往今来,亿万年无有终期,人们生活在这中间,数十年只是须臾瞬息。大地数万里,不能穷极,人在其中休息游玩,白天犹如一间房子,晚上犹如一张卧榻。古人的书籍,近人的著述,浩如烟海,人们一生所能读的不过九牛一毛。事情复杂多样,可以获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万条,人们一生中力所能及之时,不过如太仓一粟。知道上天悠悠无穷期,自己的生命非常短,那么遇到忧患和非常不顺心之事时,应当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宽广,而自己在大地中占据的位置非常小,那么遇到荣耀名利相争之时,应当退让三分,以柔道处之;知道古今人们的著述非常丰富,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陋,那么就不敢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并以谦虚的美德而保持它;知道事情复杂多样,而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就不敢以功名自矜,应当思考推举贤才而一起去完成伟大的功业。如果这样,那么自私自满的观念就可渐渐消除了。”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不论是智慧绝顶者,还是大仁大智者,都是有缺憾的,不可能完美无缺;相反,愚笨至极的人也有可爱之处。本着这样的想法,尤其是他认为自己属于“中材”,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更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有什么疑难问题,曾国藩都让他们出高招、献良策。

在同幕僚长期合作共事的过程中,曾国藩经常以各种形式向他们征求意见,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时尤为如此。有时幕僚们也常主动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以供其采择。

幕僚们提出的意见,无疑会对曾国藩产生重要影响,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如他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水师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这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之关键。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围困长沙,官绅求救,全赖湘军,而羽翼尚未丰满的湘军能否打好这一仗,事关存亡。曾国藩亲自召集各营官多次讨论战守之策,又在官署设建议箱,请幕僚出谋划策。他最终采纳了陈士杰、李元度的建议,遂有湘潭大捷。咸丰十年(1860年)秋是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帝出逃前发谕旨令鲍超北援,曾国藩陷入极难境地:北上勤王属君国最大之事,万难推辞,但有虎将之称的鲍超一旦北上,兵力就会骤减,与太平军将难以对峙,自己多年经营将毁于一旦。于是,他令幕僚各抒己见,最后采纳李鸿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策略,渡过一次危机。不久,下安庆,围天京,形成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优势。而那些闻旨而动的“勤王军”,劳民伤财,却贻笑天下。其他方面,如曾国藩采纳容闳的意见,设“制器之器”,送有识之士出国留学,使他成为洋务派的领袖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曾国藩是以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众人相勘之益,也多次写信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如法炮制。他说左宗棠的气概和胆略过于常人,因而希望能与他一起共事,让他来帮助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他还劝曾国荃“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且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其后曾国荃屡遭弹劾,诽议也多,曾国藩认为是他手下无好参谋所致。

在谈到用人才时,曾国藩特别强调了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曾国藩就八类主要人才,进一步论述了他们在应用中的优势与不足。

1.“王化之才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

王化之政,也就是以德行教化为主的政治。提倡以德为主的人,属于清谈家一流的人才,他们适合做全面的统辖工作,而“以之治小则迂”。譬如说一个人总想做大生意,但资力不够,小生意又不愿做。这样,他做生意赚不到钱,娶个老婆,他又看不起,以平常人而言,这个人实在是够无能的了,在这个时候,有几人能知他的王化才干呢?

以小人的斤斤计较来面对国家大政,那也是一种“迂”,闹下的不只是笑话,而且是巨大的损失,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在他们当权时,是很难四平八稳地把国家引上繁荣富强道路的。

2.“器能之才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益”

精明强干,德、术、法都倡导,但主张与力度都不够强的人才,是独当一面的器能之才。他们有精力和智慧去开创局面、治繁理乱,比如在民智尚未开化的地方,由于民风野蛮而缺少正常社会秩序,不用强力手段去征服,只用一味的文明说教,多半会越治越乱。器能之人可能会以暴抗暴,先把恶势力和恶霸除掉,使当地人得到实惠,让他们慢慢接受文明教化,那么地方就会日渐平安、富裕了。

3.“策术之才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